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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讲点“道德”，少讲点“品德” 山爷/文  毋庸置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不讲求道德，虽然其道德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同时，我们也相信，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民族如同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十分显眼也非常重要的位置。老子《道德经》言：“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一道一儒，基本精神一致。高扬尊道贵德，强调人兽之分的根本在于德性，突显人格尊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这一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形成了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儒家经典《大学》所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它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弃旧图新，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是“公德”和“私德”兼顾，地位平等，并非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士人所铺设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其起点为“正心、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并重的强调。 但是，严格地说，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如《鱼我所欲也》：“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后发展引申为道理、法则，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如《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庖丁解牛》：“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凡有“德”才有“得”，做一个“德者”，才会有“得到”，无德者，自然无得，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顺应自然和合乎规律地取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评论、评定之意，如《赤壁之战》：“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石灰吟》诗曰：“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辛弃疾《破阵子》词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生“与“死”的最高理想是为了在青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留下一个好的名声，纵使如此英雄，也难摆脱“合乎品评地得到”的品德追求之窠臼，终未迈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我行我素”的“顺应自然和合乎规律地取得”的道德追求之宏步。 合乎规律地取得和合乎品评地取得，一则求内在，一则重表现；一个尚真实，一个讲作秀，孰优孰劣，孰高孰下，已然判明。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部分国人，场面上忌惮贻人“口实”、招人“非议”，私地里懒于掂量合不合“道德”规范、疏于考虑损不损公众利益。如，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陋习，也是特色。但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这不是讲“私德”，那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再如，恶保姆会在雇主眼前虐待婴幼儿吗？那会丢掉饭碗甚至吃官司;不孝子会在领导当面辱骂年老的父母吗？那会丧失仕途进阶的机会；瘾君子会在有公共管理员在场的时候在禁烟区吸烟吗？罚款单可不是闹着玩的。又如，摄影记者镜头前，部分国人是不会闯红灯、横跨栅栏隔离（绿化）带、攀爬公园树木、乱摘乱踩、公共场所随手乱丢包装袋垃圾等等，倘若无丑行曝光风险就未必了。这些地方都有制约中国人不文明的力量，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就没有了呢？有人说，中国的公共场所似乎跟国人没有关系。即使周围有一大群人，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人的“非议”，对不起，照犯不误。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也就是品德。 应该说，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引导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大都以尊道贵德、厚德载物、建功立业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义道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也曾熏陶熔铸出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距离“实然”式成果为期尚远，成为一种操作性很弱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康德语）才会成为国民的自觉行为。“仁”者，“二人”也，儒家所设计的道德，离不开“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道德主张也就是在这五对“二人”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所谓道德观念了。以“君惠臣忠”为例，当“君”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宋徽宗走偏门挖地道与李师师幽会，自己无不道德感，大臣们看不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之中国，交警不在现场就有人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屡见不鲜，正是这种“仁”式道德缺陷的遗风余韵，流毒广矣。 由是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我”融为一体，而是同别人结为姊妹，特别是跟别人之“口”亲密无间，这正是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根源。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所谓“吐沫星子淹死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人言可畏”，全在于“众人之口”之品，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当然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德贤良，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伪君子。比如说，三国时期奸诈虚伪之徒刘备，先是声称对帝位万不可动其心，最终他还是登上了宝座，仍不忘惺惺作态说：“备无才德，请择有才德者受之。”几番退让，他自己说出了心里话“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只是担心别人的议论，其实是装腔作势、欺世盗名。刘备对人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讲仁重义，但一旦危及自己的利益就什么也不顾了，动辄便抛妻弃子。又比如说，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德行重于知识，德行通过举荐来了解，此举对抑制世卿世禄，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一种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招致的恶果。 这种“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了“道德暮夜”。古往今来，尽管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暮夜却金”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行贿者；尽管有清朝叶存仁“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夜半临别拒礼之明智之举，知荣辱、讲自爱，自尊自信，有着强烈的荣辱观，能够用正确的言行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衡量自己的言行，不做有损于自己名誉、形象的事，“不畏人知畏己知”，但更多的是等至明月高挂，避人耳目的部属执意临别赠礼丑陋之行；尽管也有“公门里面好修行，半夜敲门心不惊；善恶死对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的劝善规过的民间俗语，为人当自律，切不可动邪念，切不可肆意妄为，但神明也好，老天也罢，人们大都看不到，所以就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为了利益就什么都敢干；尽管有宋元之际学者许衡“梨虽无主，而吾心有主。”之“慎众”正告，却还是遭讥笑迂腐：“乱世梨无主”。勿论《大学》有古训：“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只要在“暮夜”，除了你知我知，只要你情我愿，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等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担忧。中国人就是如此，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不讲道德，是没人看见没人会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讲道德且是同流合污之人。 元代画家王冕在《墨梅》中写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欲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需要每一个国民都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鄙薄流俗，不求人夸，自善其身，化被动为主动，从灵魂深处培育高度的道德自觉性，形成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才会多讲点“道德”，少讲点“品德”，多一点真实，少一点作秀，多一点“慎独”，少一点“暮夜”，才会由“他制他律型”传统道德升华为“自制自律型”现代道德，建成本质意义上的道德，有效辅助好健全的法律，道德是人心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双轨运行，两翼齐飞，德法并治，才能高效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才能有利于国民思想素质的增强与精神境界的提高，促进自我完善，并推动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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