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姗尔达
电影《天才捕手》中，镜头两次扫过主角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的书架，上面摆着经他手编辑出版的文学经典：《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珀金斯参与缔造了美国文学的一个辉煌时期，他扶持了一个又一个文学新秀使他们成为大家，也见证了他们个人名望和彼此友谊纠缠着抵达巅峰又在坠落中分崩离析。
 真实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与电影《天才捕手》里的形象对比
电影里，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厄内斯特·海明威如惊鸿闪现，导演对他们并没有着意刻画。若不了解那段文学史，你就只会看到颓丧疲惫、被债务和精神病妻子折磨得面部阴郁扭曲的菲茨杰拉德，看到自负、霸道，冲珀金斯抱怨“再也不出版任何该死的东西，因为不值得为评论界那帮猪猡写作”的海明威。
20世纪20年代属于菲茨杰拉德
影片主人公沃尔夫与珀金斯相识之际已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这十年是美国文化史上的爵士时代，荣光属于菲茨杰拉德。
 《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
 珀金斯和菲茨杰拉德互相成就了对方。菲茨杰拉德一生短暂，珀金斯始终是他身边的良师益友。珀金斯出生于1884年，比菲茨杰拉德年长12岁，1910年他加入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做编辑。在1919年他发现菲茨杰拉德之前，这家出版社只出版经典文学，恰如片头托马斯·沃尔夫眼中的文学圣殿。珀金斯决心出版年轻作家的作品，以改变出版社暮气沉沉的氛围，他拿着菲茨杰拉德被多家出版社退回的手稿，突破高层的种种反对，于1920年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书名也来自珀金斯的灵光。付梓前，菲茨杰拉德提了一个又一个书名，都被否定。最终珀金斯借鉴了法国作家阿兰-傅立叶1913年的小说《非凡的莫南》定下了书名，菲茨杰拉德无奈地说：“就这样吧，有一个算一个。”
菲茨杰拉德发奋写作本是为了追求富家女姗尔达，先前她拒绝了菲茨杰拉德热情的求婚，对他说穷人不是理想的结婚对象。《人间天堂》让24岁的英俊穷小子一夜成名，也一夜暴富，终于携得美人归；在时代的坐标上，这本小说标志着爵士时代的开端。两年后，菲茨杰拉德出版中篇小说集《爵士时代的故事》，“爵士时代”之称正式出炉，他由此被封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他还发明了“摩登女郎”，也叫“飞女郎”。姗尔达是《人间天堂》女主角的原型，自称美国第一位闻名天下的飞女郎。摩登女郎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时髦活泼的女性，她们穿短裙、留波波头，从颓废男友的酒瓶中大口喝酒，喜欢抽烟和跳舞，追求独立的经济、自由的爱情与性。她们挥别育儿持家的主妇形象，不再要求有丰乳肥臀，开始减肥以获得苗条平胸的身材。当时社会批判她们是“道德情操的破坏者”，但后来她们被认为是第一批独立的现代女性。《爵士时代的故事》出版后不久，一位18岁女孩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中写道，“摩登女郎不喜欢的所有事情，就是平庸。”菲茨杰拉德恰恰把爵士乐时代和言论自由时代女孩的举止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确实捕捉到了“永恒的女性特质”，因此被誉为“美国摩登女郎的首席分析师”。
 摩登女郎姗尔达
天才型作家菲茨杰拉德显然不把自己的才华当回事，他对写作这个职业抱有随性甚至糟蹋的态度。夫妇俩都喜欢炒作，他们生气勃勃的个性是咆哮的二十年代最好的装饰物，填充了1920年代以后媒体为明星、名流新开辟的八卦版面，为自己获得了关注和名望。这些片段在半自传体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电影《午夜巴黎》中也可窥见一斑。他们的爱情、欲望、生活放荡不羁，纯粹疯狂，带着飞蛾扑火的热烈，活生生演绎出一场了不起的悲剧：菲茨杰拉德染上酒瘾，创作力急速衰减，1940年在好莱坞郁郁不得志地死去；姗尔达则沉入狂躁不安的世界，精神失常，1948年死于精神病院的火灾。梦碎酒醒，黄金年代不过是菲茨杰拉德的黄粱美梦。
友谊之路上潜伏着魔鬼
自第一次在巴黎见到姗尔达，海明威就洞若观火：妨碍菲茨杰拉德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障碍是姗尔达。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海明威写道：“姗尔达嫉妒司各特的作品……只要他写得很顺利，姗尔达就会开始抱怨多么无聊，又拉他去参加一个闹酒的聚会。”姗尔达打一开始也不喜欢海明威，曾公开称他是“假货”和“骗子”，徒有大男子气概的外表。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初次见面是1925 年4月底，在巴黎蒙帕纳斯的丁哥酒吧。菲茨杰拉德红得如日中天，半个月前《了不起的盖茨比》刚上市，以毒舌闻名的艾略特说它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的第一部代表作”，评价极高。年轻3岁的海明威一年前才转型做专业作家，只出过两本书，均反应平平。美国著名文学史家斯哥特·唐纳森（Scott Donaldson）在其专著《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Hemingway vs. Fitzgerald）中认为，海明威有逢迎讨好著名作家的本领，从而让自己迅速得到名家的提携，巴黎沙龙的女主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就颇为欣赏他，慷慨冠他以“迷惘的一代”的领袖。因此菲茨杰拉德对海明威也有所耳闻，会面后把海明威介绍给了珀金斯，说他有“真家伙”。在海明威写作他第一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期间，菲茨杰拉德做了很多重要的编辑工作，提出的创作建议对海明威影响深远，让他在后来少走了很多弯路。他甚至充当了海明威的文学经纪人，为他的利益奔走。
他们之间发展出善恶交织的矛盾友情。文学史上，这两位能结下友谊未免令人费解——他们是那么不一样的两个人。唐纳森写道，海明威“天性中有着黑暗的一面，比坦桑尼亚花岗岩还要黑暗、冷酷”，“在控制欲方面他有近乎强迫的倾向，总要称王称霸；菲茨杰拉德则做出了呼应，他需要被控制。如果厄内斯特喜欢踢人，司各特就会在背上写着‘来踢我吧’。”
果然，一年后他们之间的情谊开始变淡。美国《国家》杂志资深编辑理查德·林格曼曾这样谈论文学圈中的友谊，“作家们的朋友之路须得小心翼翼走”，因为一路上潜伏着“嫉妒、艳羡、竞争等魔鬼”。1927年之后，菲茨杰拉德开始走下坡路，海明威成了新的文学英雄。双方尽力维系着“我们还是朋友”的幻觉，其实1930年代整整10年间他们只见过4次，彼此的消息也靠珀金斯转达，不再直接通信。
30年代，姗尔达因为严重精神分裂数次入院治疗，为了负担妻子的医疗费用，菲茨杰拉德不得不把写作搁置一旁，改写短篇小说赚取稿费，后来甚至向好莱坞出卖才华。《天才捕手》中有一个情节——沃尔夫闯入珀金斯特意为杰茨菲拉德夫妇安排的家宴，当着刚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姗尔达的面，笑话杰茨菲拉德写不出作品——表现的就是菲茨杰拉德面临的窘境。因此有种猜想认为，菲茨杰拉德为自己写作成绩不佳而深感愧疚，主动减少了与海明威的往来。当然，海明威也持有“抢在朋友和情人抛弃自己之前抛弃他们”的信条。
1936年，菲茨杰拉德在《君子》杂志上发表《崩溃》一文，二人之间的罅隙终于公开。从海明威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作者阿瑟·迈兹纳的8封信中得知，海明威从这篇忏悔性质的文章中看出菲茨杰拉德在自我贬低。这是个性使然。菲茨杰拉德为人温厚、天真、忠诚，一个例子是他的书都是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的；这样个性的另一面就是优柔、纠缠，是硬汉海明威所厌弃的。海明威绝不能受外力、特别是女人的左右摆布，更不要说被打败，他宁愿选择被毁灭。随后他也在《君子》上发表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其中轻蔑地讽刺菲茨杰拉德对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敬畏之心，不惜毁灭自己，并揶揄《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他还居高临下评论朋友是奄奄一息的花蝴蝶、不堪一击的拳击手、偏离了航道疾速扎向地面的飞机，讽刺他是懦夫、趴在阔佬膝盖上的宠物狗、妻管严。菲茨杰拉德偶尔也会点评两句曾经的朋友：“看来厄内斯特好像善于将手伸给梯子上端的人。”
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亨利·亚当斯说过：“一辈子能有一个朋友足矣，两个已太多，三个几乎不可能。保持友谊需要彼此相当的生活、思想的交集、观点的碰撞。”离间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友情的有酒精、金钱、嫉妒、名望，无一不是人性中的弱点。
李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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