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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收藏热潮的兴起，景德镇的国家级陶瓷大师们，作为中国陶瓷艺术传承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开始为世人所知、所敬。而在这些声名显赫的陶瓷国大师背后，还有一位艺震中外、享誉世界的陶艺泰斗，作为景德镇陶艺创新的巅峰代表，开创了一片的新艺术天地。 他，历任首届（1988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委、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委、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委、首届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评委……；他，独行于陶艺创意创新之路60余年而不辍；他，两次在艺术圣殿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他，荣获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他，成为了中国陶瓷艺术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符号。 他，就是周国桢。 景德镇千年传统的“叛逆者” 时间回到半个多世纪前，1954年。 很难想象，当时是怎样的一腔热血，让刚从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并获得留校资格的周国桢决定下到基层，来到景德镇。要知道，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可以称之为“天之骄子”，何况从最高级别美术院校毕业的周国桢？ “艺术最害怕的，是失去生活体验，脱离群众，脱离生活。我不想一辈子都在花圃里工作，我要和最基层的工匠、手艺人、乃至普通老百姓打交道，从中吸取艺术创作的灵感”。周国桢追忆往事时，如是说。 于是，他怀着自己的艺术梦，没有任何犹豫，一头扎进了景德镇这个千年瓷都，他希望，凭借景德镇当世仅有的陶瓷文化传统和工艺积淀，为自己的艺术之梦插上翅膀。 作为第一个接受系统、专业的美术理论和实践教育的科班艺术从业者，周国桢“空降”景德镇后，迎接他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堵看不见的高墙。 景德镇累积千年的陶瓷文化、艺术财富，有时候却成为厚厚包袱——自从成为官窑所在地之后，景德镇开始失去了艺术创新活力，仅仅沦落为宫廷造办处的“来稿打样加工作坊”，最终成为了一个有陶瓷工艺而没有陶瓷艺术创造能力的奇怪城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创作应该一贯地反映生活，把现实生活的思想感情和内涵表型出来”——在周国桢看来，无论是釉上、釉下、玲珑还是颜色釉，那些复制、照搬古代的器型、工艺和画面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表达力、生命力的抄袭行为，更是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持续发展的困境和危机。 而最可怕的是，景德镇几乎所有的陶瓷从业者，都乐此不疲。 幸好，周国桢早早就确立了主动、自觉追寻个性、表达自我、勇于“变法”的现代艺术创新精神，初来乍到，面对景德镇这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他并没有随波逐流，于是，一个以“挑战”景德镇千年传统为己任的“叛逆者”，就此出现。 60多年来，周国桢在陶瓷材料、造型技法、陶瓷审美、创作风格以及陶瓷艺术的人文性、时代性、社会性、历史性、教育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他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我、突破自我，历经了“朦胧”，“唯美”、“古风”、“新表现主义”四大艺术创作时期，并至今依然在努力促使现代陶艺走向大环境。 此外，周国桢还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开创了高温颜色釉彩绘、手指画等表达技法和陶瓷缺陷肌理美的自觉应用。 最终，凭借举世瞩目的陶瓷艺术成就，周国桢这位景德镇千年传统的“叛逆者”，成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一代宗师。 周国桢1982开创陶瓷缺陷肌理美的作品《雪豹》 周国桢1962年高温颜色釉作品《西班牙舞》 周国桢2013年手指画作品《世上只有妈妈好》 一个爆竹引发的反思——“不做人”的艺术家 在景德镇，特立独行的周国桢，显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从一开始从事陶瓷艺术创作，周国桢就摒弃了罗汉、观音、才子佳人等所有传统题材，而将具有时代性的人与人性，作为自己的艺术创作主题，从而开创性地在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中注入人文主义意识。 然而，他的艺术激情，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审美严重不足的景德镇，遭受了铺天盖地的否定与批评，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将其作品汇集“示众”，指责其“奇形怪状”。 文革一开始，周国桢最早受到批判，幸而由于的出身成分较好，本人未受到大的冲击和迫害。但其艺术创作理念却屡遭“炮轰”，作品还被无故破坏、砸碎。甚至其1956年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而创作，象征新中国辞旧迎新，满怀新气象、新希望的作品《春雷》，就因为造型是一个孩童，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点燃迎春的爆竹，就被污蔑为想炸烂新社会…… 周国桢1956年作品《迎春》 在那个沉沦而疯狂的年代，面对诸多的人性禁锢、善意抹杀、思想摧残、精神践踏等血淋淋的反人文主义现象，周国桢感受到了“人性”的丑恶与可怕，并对“人”在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恶行感到绝望。现实的残酷深深刺激了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他开始反思“朦胧时期”人物写实的创作题材和风格。文革之后，在艺术大师周轻鼎的启发和引导下，他开始以动物为题材和主题，进行创作。 对于那些年被人错误的解读和批判，周国桢平静地说：“坎坷是艺术家的财富，有坎坷才会更加清醒的认识并珍惜自己的艺术创作之路。”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历经坎坷，周国桢完成了从人物到动物，从写实到抒情的巨大转变，题材的解放，极大的丰富了其艺术表现手法，除了生动刻画动物的形体相貌等特征外，他还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和人文关怀贯注其中，并借助动物的千姿百态来表达出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 周国桢创作的艺术世界里，动物是人情感、精神与情怀的延续，无论是人的辛勤、善良、忠厚还是凶猛、多疑，都能在动物世界中找到对应的反映与表达。通过其“动物”作品的材料美、工艺美和造型美，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借此折射的情绪、情趣、意愿和理想，并表达出了他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次转变开始，以艺术表达人文，从表现不断突破，以作品呈现时代，成为了周国桢艺术之路的三大主旋律。最终，历经数十年的主动、自觉的追寻，全方面的“变法”成功后，周国桢的艺术作品风格，材料美、工艺美、造型美、釉色美、缺陷美、朴拙美、气势美、文化美、思想美、时代美一一具备，呈现出了绚丽丰富、动人心魄的生动气韵，被世人所赞叹。 周国桢2014年农历羊年新作《扬眉吐气》 德艺至上，大师“背后”的大师 国家级的大师，在很多人眼中是崇高、神圣的。而这些大师背后，就有着周国桢这样的艺术宗师，作为评委把关。 早在1988年，周国桢就与祝大年一道，担任了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瓷门类大师的评选工作。 随后，周国桢屡次担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大师等诸多国家级陶瓷大师荣誉称号的评选工作。 对于大师评选的标准，周国桢表示：“大师应该是在一个专业内最有发言权、最有创意性、最受人尊敬的一两个人，这样才能叫啊是，一定要保证大师的严肃性，就像日本的人家国宝，名额有限，只有逝去一个，才会增补一个，而且一定要是这个领域内令人信服的人！ 湖南安仁为周国桢大师建立的艺术馆，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圣殿 然而，近年来，各类大师评选泛滥成灾，大师作品市场炒作愈演愈烈，价格水分极大，甚至贿评、冒评等现象层出不穷，让曾经备受尊敬的“大师”称号，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对此，周国桢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他认为：大师的评选，应该从行政部门转到专业机构和学术机构，而且不应该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达。此外，陶瓷的创作，是由集体力量完成的，创作的成果，不能归功于绘画或者装饰的一个人，拉坯、利坯、烧窑、配釉，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有着极高的工艺难度和传承、保护价值。最后，大师是一个荣誉称号，是对艺术价值的认可和肯定，一定要保持应有的权威与价值。 对于市场这些年对大师作品的盲目追高，天价炒作等现象，周国桢认为，收藏家的盲目和艺术修养、艺术审美水平不高，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眼力，无法用眼睛去看去欣赏，只能看“帽子”，似乎谁的帽子大，谁的作品价值就高，就值钱。这是一种极不理智的行为。相信以后随着大家审美、鉴赏水平的提高，这些现象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躬身力行，让世界看见中国陶艺 从50年代直至80年代，面对诸多的误解和不实际的批判，周国桢深深感受到景德镇缺乏学术性、缺乏理论研究、缺乏艺术思维，长期的传统审美思维，扼杀了陶瓷艺术的创作能力，而其根源，就在于艺术审美教育的不足。因此，在艺术创作之余，周国桢还极为重视陶艺文化的传承与艺术审美的教育。 从1976年开始，周国桢打破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语境中的封闭与保守，摒除“传内不传外”、“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等落后的观念与习俗，任教于景德镇陶瓷学院。数十年来，周国桢孜孜不倦地践行现代教育理念，凭借自己深厚的艺术积淀和广博精深的艺术理论知识，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对艺术的感悟和数十年创作的心得传授给大家， 2011年11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周国桢现代陶艺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盛大开幕 “专业上要有成果，理论知识也要有，否则，我们依然就是授徒的工匠”。周国桢要求学生们在创作的同时，一定要坚持艺术理论的探讨与研究，这是他一生践行的艺术理念。他用自己的成就，为广大学生树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艺术标杆，最终培养出了吕品昌等众多当今陶瓷艺术界的中流砥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坚信。 对于陶艺的热爱与痴迷，已经深入到周国桢的每一个细胞中，并促使他不断地突破题材、突破工艺、突破自我。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然精力满满地计划在北京创作一个大型陶艺雕塑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五六十个高达1米以上的巨型艺术品，将尽情呈现这么多年来，周国桢不断探索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自身对艺术、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最终，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乃至全世界，通过这些蔚然大观的陶艺雕塑，领略中国现代陶艺的最高艺术成就！ 周国桢1997年作品《任重道远》 欲了解更多文化资讯请点击上方关注锦唐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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