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人类第一位思想，是老徐（微信公众号：易经实修）的重大发现，这个没有人敢提出异义，因为白纸黑字，人物的历史年代记述得非常清楚。但是《管子》是不是管子的著作，有人就提出不同意见。
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都承认的：《管子》一书记述的是管子的思想和事迹。
管仲遗著说
以梁启超观点，只有从《管子》一书，才能准确认识和评价管仲。
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到《管子》的是《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其《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末叶，《管子》书已传播很广。
西汉时期，《管子》继续广泛流传，贾谊、晁错、桑弘羊等政治家都读过《管子》。司马迁（约前145—前90）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也。”“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至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受命主持校勘古文献，其中包括《管子》。他广泛搜罗了皇宫秘藏、太史府藏和私人藏书中的《管子》共五百六十四篇，经比勘文字、审定篇第、删除重复，最后定著八十六篇，并依例撰成上奏成帝的《管子叙录》一文。这就是流传后世的《管子》母本。
从古到今，官方都确认《管子》一书的作者是管仲。汉代刘向校勘的《管子》作者是管仲。南通大学管子研究所管怀进教授查阅清朝《四库全书》，《管子》著作者：“春秋管仲”。
晋代傅玄提出《管子》一书非管仲所撰，此后此种说法时有出现。近代以来，《管子》一书受到重视，关于《管子》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学术界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是部分遗著说，持这种主张的有关锋、林聿时、乔长路等；
第二种是管子学派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张岱年、任继愈、余敦康、王德敏为代表;
第三种是追述管仲言行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赵守正为代表;
第四种是杂烩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罗根泽、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认为，《史记》关于管于的记载太少，欲了解管子，须读诸子书中的《管子》。《管子》书中虽有大量战国时人依托之言，但其中《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篇，司马迁都称读过，并不是伪书。“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且即非自作，而自彼丰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
关锋的《管仲遗著考》对《管子》书的编定和流传作了考证．他确定《经言》各篇和《外言》中的《五辅》基本上是管子的遗著，但不否定其中有后人掺入成分，《外言》其余各篇和《内言》各篇是管子思想和行事的记录， 而且信实可靠。
互动百科等总括学术观点称：“《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轻重》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
现行《管子》一书为汉朝刘向编定。在刘向校书之前，流行《管子》版本有多种，共计564篇，刘向校除其中重复者484篇，定著86篇，今亡10篇，存76篇。
这是学术界基本认可的观点。如果承认《乘马》是管仲遗说，那么《管子轻重》16篇也就是管仲遗说。因为在经济论述中，《乘马》是总论，是提纲，是经济纲领。《管子轻重》16篇是分论，一脉相承。另外，如同经济学的论述，不只在先秦，而且在管仲之后中国2700年历史中绝无仅有，管仲的法制思想，也是绝无仅有的。那么《管子》一书中《版法》、《任法》、《法法》、《重令》等一系列论法的内容，也应该是管仲遗说或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
以这种观点，不论“管仲遗说”或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其内容已经包括了《管子》的大部分篇章内容，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管子》一书的论述和思想是管子的，《管子》一书是管子的遗作。后面的人可能进行过一些编撰、加工，但基本的东西还是管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