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家汇地铁站的漕溪北路出口走出来，一幢修饰一新的白色小楼便会立于你的眼前：白色墙面，红色屋顶，外立面设有欧式壁柱百叶窗。这座建筑便是徐家汇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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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家汇地铁站的漕溪北路出口走出来，一幢修饰一新的白色小楼便会立于你的眼前：白色墙面，红色屋顶，外立面设有欧式壁柱百叶窗。这座建筑便是徐家汇藏书楼。 鲜少有人知道，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图书馆之一。 它前身是耶稣会的藏书室，曾被称作“汇堂石室”——“汇堂”便是徐家汇天主堂，“石室”流露出几分简陋幽寂。这说明在最初，徐家汇藏书楼是徐家汇天主堂的附属图书室。后几经改建，成了今日的四层白色小洋楼。 书还是那些书，欧洲来的传教士们不惜旅途劳顿，从万里外运来几箱书，总是宝贝似地带来带去。来的人多了，大家就把书存在一处，成了藏书室。传教士大抵都是有文化知识的，因此也花了些心思把有价值的书籍搜罗进藏书室。渐渐地，“室”扩成了“楼”。 于是，自然也就有了慕名前来借阅的人。然而藏书楼毕竟是带有些私人性质的，这里讲的还是旧时规矩，只能在此阅读，无法出借。 除了宗教典籍以外，这栋楼还收藏着许多汉学典籍和西方自然科学著作。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来这里翻阅《汉字西译》、西文的四书五经、《中华帝国志》、传教士先辈们撰写的游记等。那些与传教士交好的中国人手中捧的，则是1606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和同样古老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小小的阅览室里藏着半部中西交流史。 一南一北两座藏书楼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与基督教会密不可分。 说起教会图书馆，最著名、最富传奇色彩的还数两个名字——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与北京的北堂图书馆。两座图书馆的位置刚好一南一北。 北堂即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建于1700年，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北京建成的四座著名教堂之一。 最初，东南西北诸堂都分别设有图书馆。后来，由于清朝政府实行禁教和闭关政策，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最后被彻底禁止。随着传教活动被禁、传教士被撵和教堂的衰败，东西南三堂的图书馆已不复存在。馆里的藏书或被毁，或被并入北堂图书馆，而幸存下来的只有北堂图书馆。至民国末年，该馆尚有图书八万五千册。这些图书长期缺乏管理，1938年之后，才陆续得以整理。 徐家汇藏书楼的创办时间要比北堂图书馆晚一百多年。如果说北堂图书馆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早期传教活动产物的话，徐家汇藏书楼则是鸦片战争之后，他们重新敲开中国大门进行“传教”的见证。 没带来天国的福祉，却带来了启蒙的福音 现代以前，基督教传教活动往往伴随着征服与武力，信仰甚至走在了侵略活动的前头，成了为之镀上光环的借口。但是另一方面，传教活动也为封闭落后的地区带来了新的思想，用或温和或粗暴的方式，传播现代文明与科学。 传教士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公元七世纪，有来自大秦国（罗马）的基督教徒携经书谒长安，其中景教（东方亚述圣徒天主教会）传教士阿罗本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的礼遇，并获准在长安建教堂定居。 1000多年后，1847年，天主教耶稣会占用了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大块地皮，在那里修建天主堂、天文台、修女院、圣母院、育婴堂等宗教机构，同时也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
知识永存，直至今日 现在的徐家汇藏书楼不仅延续着阅览服务、文献典藏等功能，还拓展了文献研发和会展旅游的功能，以满足社会对人类文化遗产——优秀历史建筑和旧版外文文献的需求。有趣的是，1957年并入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依旧保留了从前藏书室的规例——书籍不得外借。时至今日，你若想翻阅这栋楼里收藏的珍本善本，仍需预约，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阅读。 因此，徐家汇藏书楼中似乎还流动着一二百年前沉静的空气，大部头的精装书一本挨着一本，在阳光与微尘中昏昏欲睡，等待着下一双渴求知识的手来唤醒。
Tips：本文标题出自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交通指南 地址：漕溪北路80号 信息来源：文化徐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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