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35子部“类书类”小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颇为特殊。正因类书不专主一门，故能包罗万有，往往体现了编撰者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自然也反映出对文学学术的认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本文着重谈谈类书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上的独特价值。 类书的编纂，自曹魏《皇览》始，至唐而大盛。新、旧《唐书》著录各种官私类书三十余种，并在目录学上，把类书从“子部杂家类”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宋代以后，这些著作逐渐亡佚，流传至今而大体完整的，只有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孔六帖》，即通常所谓的“四大类书”。由于这些著作是学术史上现存最早的一批类书，其保存古代文献的价值，向来为学界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艺文类聚》提要：“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亦所谓残膏賸馥，沾溉百代者矣。”同书卷138《唐类函》提要：“此书取唐人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函，分四十三部。每部皆列《艺文类聚》于前，而《初学记》、《北堂书钞》、《六帖》次之。取材不滥，于诸类书中最为近古。”高度肯定了这些产生时代较早、编纂比较严谨的类书在校勘、辑佚、考据等方面的价值和影响。就文体学研究而言，这种价值和影响也同样存在。 以《北堂书钞》为例。此书卷102《艺文部八》立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等文体类目；卷103《艺文部九》立诏、章、表、书记、符、檄等文体。与总集或选本不同，此书并不收各体文章，而是收录与各种文体相关的阐释、评论或史实，从而保存了大量文体论史料。如诗，除引《论语》、《毛诗序》常见文献外，还引《诗·含神雾》、《春秋说题辞》等典籍的相关论述；赋，引挚虞《文章流别论》；颂，引《诗·含神雾》、挚虞《文章流别论》；碑，引李充《起居戒》、袁兴《万年书》、《会稽典录》等。《北堂书钞》对每类文体，都有许多类似的征引。由于所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大部分今已不传，因此，大量有关文体的论述赖此书得以保存。如上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起居戒》以及纬书《诗·含神雾》、《春秋说题辞》中论文体的内容，皆首见于《北堂书钞》。其中《文章流别论》最早系统论述各种文体的性质、功用、体制形态及源流演变等，对《文心雕龙》、《诗品》等有直接影响，是六朝最重要的文体学专著之一，其书久已亡佚。清代以来的学者辑其佚文，共得十九则，其中七则出自《北堂书钞》，分别论及诗、赋、颂、箴、诔、图谶等文体。又傅玄《七谟序》、《序连珠》可以说是关于七、连珠两种文体的最早专论，原文也赖《北堂书钞》得以保存。现存唐以前的文体论内容，除《文心雕龙》外，此书是最为丰富的。此外，《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也保存了不少文体学史料。 唐以后的类书层出不穷，在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博上，有远出四大类书之上者，然而，由于辗转钞贩，材料的原始性、可靠性往往会打折扣。尽管如此，一些由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在搜罗、保存文献上，仍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此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字数约一点六亿字，图片万余幅，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全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之下再分若干典。其中与文学及文体学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理学汇编》中的《文学典》。《文学典》下辖49部，分“文学总目”1部和“文体分部”48部。48部实即48类文体，分别为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文券部、杂文部等。每部分量、卷数不一，但大致包括了“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纬目。“汇考”、“总论”、“艺文”三纬目有较强的文体学理论文献价值，而“选句”、“纪事”、“杂录”等对研究古代各体文章发展史较有参考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汇考”与“总论”。“汇考”本欲明“一事因革损益之源流，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古今图书集成》凡例），所涉文献遍极经、史、子、集四部。就文体而言，重在考释文体之源流、文体之名称、文体制度与形态。在追溯文体渊源时，先秦经典往往是史料的首要来源，不但频频引用经典，还征引历代经注，反映出《古今图书集成》“文本于经”的思想；在考察文体之名时，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小学著作亦多被采录；在考察文体制度时，则更多利用史籍。如诏命部“汇考”录《周礼》的《天官·大宰》、《春官·大祝》、《内史》、《外史》及相关注释进行文体溯源，收录《史记·秦始皇本纪》、刘熙《释名·释典艺》、蔡邕《独断·诏书》以考释文体名义，收录《隋书》的《礼仪志》、《百官制》、《唐会要》“黄麻写诏”、李肇《翰林志》“诏书纸色”条以考释文体制度。表章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笺”、“表式”，《大清会典》的“表式”等，详细记载了明清两代表章的具体样式；奏议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启题本格式”、“奏本式”、“题本式”，《大清会典》“题奏本式”，具体地描述了奏议文本的篇幅、大小、疏密、行数、字数以及姓名、抬头等格式，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与书写载体融为一体的鲜活的文本样式。至于“总论”，所收以诗文评文献为主，主要是历代批评家对各文体发展演变规律、创作方法的归纳总结，大多有较高的理论性。如《文学典》25个文体部类的“总论”收录《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 31个部类“总论”收录吴讷《文章辨体》的文体序题，43个部类“总论”收录徐师曾《文体明辨》中的文体序题。综观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可谓现存最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库，在提供系统、完备的文体学史料方面，可谓空前绝后，是古代文学和文体学研究的无尽宝藏。 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物质、精神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是对当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体现了“天下古今事物之理”（《御制渊鉴类函序》）。而称名取类、以类相从的体例，则表现了对这个体系的范围、结构、秩序及各组成部分的认识方法与理解程度。文学作品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同样体现着“天下古今事物之理”。当类书编纂者涉及这一部分内容时，自然也会采用以类相从的原则与方法，从而为后人考察当时的文体分类提供独特的视角。如前文已提到《北堂书钞》“艺文部”立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诏、章、表、书记、符、檄等文体，此外还有由书写工具演变为文体名称的策、简、牍、札、刺、券、契约等类目。《艺文类聚》“杂文部”立有史传、集序、诗、赋、连珠、七、檄、移等目，《白孔六帖》中有诗、赋、颂、论、铭、诔、箴、碑、檄、射策等目。尽管唐代及唐以前的文体总数远不止这么多，然而，在类书所反映的知识谱系中，得以立目的文体，无疑是当时看来最重要、最常见的文体。 类书的文体分类，体现了古代文体分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分类越来越细，类目越来越多。如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的“艺文部”所立文体不过十余类或二十余类。宋初《太平御览》“文部”已增至三十七类，分别为诗、赋、颂、赞、箴、碑、铭、铭志、七辞、连珠、御制、诏、策、诰、教、诫、章表、奏、劾奏、驳奏、论、议、笺、启、书记、诔、吊文、哀辞、哀策、檄、移、露布、符、劵契、铁劵、过所、零丁等。清编《古今图书集成》，其《理学汇编·文学典》按文体不同分48部，是历代类书中文体类目最多的，分别为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奏议部、颂部、赞部、箴部、铭部、檄移部、露布部、策部、判部、书札部、序引部、题跋部、传部、记部、碑碣部、论部、说部、解部、辩部、戒部、问对部、难释部、七部、连珠部、祝文部、哀诔部、行状部、墓志部、四六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对偶部、格言部、隐语部、大小言部、文券部、杂文部等。其中许多部类下又有二级分类，如“诏命”部分诏、命、谕告、玺书、赦文，“奏议”部分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劄、封事、弹事、上书、议、谥议，“诗”部分古歌谣辞、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拗体、和韵诗、联句诗、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蜂腰体、断弦体、隔句体、偷春体、首尾吟体、盘中体、回文体、仄句体、叠字体、五仄体、双声叠韵体、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离合诗、风人体、诸言体等。如算上这些二级类目，全书所涉文体一百四十多种，不仅远远超过了其他综合性类书的文体分类，比起许多文章总集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也毫不逊色。这种类目的增加，一方面是文体不断孳生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文体分类日趋细密的结果。 类书的文体分类，表现了编者对文体谱系中不同文体特征的认识，而这些经过分类的文体，在文体谱系中的序次安排，则体现了特定的文体价值观。六朝至宋，许多总集编选体例采用《文选》诗、赋居前的文体编次模式，表现了对文学性的重视。类书中，《北堂书钞》“艺文部”、《太平御览》“杂文部”、《玉海》“艺文”等也沿袭了这种编次体例。然而，从宋代开始，许多类书开始重视文体的实用功能与尊卑等级，故宋编《事文类聚》“文章部”、清编《御制渊鉴类函》“文学部”等都以诏制居首，诗赋居后。《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也以诏、册、制、敕及表奏等实用性文体为先，以诗赋居后，其文体编次大致遵循以下隐性规则：按文体应用场合从中央到地方，官方到日用的次序排列；按作者身份的高低排列；按语体先笔后文的次序排列。这种序次，充分体现了王权政治下重视社会功用、等级秩序的文体价值判断，与六朝时对诗赋的推重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考察文体分类与序次外，类书还为研究特定时期的文体观念提供了独特视角。当然，作为资料汇编性质的书，所编资料本身的观念与类书编纂者的观念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在类书中，所编内容或只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传统的固有框架中的人类知识而已，属于经典的，必选的内容，具有承袭性，与编者自身的思想未必有直接关系。因此，要判断一部类书，尤其是产生时代较晚的类书的独特价值，必须判断它在类书惯例或传统之外增加了哪些东西，有何独创性。这些新内容，才体现了编纂者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如明朱权《原始秘书》是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故其性质、体例皆与高书相似，分类编排，旨在探求世间万物之始。为了纠其“鄙陋”，所增补甚多。其中卷7《符玺诏敕》、《文史经籍》两门涉及符节、玺、敕、制、诏、诗、赋、碑、赞、碣、颂、序、誓、引、说、问、解、辩、露布等一百一十余种文体，不但远远超过《事物纪原》中的文体种类，甚至比任昉《文章缘起》还多三十余类。这些类目的增加，或由于文体孳生，如手札、门状等，都是唐宋以后产生的新文体；或由于文体细分，如诏类析为诏、凤诏、遗诏等。还有一些，是从古已有之的创作形态中挖掘出来的，如谶纬、童谣等，先秦即已萌蘖，两汉蔚为大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多有记载，但一般的文体学著作和类书很少将其立为文体类目。《原始秘书》打破了传统文体分类的框架，从较早的经、史著作中总结、挖掘出这些文体或“前文体形态”，不仅丰富了古代文体分类的内容，也更符合建立在政治、礼乐制度和实用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实际情况，值得特别关注。 类书文体史料的取舍、类目的增减等，往往反映了文体形态、观念的变化，也透露出文体史的发展轨迹。明徐炬辑《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卷11《文史部》根据文体排比史料，计有策、论、诗、词、歌、赋、表、上书、诔、语、话、启、简等三十余体。其中“话”列举宋代以来诗话材料，是此前的类书从未有过的类目。可见诗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文体影响日增，开始进入文体研究视野。而后于此产生的文体学专著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却没有收录这一文体，这更体现了类书编纂者的独特眼光。又如，《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中的文体，比传统类书及《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多出了四六、经义、对偶、格言、隐语、大小言等部类。四六，严格地说，是一种语体，可广泛使用于不同的文体，所以“四六”并非具体的文体。正因如此，《文心雕龙》以之为《丽辞》置于“剖情析采”的下篇而非“论文叙笔”的上篇。而《古今图书集成》专立《四六部》一卷，置于《墓志部》与《经义部》之间，显然以“四六”为与之相并列的文体。这一方面因为语体是影响文体的重要因素，文学史上的著名的文笔之辨，实兼有语体和文体两方面的因素。因此，以四六为文体，并非纯出空穴来风。另一方面，骈文经过唐宋古文运动打击之后，其文体地位大为降低，创作也极度消沉。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骈文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呈复苏之势，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六朝之后骈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并掀起了几乎贯穿整个清代文学批评史的骈散之争。《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者特立“四六部”，体现了对骈体文的充分肯定，也透露了骈体文重新获得文学地位的历史趋势。又，自宋代熙宁年间开始以经义取士的制度，“经义”就成为与文人命运相关的重要文体，但是文章总集或别集基本不收录此类科举文字，各种类书的文体部分，亦罕有涉及。《古今图书集成》新设“经义部”，虽然经义不等于八股文，然其史料重点是八股文。这在文体学上反映出八股文在明清两代的重要性。又，在传统文体价值序列中，词曲地位低于诗文，曲的地位又低于词，叙事性的戏曲的地位又低于抒情性的“散曲”。此前综合类的文体学著作，几乎都不重视词曲，尤其是戏曲，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就没有戏曲。而《古今图书集成》之前的类书，也没有专门为戏曲立目。《古今图书集成》则特设“词曲”部，“曲”的内涵，包括了散曲与戏曲，并收录了大量的戏曲史料。这在历代类书中也是一个创举，说明戏曲这种源于勾栏瓦舍的俗文学体裁，已获得了上层知识界的认可，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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