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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几个朝代的立国之战，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问题。一个新王朝的立国之战，同时也必定是一个旧王朝的亡国之战。因此，它也必然涉及一些兴衰存亡的话题。 司马迁写《史记》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他先以一篇《五帝本纪》概括了史前史，然后才进入朝代史。朝代史的第一篇就是《夏本纪》。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夏朝是一道分水岭。夏朝以前的远古战争，无非是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争食物、争地盘、争水源、争头领地位而战。夏朝以后就变了，战争的最高目标变成“打天下”了。 中国古代第一位“打天下”的是禹的儿子启，启打出来的天下就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夏朝的立国之战 夏朝以前的天下都是禅让的，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这样禅让了三代，出现了矛盾，传不下去了，要靠“打”了。 夏朝的始祖夏禹，这个人有几点非常了不起。首先，他有以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大胸襟。他的父亲鲧是负责治水的官员，九年没有完成任务，洪水泛滥，百姓遭灾。舜追究鲧的责任，把他杀了。禹不记舜的杀父之仇，忍辱负重，子承父业，继续治水，立志要为天下人根治水患。其次，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把治水看成是自己对天下人的承诺，一诺重如山，治水使命高于天，洪水不退，奔走不息。他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神焦思，薄衣简食。由于长期在泥水中浸泡，胫骨上的腿毛全都脱光了。第三，他敢于跳出老框框想问题。他认真总结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转变思路，变“堵塞”为“疏导”，终于一通百通，变水患为水利。水退人进，百姓安居，耕牧生息，天下大定。“堵”与“疏”，一字之差，却使天下为之改观。禹治的是洪水，从他治水实践中升华而来的这一伟大思想，却是治天下的大境界、大哲学。  夏朝的立国之战 禹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时国家机器已在孕育之中，即将产生，尚未产生。禹采用的还是氏族社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在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老办法不够用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部族联盟日渐扩大，社会组织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社会现实生活在呼唤国家强力机器的诞生，呼唤王权时代的到来。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禹曾在涂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那时他的管理范围已达到“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要管理这样庞大的“万国”之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禹有一次到会稽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防风部落的首领没有按时到达，“禹斩之”（《韩非子·饰邪》）。这说明，禹这样一位“其仁可亲”的贤德之君，为了管理庞大的“万国”之众，也不得不以斩杀不遵守号令的诸侯来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威。这表明，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国家强力机器即将孕育成熟，只待应运而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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