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思州在哪里

贵州作为一个行省建制，是明初朝廷为了经营大西南，在审时度势后作出的重大决策。明初以前，贵州境内陆域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管辖，三省均把这些管辖的地区列为边远地区，因为鞭长莫及，只能任由境内的土司政权世袭罔替。所以在贵州的历史上，其境内长期存在着播州杨氏、水西安氏、思州田氏、水东宋氏四大土司政权，这些土司政权统治其辖地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

贵州得名源于宋初属于羁縻区的矩州土著首领普贵归顺朝廷，献出矩州之地，朝廷在敕书中误将矩州写成“惟尔贵州，远在要荒”，此后贵州一词才出现在各种历史文献之中。而此时的贵州一地疆域，只是贵阳境内一个土司管辖的羁縻州，范围大概相当于贵阳市区及清镇、龙里、修文等市县的部分地区。离作为一个行省建制的贵州管辖范围相差甚远，所以此时并不存在真正的贵州省。

而相对于贵州一名的出现，思州则早在唐朝时期就已出现。说到思州，就不得不说思州的统治家族田氏。据说，田氏家族一直都是黔中地区的大族，隋文帝开皇二年，因黔中苗民叛乱，朝廷重臣苏威举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安抚叛变苗民，黔中开始得到稳定。随后，朝廷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其在平定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叛乱中有功，奉命镇管黔中思州十八堡，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

到了唐高宗永隆年间，田宗显的四世孙田克昌在今天的沿河县筑思州城，宋微宗大观园年，其十四孙田祐恭内附朝廷。朝廷遂以其地仍置思州，命田祐恭为守令，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务川、沿河、德江、思南、凤冈、印江、江口等县。此后，思州的治地相继从沿河搬迁至务川，从务川又搬迁至凤岗，最后因为失火城毁，遂迁至岑巩。其领地在搬迁过程中不断得到扩张，思州田氏的势力己由黔东北地区扩展到黔东南一带，包括今天的铜仁地区、黔东南大部份地区，以及遵义部分地区。

明朝初，田氏家族内部发生矛盾，土司政权一分为二，分别为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两个家族仇怨较大，经常发生战乱，这为统治了此地区的土司政权的覆灭埋下隐患，最后被朝廷借此机会“改土归流”。

思州虽然其名早于贵州之名，但仅从一名之上来说“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实际上，自从田氏家族在统治思州以后，其领地和实力不断的得到扩张，最后成为四大土司政权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贵州建立行省以后，思州不仅仅在领地上疆域最大，其文明程度和经济实力等等方面对贵州行省的建立都影响深远。

首先是思州最早成为贵州区域内的唯一经制州。思州在唐武德年间先后从羁縻州变为经制州，当时遵义地区的播州杨氏土司政权虽与思州大体相当，当其在贵州设立行省时并不属于贵州。而当时设立行省后的地区中，思州是与中央政权接触时间最长也最广泛的地区，可以说是贵州的文明先发地。

其次是设立贵州行省后，思州是面积最大的区域。思州从唐朝开始，到明初田氏政权的覆灭，这期间其疆域不断得到扩张，涵盖了铜仁、黔东南、遵义大部分地区，甚至还包含了重庆南部、湖南西部的很多县市。贵州设立行省以后，原思州所占的面积约占贵州行省的五分之二。

再次是经济相对较为繁荣。思州境内的乌江、清水江等等河流是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贵州境内的人员外出、矿产外销、盐茶外运等等都需要经过此地，所以当时的思州经济贸易相对较为繁荣。其经济地位，在明初贵州建立行省时，最为富裕的遵义上属于四川行省，思州便成为贵州的经济之首，为贵州的财政收入和经费开支奠定物质基础。

最后是文化相对较为先进。思州由于与中原地区接触时间早，加上往来商贾较多，很多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最先在此地得到传播。而此时的其他地区尚处于“州城无固定治所，因部落而置；农业生产刀耕火种，不知施肥，岁岁易土而耕”的状况。

因此，综上几个方面，“思州”不仅是其得名在“贵州”之前，其也是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的先发地，于是才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

文|夜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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