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大汉王朝的危局与新生（下）

转型阵痛

贾谊《治安策》问世后20年，西汉体制上的“脚肿病”越来越严重，贾谊的盛世危言一步步坐实。其时汉文帝已逝世，汉景帝在位。公元前154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蕃策》，强烈要求削藩，矛头尤其指向吴王刘濞（刘邦之侄），因为吴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吴国首府在今天的江苏扬州，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直接铸钱。吴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不需要向老百姓收税，因此国家和百姓都很富裕。刘濞在吴国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因此有实力也敢于跟朝廷对抗。时间长了，大小摩擦多了，刘濞跟朝廷的嫌隙越来越深，多次假装有病不到中央朝见。晁错分析形势认为“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反，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反，祸害更大”。就人性和现实形势两方面考量，朝廷也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厉行削藩。

吴（首府扬州）、楚（首府徐州）、赵（首府邯郸）、菑川、济南、胶西、胶东（以上四国均在山东）七个诸侯国起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名，传檄各诸侯国，要求朝廷诛杀离间皇族骨肉亲情的“大奸臣”晁错。吴国是领头羊，声势浩大，一国之兵力即达到20万人。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汉景帝的预料，34岁的汉景帝着了慌，听信袁盎的计策，以为杀了晁错，七国就会撤兵。于是杀晁错，并灭其族，再向七国求和，但是七国不允许（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继续西进，目标直指首都长安。汉景帝匆忙命令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出任剿匪总司令，周亚夫正确实施了按兵不动，只是切断吴军粮草的军事战略。吴军一旦前进失利，后无粮草，即自行溃败。最后的结果是吴王被杀，楚王自杀，剩下的五国相继投降，西汉王朝在惊涛骇浪中平定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有其必然性，晁错只是形势的代言人。贾谊设想的完全和平的削藩战略有一点空想的成份。不管形式和实际进程如何规划设计，侵夺藩王即得利益的削藩战略不可能不遭遇激烈的反弹。清朝康熙皇帝削三藩也同样经历了惊心动魄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历史前进的方向暧昧不明。

认识到危局必然到来是一回事，有能力积极谋划应对危局的战略是另一回事。在战略上应对危局是一回事，在战术上应对危局是另一回事。危局实际到来时扎硬寨、打硬仗，忍住转型的阵痛而求胜是对一个组织的巨大考验。战争是历史的节点。汉景帝虽然开始时窘迫到要向七国求和，但历史还是眷顾了他。

传说中危局一定会到来，虽然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显得非常遥远。危局的解决往往要流血，也可能演变成年深月久的创伤巨痛，比如晋帝国“八王之乱”导致绵延数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再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个阴影中缓过劲来，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直至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幸运的是七国之乱得到迅速平定，地方诸侯国势力大为消沉，西汉王朝受制于藩王的“脚肿病”急剧好转。

 

开创新局

削平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士气大振。汉景帝马上收回诸侯国的人事任免权，并且规定诸侯王不再直接治理民众，诸侯国官吏编制也大为精简，原来的诸侯国丞相现在只简单地称为相。但是西汉王朝的体制隐患并没有真正消除，诸侯国仍然拥有辽阔的土地，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兵，仍然有可能对西汉朝廷构成威胁。

时间又过去了27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汉武帝分析这种形势时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这种局面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国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朝廷控制严密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七国之乱就是这种情况。”

某种意义上，主父偃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盛世危言。他提醒汉武帝，“强干弱枝”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体制隐患依然存在，再来一次七国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接下来，主父偃提出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他说：“现在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显了。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可以把朝廷给他的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为侯，他们人人都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欢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领地，朝廷没有采用削夺的政策，而诸侯却逐渐衰弱了。”

主父偃真聪明。跟贾谊上《治安策》的时候对比，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平定七国之乱，朝廷增加了威势，各诸侯国畏惧收敛了不少。另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诸侯王一定忙着生了不少儿子、孙子，“现在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不再是贾谊担心的“有些诸侯王眼下子孙很少”了。

汉武帝马上听从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诏书说：“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报，朕准备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从此之后，各诸侯国连续不断地被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为有封地的侯爵了。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只是一种指导思想，他当时设想的具体办法并不可行。主父偃“推恩”的做法是一种真正的制度创新，而且措施得力，办法可行，所以实施下去，马上取得显著的成效。推恩令有一个关键之处，中央正式颁布此项诏令之后，诸侯王是无法抵制的，因为“非嫡长子们”会以诏令为依据，强行分割诸侯国土地。就像一个大家庭，有许多儿子，原来只有大儿子能继承家庭财产，其他儿子什么也得不到，现在推恩令允许每个儿子都能得到家庭财产，那么即使做父亲的、做大哥的不愿意，也不可能了，因为其他儿子不会答应。

 

走出“危局”，开创“新政”之道法术

西汉王朝削藩的案例较完整地展示了“体制隐忧—盛世危言—转型阵痛—开创新局”的完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体现了“道法术”融合无间的特征。

从“道”层面处理危局，必须在战略时间框架内考虑问题。西汉削藩战略历时将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大功告成，随后的结果是西汉、东汉数百年间再没有削藩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转型来看，就在推恩令颁布前不久，汉武帝开始非常欣赏“既熟悉文书法令，又会用儒术加以文饰”的公孙弘，此举标志着西汉王朝最终找到了“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白寿彝《中国通史》评价说：“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站在这个角度想一想推恩令，是多么地“外儒内法”啊！

从“法”的层面处理危局，前后削藩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渐进式制度创新”最为引人注目。贾谊的办法是让目前强大的诸侯国在各自子孙的手中“碎片化”。景帝感到削藩问题很难完全在政治框架内得到解决，军事是难以避免的。主父偃在朝廷力量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通过创新型制度设计，使西汉王朝从此进入一种崭新的政治格局。

从“术”的层面来说，削藩还有许多配套政策。比如在推恩令颁布的同一年，主父偃对汉武帝说：“茂陵（武帝在陕西兴平为自己预筑的坟墓）刚刚兴建，天下有名的豪强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户、煽动百姓动乱的人，都可以迁到那儿居住。这样对内充实了京师，对外消除了奸邪势力，这就是所谓‘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汉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300万钱以上的富户到茂陵邑居住。术是必不可少的，但对研究组织成长战略这样的题目来说，术不是重心之所在，虽然术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用。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西汉削藩战略中的人事。西汉削藩是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其中又各有合适的战略人物加以辅助，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景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这些人都有最精密的现实感，也能顺应时势。从人物性情来观察，汉家天下祖孙三代有“重文”到“重武”气质的变化。文帝重文，他不想大动干戈，或者他相信一些遗留的帝国问题，子孙后代会处理得更好。景帝是一个过渡，他有担当，能下决断，但也容易惊慌失措。武帝大不同，在位50多年，有雄才大略，征伐四方，西汉在武帝手中最终趋于鼎盛，他自己也赢得了汉武大帝的美名。 

（原载《销售与市场》战略版2008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