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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的这种“狂病”在当时就已非常有名，不但一时的交游知道，就是一般的文士也知道他这个特点，并或善意或恶意地取笑。最后，这个名声居然传到了皇帝那里。他在做书学博士的时候，有一次，宋徽宗招他在一块大屏风上写字，砚台是早已准备好的御砚。米芾写完后，大概是看出那块御砚不是凡品，于是，捧着砚台跪在皇帝面前说：“这方砚台已经被我用过了，陛下也就不能再用臣子用过的东西，还是赏赐给我吧。”徽宗大笑着同意了。此时的米芾不啻于一个孩子得到一件期盼已久的新年礼物，欢呼雀跃地向皇帝表示感谢。随即抱着砚台小步跑了出去，砚台上的墨汁濡沾了袍袖，他也无所谓，只有脸上洋溢着狂喜不已的笑意。于是，徽宗感慨说：“他的这个‘颠’真是名副其实啊。”“颠”到连皇帝也是闻名已久，那么宦途不顺利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要求官员一向是端凝稳重，他这样颠狂不知所已，“故从仕数困”（《宋史》），从十八岁时担任秘书省校字郎，到1107年卒于任，一生官阶都不高。他虽然有时也有牢骚，但从“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的诗句看，他并没有将官位看得过重，只要兴趣所在，一任追求就是他的理想生活了。
这种“颠”狂既然深种在他的血脉里，那么也就会不自觉地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这里面最让人深味的就是他用自己的艺术方面的才能与世人的恶作剧。有时，他近于无赖，带给人许多无奈，但这样的无奈过后回想起来又往往令对方哭笑不得。
有一次，他与蔡攸在船中一起参玩王衍的字，看到深处，他忽然卷起字轴放到怀里，站起身来就要跳水。蔡攸不知道他又是哪根神经不对了，惊讶地问：“你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平生收藏的字画里，还没有这么高水平的，所以，我现在宁可死了。”这明显是耍赖要明抢暗守这幅字了，但他表现出来的又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蔡攸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只得将这幅字送给他了。
如果说像这样的事是为了一己之好，那么有些事则带有明显的游戏人间的性质。在当时，米芾还在一方面有很大的名气，那就是制造“赝品”这一点。他似乎不但特别擅长这方面，而且还钟情于这方面，于是，常用这项本事来与他人开玩笑。他经常会从其他人那里借来一些古画来临摹，在这方面他是行家，大家当然也乐意借给他。但等到借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会临摹得惟妙惟肖，然后将真本和摹本一起交还给人家，让对方来鉴别。能收藏这样的名画的人当然也不是凡俗之流，但要辨别真假却也得费很大的功夫，将赝品当作真品的也就不在少数。而一边的米芾却为自己的作为窃笑不已。
像这样的事他经常干，但纵然辨别不出来真假，也对对方没什么大的伤害，说不定还会刺激对方研究书画，从而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但这样的事做久了，有时性质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成了变相的骗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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