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三目《战国》总第五十九回&

长弓有心 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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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回合纵击秦

按照一般的想法，秦国在长平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接下来就应该乘胜追击，一举攻入邯郸灭了赵国。事实上秦军确实也尝试这样作了，兵分两路的秦军，一路向晋阳出发，攻取了整个太原盆地；另一路则当然的是以邯郸为目标了。不过在占据了近卫邯郸的卫城“武安”之后，秦国对于是否要再继续扩大战果产生了犹豫。毕竟在战场之上，“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辩证关系永远是存在的。在场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后，秦国本身也已经大伤元气。即使是战国最优秀的军事家（战术）白起，也认为如果秦国再卷入一场大型攻坚战的话（基于邯郸城的坚固程度和重要性，这场战役所持续的时间肯定会超出长平之战），并没有取胜的把握，并且很有可能让坐山观虎斗的其他诸侯有机可乘。更大的问题是，秦国虽然占据了上党腹地的几大盆地，但在经过这场大战之后，上党腹地的农业潜力已大受影响（有劳动力和战斗力的人口在战争中基本都消耗掉了），秦国要想控制上党高地，一方面还需要由腹地继续提供补给，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定时间休养生息了。当然，比秦国损失更大的赵国，也同样需要时间来休整。在这种情况下，在秦赵双方，加上韩国之间达成停战协议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作为战胜国的秦国来说，并没有理由无条件的和赵、韩两国达成停战协议。按照通常的外交准则，战败方会更渴望和平，因此也必须付出一定代价。而秦国所开出的条件就是，让韩国割让他们在河济平原之上的唯一据点“垣雍”邑（河南省原阳县西北），以作为秦国下一步向河济平原渗透的跳板；而赵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更大了，秦国需要赵国拿出六座城邑，以为他的上党驻军提供补给。从韩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根本没有和秦国谈判的资本，更何况就河济平原这个地理单元来说，韩国之所以在它的西端保有一个据点，无非是为了让地处中原的韩国本部，与河北平原的“南阳之地”结合的更紧密。现在韩国在黄河以北已无寸土了，这个突出部也失去了价值。所以秦国很顺利的拿到了“垣雍”，向陶邑这块飞地又跨出了一步。不过赵国这边，“土地换和平”的计划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尽管赵国现在比秦国更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但他们也同样清楚，秦国是决不可能就此罢休的，这种交换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此消彼涨，结果反而会让秦国的攻击来的更快，更猛烈。既使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么赵人最终还是选择的拒绝，并做好了在邯郸城与秦国血战到底的准备。知晓这段历史的大多数人都很难理解，在经历过这么重大的损失之后，赵国居然还敢和秦国硬顶，难道赵国的战争潜力还没有被完全打掉吗？

如果从战术的角度看，支撑赵国继续与秦国对抗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赵国也清楚，长平之战后的秦军其实也已经是强驽之末了，上党高地本身又暂时失去了补给能力，如果自己能支撑一段时间，秦军就可能会撤了；另一个原因就是赵国对于邯郸城的防御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当年被魏国攻破之后，痛定思痛的赵国对于邯郸城内外防线已经经营了数十年，要想攻破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除去战术因素，支撑赵国打下去的还有两个战略因素，一是赵国的领土和人口虽然在六国之中只是居中，但动员能力却是最强的。这主要是因为赵国多年以来，将北方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并且在赵武灵王之后实行“胡服骑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赵国，从地缘文化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半耕半牧的混合体了。在军事架构上，更与游牧民族相一致，即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亦进行以骑射为主的军事训练，如果要进行全国动员的话，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当然，人力资源是有数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你的农业生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拖得时间太久，国力会大受影响。
　　在发出最后的动员令后，赵国仍然抱有希望的另一个战略因素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谁都知道，赵国如果被灭的话，对于其他诸侯意味着什么。虽然秦国也在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收买与恐吓），阻止外力介入秦赵之间的战争。但只要赵国仍在抵抗，就不排除有诸侯愿意出手相救，打破秦赵之间的平衡。秦国显然没有预料到赵国的强硬态度，形势也变的有点骑虎难下了。其实对于秦国来说，如果不去攻击邯郸，赵国也决没有力量和想法“收复”上党高地甚至太原盆地。秦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稳固自己在上党高地及太原盆地的统治，为下一阶段的战事作好充足的准备。问题是作为战胜国的秦国已经提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条件，如果就这样被赵国挡了回来，而没有所动作的话，那么对秦国的负面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出于政治的考虑，秦国必须给赵国一个教训（也是做给其他诸侯看的），看看邯郸城是否还有足够的战力来阻挡秦军。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并非就一定是一个对战争极度渴望的好战分子，而是应当会审时度势，不打无把握之仗。从这个角度看，白起无疑是对得起“战神”这个称号的，这也是他能够取得常胜战绩的基本准则。虽然拒绝指挥邯郸之战的白起，最终因此而失势身死，但邯郸之战的结果却验证了他的军事判断力。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除了赵国自身原因外，外部的支援成了决定战局的关键。而帮助赵国力挽狂澜的就是战国史上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信陵君”。

略知战国史的朋友，应当都知晓“信陵君”这个人，而他在战国政治舞台的崛起，正是由于秦国这次的围攻邯郸之战（前257年）。其实无论是在长平之战，还是现在的邯郸之战时，秦国最为担心的都是其他关东诸侯加入到赵国阵营中，特别是在双方处在胶着状态时。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变为现实，秦国在外交上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这其中重点防范的对象就是魏国了。无论是身处当时的诸侯们，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赵国完蛋了，接下来倒霉的就一定是韩、魏两国了。只不过韩国这个二流诸侯，早已只能够凭借外交手段在夹缝中求生存，无论是敌是友在战略上作用都不大了，因此最有可能支援赵国的，就是魏国了。
　　最后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当赵国向魏国求援，并挑明唇亡齿寒的道理时，魏王（魏安厘王）决心派出援军以支援邯郸。问题是秦国也早已预料到魏国会有此异动，因此在赵国求援的同时，秦国的外交压力也被直接传达到了大梁城。秦人的意思很简单，谁出头我就打谁。在这种情况下，魏王又一次犹豫了，所派出去的十万援军在到达漳水南岸后便停滞不前。就象我们在马路中间看到一辆车迎面开来，而又无法判定它的行驶方向时，本能的反应就是止步不前，以根据对方的变化而变化（不信可以试试）。魏国的这种犹豫也是这样一种本能反应，魏王需要看看局势是如何发展的，以决定压宝的方向。
　　只是魏人可以又一次的坐山观虎斗，被围困的赵人却等不下去了。正如我们昨天所分析的那样，就算赵国能够凭借坚固的城防措施，以及全面动员所迅速组织起来的军队抵挡住秦军，他们也必将面临和长平赵军一样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整个赵国都将面临无粮可食的境地了（劳动力都基本都被从耕地转移到战场了）。所以对于赵国来说，没一分钟都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位于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向他的小舅子，同样位列四公子的魏国 “信陵君”救援，而后者也因此而上演了 “窃符救赵”的惊人之举。窃符救赵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经典了，所以细节也就不多加描述了，不太清楚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从表面上看，信陵君是由于与平原君的姻亲关系而冒死救赵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之举。因为赵国如果有失的话，秦军的目标就会是赵国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的，当还没有事到临头时，总还是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时间能够改变一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有这样的弱点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如果是一个政治家，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决断力（管理者也是一样的）。魏王并非不知道秦国灭赵之后的后果，只不过较之信陵君而言，缺少一点决断力罢了。
　　从战术上来看，信陵君选择在这个时候救赵，时机也是很不错的。秦国自攻击韩“南阳之地”以后，就处在连续作战的状态，特别是在长平之战中自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消耗。因此这个时候和死守邯郸城的赵军里迎外合，秦军很可能因此而溃败。既然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决定，而不是信陵君的义气之举，那么也应当有其他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者诸侯国能够看到这点了。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楚国也同样看到了这点。当然，按照外交规则，楚国也一定是在赵国的求援之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而为赵国执行这项外交任务的，就是平原君。只不过说服楚王的关键人物，是平原君的一个门客“毛遂”。立下大功的毛遂，其自荐的故事也成就了一句人尽皆知的成语。
　　从楚国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非常想去捡这个便宜的，毕竟自郢都失守后，秦军气势如虹，楚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反击。而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楚国当然不甘心论为一个看客了。现在经过赵国以命相博后，秦国的后劲明显有些不足了，对于楚国也说，也正是显示实力的好机会。为楚国领命出击的正是同样位列战国四公子的“春申君”。加上平原君、信陵君，战国四公子算是到齐了三个。而邯郸城下的秦军，对于魏、楚联军的到来，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经历过那么多场胜利后，邯郸城下的秦军显然没有预料到，有谁在自己占据上风时，还敢去支持对手（阙于之战时，魏、韩两军是在赵军突袭得手后才见风使舵的）。特别是之前的魏国，已经慑于秦国的外交恐吓，在秦赵边境裹足不前了，这更加让秦军有恃无恐执行他们的围攻计划了。
　　有了魏、楚两国的援军，邯郸之围算是被解了，赵国也由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这次战役所造成的军事及政治后果却远没有结束，特别是魏国就此迎来了一次重新成为政治之巅的机会，虽然这只是一场濒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秦军在邯郸城下的失败并仅仅意味着一场战役的失败，事实上取胜之后的魏、楚联军一直追击秦军至河东，甚至一度将秦军逼过黄河。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很大程度是因为围攻邯郸长达十七个月的秦军，所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有限了，作为前进基地的上党高地，已经十分空虚了。并且作为攻击方的秦军，并不认为上党高地会受到来自东方的攻击（只有他打别人的），因此也不可能象当日廉颇那样，精心构筑防线了。正因为如此，回撤的那部分秦军（除掉被歼投降的），并没有凭借上党之险稳住阵脚，而是一直退到河东才组织起了象样的抵抗。
　　虽然秦军回撤回河西之后，很快就发起了反击，就夺回了河东。不过能够替魏国在弃守河东数十年后，“光复”一次故土，信陵君的这次救赵之举，也算是大获全胜了。
　　其实让那不到十万的魏军去守住河东那么一大片土地，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魏国不追究信陵君斩将夺权之罪，为其提供支援，也不可能守得住河东（现时秦魏的实力对比，与当日弃守河东时差距更大了）。因此信陵君在秦军发起反击后，就率领魏楚联军退了回去。不过有着山河之险的长治、晋城两盆地再放弃就没有必要了。虽然说魏国在河东已经没有了利益，但鉴于占据韩国“南阳之地”的秦军，一直对魏国的那部分河内之地虎视眈眈，魏国也很有必要在位置相对应的上党高地上，即“晋城盆地”据守一块缓冲地，以防陷入秦军再一次攻入上党高地，让自己陷入两面包围的境地。至于说长治盆地，得失与否与魏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块区域的防守，还是交给赵人去做吧。当然，如果魏国想把整个上党高地（腹地）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获救之后的赵国也绝不会想来分配战利品。只是现在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东征西讨的超级大国了，一场胜利并无法改变秦国一超独霸的战略格局。在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维指导下，将自己的防线拉长并不是个好主意。
　　前面有朋友认为，信陵君的胜利与魏国无关，只是他的个人成就。事实上信陵君并没有背叛魏国，自始自终也是率领魏军进行援赵之役的。而在解了邯郸之围并收复上党之后，援赵的魏军，连同晋城盆地那块缓冲之地（高都）都被交还给了魏国。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信陵君个人选择了留驻邯郸，毕竟当日之举虽然于战略上没有问题，也为魏国重振了声威，但终究于君臣之义有失，如果不是愚忠到底的话，还是没有必要回去接受责罚的（后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自杀以全名节的情况就多了）。
　　虽说信陵军领军救赵是一种以下犯上的行为，但从结果来看，倒也是帮助魏王下了决定，并不能算是置魏国的利益于不顾。因为魏王也并非看不到赵亡之后的后果，否则也不会置重后于秦赵边境。如果让狗血一点的导演来写这段历史，也许会将魏王描述成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明知信陵君有救赵之心，而故意放任其窃符救赵。如果取胜了，自然是好事；如果败了的话，则可将责任推在信陵君身上，为对秦外交赢得空间。虽然这种设想在正史、野史中都没有记载，但谁又能肯定魏王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呢？所以深究历史人物的内心想法，其实是很难探究历史真相的（悲剧的是，现在的历史研究基本都是从这个角度着手）。对于我们来说，从当时的战略格局和结果上来分析，也许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不管怎么说，以魏军为主、楚军为辅的这次救赵行动是取得了成功。作了胜利方的魏、楚两国，即使自知无法真正实现大反攻，但在自己的后院威风一把还是可以的。对于魏国来说，最让他坐立不安的就是秦国通过攻齐之役，所占据的那块飞地“陶邑”了。借着信陵君在前线的大胜，魏国顺势拔除了这颗钉子。至于说同为战胜国的楚国，他们当然也不会放弃这次重振国威的机会。在魏国拔除陶邑的同时，陶邑的东邻“鲁国”成为了最新的牺牲品。当年东西纵横于中央之国南部的楚国，大有在东部以江东、泗淮流域为基础重新部局的架势。
　　回头再说秦国，虽然在邯郸遭遇了重大失败，但秦国的国力摆在那，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东进的步伐。当然，再来啃一次上党这块硬骨头，暂时也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从战略格局上来看，似乎又回到了秦攻上党之前的格局。不过仔细分析，秦国较之前还是进了一大步，首先消灭了最大敌人赵国40多万的有生力量，自此赵国再也无力独自抵抗秦国了；其次秦国所在长平之战前，在河内所占据的那块基地（韩之南阳）还握在手中，因此秦国接下来仍旧以黄河两岸为主线，向三晋发起新一轮的攻击。除了向北攻击魏国在河内的城邑以外，以实践谁出头就打谁的诺言，黄河以南的韩国同样没有偏安的机会。
　　韩国在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土地后，不只剩下河、济以南，紧邻洛阳盆地的那块郑国故地了。依秦国的实力，韩国想独自抵挡秦军的进攻基本是不可能的。依韩国过往的生存法则，他们是一定要通过外交手段，或将祸水引给其他诸侯，或者想办法让秦国觉得自己的存在，更有利于秦国的扩张。只是这次韩国人还没急，就已经有人抢在前面出头了。不过这次挑头的却并非韩国的两个三晋兄弟，而是那个末落的王族----西周。
　　东、西两周之所以能够在洛阳盆地生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和韩国一样，从来不给过路的诸侯们增加阻力，甚至是极力讨好。另一方面则利益于王室的余威，虽然其间不止一个诸侯（特别是秦、楚）曾经打过王室的主意，但考虑到政治风险都还是放弃了。不过现在的局势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秦国所图的显然已经不是霸业，而是“王”业了。如果再这样干等下去，韩亡之后，两周的灭亡也就在转瞬之间了。因此处在秦国东进最前沿的西周（都城洛邑）首先坐不住了，在当了那么多年的缩头乌龟后终于男人了一次，挑头联合各路诸候出伊阏攻击秦军。结果正应了那句老话“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各怀心腹事的联军很快就溃败了，强出头的西周也就此亡国（前255年），六年以后，同样也希望在濒死前一博的东周（还只在谋划之中），也“享受”了同等待遇。而秦国在将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运回关中后，对于这个末落王族最后的致敬就是，遵循灭国不祀的古训，留给他们一小块封地以祭奠先人。
　　占据了整个洛阳盆地的秦国，开始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切割，不仅将进一步压缩了韩国的空间，更直接进逼到魏都“大梁”之西。而魏国则无可避免的承受了最大的压力，以至于想把河内残余的据点都移交给赵国，以让赵国在河北平原与秦国直接交锋，以缓解魏国正面的压力。而赵国这边，虽然邯郸城暂时没有再被围攻的危险了，但他们的西土核心“太原盆地”却在邯郸之围被解8年后（前247年），陷于秦人之手了。现在，面对拥有强大资源的秦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诸侯们再次联手，变被动防守为主动攻击，看看能不能把秦人突入华北平原的突出部给挤压回去了，让崤函之险重新成为阻隔秦人东进的天险。

理论上在秦国一支独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诸侯都是没有实力和秦国单独PK的。秦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土足够大，且粮食、人口潜力巨大的平原区最多，渭河平原、运城盆地、临汾盆地、洛阳盆地、太原盆地、川西平原、江汉平原、汉中盆地、洞庭湖平原、。。。。。可以说，天下半数的产粮区都归属了秦国；二是秦国的“耕、战”政策，执行的是最到位的。就资源的利用率和权利的集中度来说，秦国都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秦国本身就是一台高效率的战争机器。这点甚至后世的任何朝代都难以望其顶背。只不过这种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耕战”体系，用来打天下固然可怕，但用来坐天下却是问题多多（弦崩的太紧了，容易断），所以秦朝二世而亡，后来的汉帝国吸取教训，用儒、道两学来平衡社会结构，并由此建立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价值观。
　　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对抗秦国，那么诸侯们唯一翻盘的可能性就是联合起来了。如果集中山东诸国的全部力量，还是可以从实力上压倒秦国的。就象长平之战，如果其他诸侯肯向赵国提供后勤补给，以赵国的战力和地形之利，完全可以在上党与秦国周旋到底，而不至于和秦国硬碰硬。只不过相比于高度集中的秦国，各怀心腹事的诸侯们，虽然都意识到了联合的重要性，但秦国谁出头就先打谁的威胁，大多数时候都还是愿意看着别人去和秦国死拼。即使能够“合纵”抗秦，这种松散的联盟亦无法持久，往往一场战役之后，无论胜负都宣告解体了。
　　在秦国已经渗透到大梁西郊时，魏国终于有了国之将亡的感觉了。因为秦人这次是步步为营的将控制区延伸过来，而不是越地远征。如果让秦人站稳了脚跟，就算大梁城能够坚持个三、五年，被攻破也是迟早的事。所以魏国决心做一会盟主，挑头合纵，以抗强秦。想合纵的话，首先要给你的合作伙伴以信心，或者说能够有一个统帅，有过战胜秦军的经验。这个人选，当然非信陵君莫属了。虽然信陵君由于之前的犯上行为避祸于赵国，但并没有背叛魏国，他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安全保证罢了。现在的形势，魏国已经决心将国运交给信陵君去打理了，上任魏军以及联军主帅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过这次合纵联盟中，并没有集中全部的山东诸侯。同样被秦国直接打压的韩、赵两国的加入，自不在话下。而之前在解邯郸之围中，已经主动出击过的楚中，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至于说燕、齐两国，就有些问题了。
　　自从秦国决心从变化形势多样的“合纵边横”游戏中脱身，执行目标明确的“远交近攻”战略后，地处中央之国最东部的齐国就一直是秦国战略盟友。秦国对于这个盟友的要求就是，并不一定需要你出手相助，但最起码要保持中立。而齐国也很满足于这种状态，尤其是秦国的那块飞地“陶”，从此再也不会以齐国为扩张方向了。从战略上来说，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缺乏远见的。只是面对纷杂的国际形势，能够“安全”的躲在后面，静观形势之变，这种诱惑不是谁都能挡得住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赵国独自抗秦，还是魏国此次的合纵攻秦，齐国都摆出了一付事不关己的态度。至于说燕国，他们则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暂时还没有恢复元气，所以也没有参与此次联盟。也许会有人感到奇怪，现在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秦国，而从地缘格局上来看，秦国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和燕国发生正面冲突，然后是燕国的北境被东胡所攻破了？事实并非如此，燕国的这次其实败于赵国之手，不过起因却还是因为秦国。这个世界上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却也总是有。在坐山观虎斗，并得知赵国的四十万精锐尽陷于长平之后，燕国感到自己向南扩张的机会终于到来了。问题燕国的动作还是有点慢（或者说观察的时间长了点），并不是在赵国新败于长平之时丢这块石头，而是在邯郸围被解之后伐赵（前251年）。当然，这个时候的赵国仍然面对秦国的巨大压力和蚕食，但已经可以稳住阵脚的，因此燕国的这次南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燕国希望在赵国临死之前也分一杯羹也并不为过。毕竟秦国一旦灭了赵国，接下来就会与燕国发生直接的地缘冲突了。能够在此之前为自己多获取些缓冲之地，也算是务实的打算。只不过燕国对于形势的判断，还是不够精确。出击的时机不是最好（索性和秦军联手，倒也能达成目的）是一方面，对于赵国的战争潜力也存在误判。要知道，赵国虽然在南线遭遇了惨败，但在北线还有数十万用了防御匈奴的军队。即使邯郸有失，赵国也还是有能力向北退却，以滹沱河为防线和秦国继续周旋下去。即使是这块中山国故地再失，赵国也还有机会退守“北三郡”（后来也的确如此），也就是说，赵国并没有那么容易亡。这块石头除了引火烧身以外，并没有太大意义，即使赵国因为燕国下的这块石头而支撑不下去的话，难道面对更为强大的秦国，燕国就更加有机会了？

除掉燕国和齐国，这两个并没有直接与秦国接壤的国家，现在信陵君可以统帅的有四国联军了。不对，其实是五国联军，因为鲁国并不是最后一个最灭掉的二流诸侯，还有一个不倒翁式的国家：卫国也加入了这次合纵攻秦的行动中。虽然以卫国现在的体量来说，已经基本可以归入城市国家的行列了。也许有人会感到遗憾，觉得少了燕、齐两个国家，联盟的力量会受到很大影响。其实并非如此，一个联盟的战力如何，与成员数量并非总是成正比的，与其吸收一些貌合神离的成员，不如将能够同仇敌忾国家团结在一起。想想如果有齐国这样的不坚定分子加入，那么无论是进攻或防守，齐国所负责的那个方向，很有可能会被秦国通过政治手段攻破，从而导致整个军事行动失败，会有多可怕。
　　现在的局面，无论是三晋，还是楚国，都与秦国的控制区大面积的相接了，根本无法象燕、齐两国那样，还能抱着偏安的想法。而从四国相加的综合实力上来说，并不比秦国差，真能四国同心的话，赢面还是挺大的。在具体的战役中，统帅的个人威望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就象在这次合纵中，信陵君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用他曾经大胜秦军的经历，来团结联军，使他们的战力能够发挥到最大。当日赵王用赵括也是看中了赵家曾经在阙与主动出击，大胜秦军的经历。不过那时的局面，并不适合赵军出击决战，更何况已经被秦军料敌在先，并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而现在，从战略上来看，秦国虽然沿河、济两水，向东切割取得不了少战果，甚至已经蚕食到了中原腹地的大梁之西，但这也让秦国这个突出部暴露在三晋的战略包围之中。从防御的角度看，秦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秦国能够继续通过外交手段，离间三晋，集中力量攻击一国，那还是有绝对优势的。不过现在，对手们已经重新联合在一起了，并且联合的比以往更紧密。
　　最终的结果是，五国联军在黄河以南与秦军决战，并大败秦军。对于联盟一边来说，要的并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他们需要的是秦国退守到大家都有安全感的战略平衡线。因此这次攻击，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将秦国压缩至函谷关才算结束。也许乘胜追击，一举攻破函谷关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这就是四塞之地的优势所在。即使不能总是在攻击行动中得手，但在防御中却总是能够拖垮对手（打架也是这样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你的抗击打能力）。山东诸侯合纵攻秦，打到函谷关下也不是第一次了，结果基本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也不例外。相比集权管理的秦国来说，联盟在时间上并不占优势。或者说联盟的时间越长，之间出现裂痕或被离间的可能性就越大。除非这个联盟之中，有一个成员有着绝对的实力和领导力。而现在，魏、赵、韩、楚联盟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因此能够将秦国逐出华北平原，逼退至函谷关，也算是完成任务了。而在这次攻秦的同时，赵国在西线刚刚被秦国吞并的晋阳城，也乘势脱离了秦国的控制。
　　从信陵君窃符救赵（前257年），到这次五国合纵击秦（前247年），魏国算是迎来了一个政治高潮。两次战役的胜利，似乎让魏国看到了中兴的迹象。但实际上，秦国的战略优势，并没有受到影响。如果说信陵君被历史推到了前面，成为了魏国乃至山东诸侯抵抗秦国的希望，那么接下来的的秦国也将迎来一位战国的终结者——秦始皇。

魏国的这次小高潮，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不如认为是“信陵君”个人的政治高峰。似乎是因为这个“英雄”的横空出世，一下子扭转了关东诸侯一味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过这个小高潮对于魏国来说，不如说是一次“回光返照”。在信陵君死后十八年（前225年），魏国终于还是亡于秦国之手了。这个时间顺序，让我们感觉到魏国的生死的确是系于信陵君一身，亦或信陵君如果活的长一点，魏国的国运也能够长一些。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信陵君救赵成功的大背景我们已经交待过了，秦国刚刚打完了一场战国史上最为艰苦的消耗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本身就有些强弩之末的感觉了。秦国的政治家也并非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长平之战后，并没有立即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邯郸。如果不是后来秦、赵双方谈判破裂，秦军也没有这么快就打响邯郸战役。所以说，无论是现代战争，还是古典时期的国家对抗，最终打的都是一场后勤战。你的资源和补给能力，能够决定你是否能在长期对抗中，占据优势，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优势”。
　　如果从潜力和制度来说，秦国的战争恢复能力无疑是诸侯中最强的。不过秦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需要对更高的效率，已快点结束中央之国的分裂局面。在诸多提高效率的方式中，有一种改变是最具战略眼光的，就是通过人力适当的改变地理环境，以提高生存质量和生产力，而这其中，“治水”又是最主要的方式。当年的大禹治水，以及魏、赵、齐等国在黄河下游修建大坝的行为，都可以归为此类。而地处黄河中游的秦国，相比于华北平原的诸候们，受到水患的机率相对较小。因此对于如何处理水利方面的问题，也缺乏足够的经验。不过这并不代表秦国就不需要和“水”打交道了。因为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你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水利工程，以让那些流淌在天然河道中的水，均匀的覆盖在平原之上，为秦国的粮食生产作出贡献。
　　在历史上，秦国分别在他的两大粮仓：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前者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解读过的“都江堰”工程；而后者则是我们即将要解读的“郑国渠”。这两项工程对于秦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秦国的粮食产量保守的估计也就此翻了一倍。如果我们把都江堰修筑的时间和郑国渠开建的时间，与信陵君两次战胜秦军的时间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关联，两项伟大工程的建设时间恰恰都是在那两次战役之后的第二年。而秦国的战略重心由在前线的攻城略地，转到想办法提升自己的粮食产量，进而提升国力上，可以说是从长平之战中所得到的另一个收获。正是通过长平之战，让秦国真正看清了后勤保障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粮食不足，赵国也不会冒然出击）。鉴于在今后的征服过程中，类似的大规模攻坚战还会有很多次，秦国需要事先作好充足的准备。所以，将人力物力投入到水利建设中，实属明智之举。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都江堰工程的修筑，更多的是有蜀国当年打下的基础，以及利用了当地人才的原因。而关中“郑国渠”的修筑过程，就要曲折的多了。这项秦国国内的工程，甚至牵扯到了国际政治，并将韩国给卷了进来。而这一切，都要从秦始皇登基（前246年）那年说起。

附：郑国渠示意图

想必大家都听过一句成语叫作“饮鸩止渴”。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每次看到这句成语来，就会想到韩国和郑国。注意了，这里所说的韩国，不是现在的“大韩民国”，而是二千多年前位列战国七雄的“韩国”；而这个郑国也不是曾经在战国初期“小霸”过的郑国，而是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
　　就韩国的地缘条件来说，算是战国七雄中最差的，可以说稍不留神就被周边的大国吞并了。我至今记得年少时看过的一个电视局中的情节，里面的韩王经常仰天长叹：韩国的天实在是太小了。其实韩国的天地小，只是一个问题，最关键的是他的位置实在是太居中了。正好处在秦人西出黄土高原的通道之上。因此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韩国人在外交之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他们所想出的，最为“强大”的招术，就是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去游说秦国修建一条连接泾、洛两水，能够灌溉关中平原东部的水渠。这项水利工程也就是我们昨天所提到的“郑国渠”。
　　韩国人之所以会想到去帮助秦国解决农业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向秦国示好。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韩国人所想的，就是用这一项布耗日持久的大型工程，拖住秦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让秦国暂时无力向东扩张。而对于现在的秦国来说，在经历过十多年的密集战争后，也的确耗费了大量的储备资源，需要将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提高农业效率上来了。郑国为关中平原设计的灌溉方案，无疑是非常有诱惑的。因为关中平原虽然有渭水东西穿越。但渭水的位置注定是在关中平原的最低处（否则那些支流也汇不进去），而整个关中平原，其实是由沿渭水两段向南北延伸的大片阶梯状平原构成的，也就是所谓“台地”（当地渭之“原”）。这种地形使得水量最大，海拔最低的渭水，并不能够引水润泽整个关中平原。
　　郑国所设计的方案是在渭水的两在支流泾水和洛水之间，沿关中平原北缘的高地挖通一条干渠。相当于在此克隆一段“渭水”，截流一部分本该直接流入渭水的泾水，经由郑国渠，注入洛水（初时洛水直接流入黄河，后来黄河改道就成为了渭水支流了）。这样做的诱人之处在于，郑国渠的地势较高，可以沿干渠向南修筑支渠，依靠自然落差均匀的灌溉渭水以北，泾、洛两水之间的土地。而在丰水季节，郑国渠还可以起到一定分流的作用，降低渭河水泛滥的危险。
　　由于郑国渠能够让关中平原的水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进而提升粮食产量。正希望提高农业效率的秦国，自然也接受了郑国的建议，开始了这项工程。这一年正是秦始皇登基的那一年（前246年）。从韩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疲秦之计，而从秦国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条提升国力的好方案。后世之人，大多认为韩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到最后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但站在韩国的角度看，这也的确为他们多获得了几年生机。因为以秦国当时的情况，如果要马上开启统一六国之战，难度还是很大的，毕竟需要时间来进行新的战力储备。不过如果秦国要想灭掉现在的韩国，获得一个东进的支撑点还是很容易的。也许韩国还能够指望在遭受秦国进攻时，得到其他诸侯，特别是三晋的支援。但现实情况是，在遭遇秦国这么多年的攻击后，韩国的资源（特别是人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消耗。控制区也已经被压缩掉了一半。很有可能在秦军的第一波进攻中就亡国了（韩国没有赵国那样的战略纵深，真要是国都被攻破，就等于完了）。
　　不管怎么说，韩国这次“饮鸩止渴”的举动，最多也就是为韩国多争取了几年时间。而郑国渠的修建，却加速了秦国统一整个中央之国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秦国在发现郑国修渠的动机不良后，却仍然让他继续完全这项工程。用郑国当时为自己辩解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最终，秦国花了十年时间修成了郑国渠（前236年），其所灌溉的区域，粮食产量也由此翻了数倍。而渠成之后的第三年（前233年）。已经感到将要迎灭顶之灾的韩王只能祭出最后的法宝，向秦国称臣，并将战国最为著名的法家，韩国贵族：韩非（子）送到秦国，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影响秦国，给韩国留一口气。不过已经准备用中央集权的体制统一中央之国的秦始皇，显然并不会走当年周人的老路。三年之后（前230年），韩国成为了秦国统一道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尽管郑国渠道在秦国的统一之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但他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却不如同一时期的“都江堰”工程。之所以会这样，倒不是因为二者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有大的分别，而在于二者在设计上的区别，决定了他们在后世的命运。

相比都江堰工程一直为成都平原服务至今，郑国渠的命运就要坎坷多了。因为所有的引水工程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泥沙的沉积问题。对于秦国的统一事业而言，泥沙对于引水还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到了100多年后，渠道的淤塞就十分严重了。以至于后世在郑国渠的基础上，或部分疏通原有渠道，或干脆另择线路重新开挖了诸如：白公渠（汉）、三白渠（唐）、丰利渠（宋）、王御史渠（元）、广惠渠（明）、通济渠（明）、龙洞渠（清）、泾惠渠（民国）。
　　这并不能怪郑国当时的设计有问题，因为处理水利工程的泥沙沉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包括三峡大坝在内的中国诸多水利工程也是一样，也正因为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水电工程建设都处于停滞状态（环保部门强力反对）。事实上在天然河道中建筑大坝，以引水渠中的泥沙沉积问题更为严重。后者如果被淤塞了，最多也就是不用罢了，而前者除了会改变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外，更有可能加剧大坝上游地区的洪涝灾害。不过在中国日益增大的能源压力面前，这种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才会显现出来的后果只能被暂时无视了。所能够寄希望的，就是在今后数十年中，能够找到足够的替代能源，以逐渐减小水电大坝的使用率。
　　郑国渠之所以这么快消失，还在于他所引用的泾河水，含沙量极高。虽然这些泥沙没为为泾水象“河水”那样冠上一个“黄”的标签，但当混浊的泾水注入含沙量较低的渭水时， “泾渭分明”这句使用频率颇高的成语也就诞生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西----东而行的郑国渠，坡降又小，造成水流缓慢，泥沙的淤塞速度自然又加快了。
　　相比于郑国渠，都江堰工程的自然条件就要好很多了。首先相比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水土保持要好很多，因此岷江水的含沙比要小于泾水；其实岷江在进入成都平原前后的落差很大，流速较高，泥水沉积的速度也比郑国渠要慢的多。不过只要是河流，总是要携带泥沙的，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泥沙的排放问题，都江堰的下游灌溉水渠亦无法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一直润泽成都平原。而这一切，都与“都江堰”堰首工程的精妙设计有关。虽然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解读过都江堰的整体结构，但由于我的失误，对于其“无坝分水”的方式，以及分水、分沙的原理的解读并不到位。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再做一下说明，以让大家了解古人的智慧。
　　如果仅仅是为了将部分的岷江水，分流至成都平原腹地，那么在江水泄入平原之前，在河道的右侧打开一个缺口，并挖掘相应的引水渠就应该可以了。这项工程也的确已经做过了，在都江堰工程中，这个引水口叫作“宝瓶口”，而那块被分离出来，起着分水作用的山体，被称之为“离堆”。虽然在先秦的技术条件下，要想在山体之中切割出一个缺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没有火药，用的是火烧后再浇水，逐层剥离岩石的方式），但这种开凿于石质山体之中的分水口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坚固耐用，其分水岭（这项工程中的“离堆”）不至于因为河水的冲刷而湮灭。
　　虽然离堆的开凿可以让成都平原有水可用，但在解决水的流量和泥沙沉降方面还是存在问题。因此都江堰工程在离堆之北，又进行了一些辅助工程，而正是因为这些工程的修建，才真正使得都江堰工程成为了千年工程。在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分水“鱼嘴”的修筑。所谓“鱼嘴”，其实也是一个分水口，一个比宝瓶口更早一步分水的“分水岭”。之所以要在“离堆”之北再修筑一个“鱼嘴”，就是因为希望岷江水在流入宝瓶口之时，就已经分配好的水量，或者说保证流入成都平原腹地的江水，保持一个恒量。至于这个恒量是多少，惯于记录历史的华夏族（包括蜀人），会有准确的数据。按照过往的经验基本就是，枯水期水量的60%；丰水期水量的40%。
　　由于宝瓶口的宽度只有20米，宽度要远小于岷江的整体宽度，因此要让依靠这样一个小的引水口，将半数左右的岷江水引走，看似有些困难。不过即使我们只掌握基础的数学知识，也会知道，影响流量的实际是河道的横截面。而所谓的江面宽度，只是影响流量的一个数值而已。如果想让宝瓶口的进水，与仍旧依原路流入长江的江水，处在接近的数值，可以变通的方法就是将宝瓶口一侧的河道挖深（同时宝瓶口也要开业的足够深），以增大引水面。也正因为如此，当年要冰才会想到利用离堆之北的沙洲，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分为内、外两江。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封闭沙洲东侧的内江（鱼嘴东侧筑临时围堰），然后以人力将内江河道挖深。由于沙洲本身并不盐分稳定，因此在沙丘的东侧，靠近内江一面，需要构筑一道长堤，以保证河道的稳定性，这道长堤现在被称之为“金刚堤”。
　　既然沙洲之北的“鱼嘴”已经取代了离堆，成为了分水岭，那么它的稳定性也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它在承受正面水流的冲击）。问题是以沙洲本身的结构，是无法和与天然形成的石质“离堆”相比的。现在我们当年可以用打桩，并灌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来建分水堰，但在整个古典时期，你并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建筑一条能够与地下岩石相连的，足够牢固的“鱼嘴”。可以肯定的是，李冰和蜀人，当年肯定尝试过以石头直接加固沙洲的方法，但即使你能搬运来千斤巨石，在强大的水流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因此最终构筑“鱼嘴”的材料，是一种叫作“杩搓”的“复合”材料。说它复合，是因为杩搓是由竹子和石头组成的。简单点说，就是用大竹笼装满石块。用这杩搓来构筑鱼嘴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增加材料单体的重量。收集小块的石头，并用竹笼包裹做成“码搓”，比开采、运输同等质量的巨石要容易的多；二是杩搓之内的石头并不是一个整体，石缝之间可以分流掉部分水流，这样就减少了正面的压力，增加了鱼嘴的稳定性。
　　虽然说用竹笼装石这种办法，来构筑分水堰，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但它却保证了内江和都江堰工程的千年稳定。期间也并非没有朝代和官员，尝试用他们觉得更为牢靠的方式，来做分水鱼嘴，比如元、明时期，就曾用铁铸的龟、牛来做这件事，只不过最终都被冲的不知所终了。用杩搓这个土办法，虽然难看点，也会有损坏，但即使是损坏了，由于材料的可塑性强，也可以很方便的修补（为了保证这些“杩搓”能结合在一起，外面还会用木头交叉固定）。现在由于混凝土技术的成熟，在鱼嘴已经见不过杩搓分水的情景了，据说为了“思古”，还弄了两只铁龟、铁牛放在前面点缀。不过在每年“岁修”内河河道时，杩搓仍然是用来临时截流内江水的材料。而之所以要“岁修”内河河道，就和我们将要说到泥沙沉积问题有关了。
　　当年蜀人和李冰在修筑都江堰工程时，应该没有想到他们深挖内河水道的做法，还解决了泥沙分流这个世界性难题。因为根据弯道水流的规律，当江水流至分水鱼嘴时，表层水流会流向地势较低的“内江”；而底层水流则流入了外江。因此，质量更重的沙石也大部分随之分流入了外江，并按照原路流入了长江。而内、外江河道纵深的不同，还很大程度解决了一个流量的问题。因为相比于窄而深的内江河道，外江河道就变得宽而浅了。由于二者几何截面的不同，水位越高，外江所流入的水流比例也就更大。从而形成了都江堰工程，枯水期4/6(内/外)，丰水期6/4(内/外)分水的大致比例。
　　不过即使是内、外江的河道，因为河道截面的不同，可以很大程度调整岷江水的分水比例，但在丰水期，流入内江的水量，从整体上还是高于枯水期的，特别是在那种多少年一遇的洪水来临之时。通过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还是会有显著提升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江水流入宝瓶口之前，再做一项工程，以在丰水期进行二次分流了。这就是都江堰工程的最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飞沙堰”。
　　所谓“飞沙堰”，就是在鱼嘴、金钢堤所在的沙洲之南，与离堆的接合处打开一个缺口，并构筑一道堤堰（材料还是杩搓）。这道堤堰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尤抱琵琶半遮面”，有时会露出水面，有时却又低于水面。当内江水位较低的时候，它能够起到和金刚堤同等的作用，让内江水平稳的跨过宝瓶口；而当水量过大时，多余的江水又会从堰顶漫过去，回流到外江之中去。更为精妙的是，由于宝瓶口的宽度有限，内江水流到此时会先冲击宝瓶口东侧的崖壁，再向西形成旋流。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那些在鱼嘴没有被完全带入外江的沙石，就会被甩过二次分流的堰体，飞沙堰也因此而得名。这项补充工程对于洪水季节的调水、调沙尤为重要，并且水流越大越急，排沙效果越好（离心力越大）。这点倒很象太极之中的“以柔克刚”，遇强则更强。当然，由于水流在宝瓶口收窄，还是会有部分泥沙在此沉积下来。不过依靠每年封闭内江的“岁修”，以足以用最小的代价，来保证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了。
　　之所以要今天要花时间再补写都江堰，并提到现在的水电大坝，不仅是因为都江堰工程和郑国渠，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还因为它们之间的对比，告诉了我们，人类可以利用自身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地理结构，以改善自身的地缘条件。但并不是每一项工程，都能够长久的起到正面作用，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我们的所叙述的战国历史中，韩国已经在我的笔下先灭亡了。但在韩国这个龙套演员谢幕之前，濒死的诸侯们还曾经进行过一次联合反抗。这次的主角，并不是回光返照的魏国（魏国在信陵君死后，已经没有机会了），而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赵国。

附：都江堰工程示意图

从战略上看，秦国的优势已经是无可逆转了，其一国的实力足以同时应对两三个国家的攻击。在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秦国也并没有停止东进的步伐。事实上对于秦国的百姓来说，战争是绝大部分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果因军功而受爵的话，就可以使自己一家人马上步入有产阶级的行列。而为了长久的保持这项制度的活力，因军功所援的爵位并不能世袭。看来秦人也知道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太多了，会消弱国家的竞争力。有鉴于此，秦人在战后的恢复期总是要比其他国家要短的多（个体的主动性强）。
　　作为秦国东进的正面对手，韩、魏二国自然是优先被攻击的。韩国当然是不值一提了，而魏国信陵君病亡后（前243年），最后的希望也随之而去了。秦国的强力攻击下，魏国在河北平原、河济平原节节败退，基本被也象韩国那样，被压缩到了济水以南，成为了一个奄奄待毙的国家。按说这个时候，赵国应该要对这二个三晋兄弟施以援手了，否则唇亡齿寒，亡了韩、魏，赵国也没有独活的道理。不过这个时候的赵国，却在北线应对另一场战争，暂时还无暇顾及韩、魏的生死，因为燕国又一次的对赵国发起了攻击。要说在秦国一统天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的现在，燕国的这种“内斗”的确让后世之人感到很不应该。不过这也就是人性的弱点，在火没有烧到自己眉毛时，总是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多些。从燕国的地缘位置来说，他们向北已经没有拓展空间了，除非燕人觉得蒙古高原或者东北平原能够种出粮食来。如果要向南拓展战力纵深的话，就只有打赵、齐两国的主意了。抛开实力不说，从目前的国际关系来看，攻击齐国在政治上风险会相对比较大。因为秦、齐两国已经结成了战略联盟。虽然这个战略联盟所达成的状态是一个折中方案，即齐国始终保持中立状态。但如果燕国主动攻击齐国的话，那么秦国在外交上势必会表态支持齐国了（派援军也是很有可能的）。这样的话，本身处在秦国攻击区外的燕国就等于引火烧身了。所以的话，如果燕国想扩张的地盘，就只能打赵国的主意了。
　　从实力上来看，燕国比较赵国还是差了些火候的。不过这个时候的赵国已经成为了抗秦的主力，西线承受在巨大压力，在信陵君领导的那次合纵攻秦行动中，虽然暂时的把秦国赶到了函谷关以西，但秦国随后就开始了报复行动，将战火重新燃烧到了中原腹地。而赵国在河北平原的利益，虽然暂时还没受到太大影响，但借合纵攻秦的胜利重新收复的晋阳，也在第二年就重新被秦国所攻克（前246年）。同时，赵国在西北方向，还是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匈奴。在这种格局下，燕人认为赵国不大可能有足够的机动力量，应对来自燕国的蚕食。另外在政治层面，即使燕国此举不是与秦国达成默契的表现，但最起码不会得罪这个超级大国。只是燕国还是低估了赵国的战斗力，这一次的攻赵之举和十年前那次落井下石的侵赵结果一样，又一次以大败而告终（前242年）。
　　虽说燕赵之间的胜负，于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但赵国这次大胜燕国，却让赵国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回头来帮助他的三晋兄弟了。很自然的，在东北战场取得大胜的赵国成为了这次合纵（前241年，也是战国史上最后一次）联盟的主导者。而除了燕国这个刚被打残的“小兄弟”外，齐国照例维持着他的“中立”。其实上一次魏国（信陵君）组织的那次合纵攻秦中，燕国倒是参与了，不过记错了，写成燕国没有参与。其实没有燕、齐，而有卫国的五国合纵是这一次。
　　由赵、魏、韩、楚、卫组成的五国联军，在这最后一次反攻中，战术的运用倒还算比较成功。吸取了前几次合纵攻秦功败垂成的教训，这次的联军并没有选择崤函通道这条线路。而是由河东渡过黄河，直取关中平原。也就是说，秦军重点防御的函谷关被绕过了。以前晋、魏两国据有河东的，倒是经常渡河攻秦。不过自从三晋退出河东以外，这条攻击线路已逐渐被人谈忘了，函谷关虽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但如果攻克了这个要点，秦国的东大门就等于被打开了。而由河东入秦的话，很可能在河东就会陷入一场拉锯战。
　　不过从赵国的角度看，和韩、魏，甚至楚国相比，他们对于直接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崤函通道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如果让他们做组织者的话，最有可能的是由太原盆地出发，然后经由横穿吕梁山脉，由“蔺”地渡河进入陕北高原，然后再南下攻击关中平原。问题是现在太原盆地和吕梁山脉都已经是秦国的控制区了。因此赵国人所能想到的第二条攻击线路是，由上党高地突袭河东，攻击秦国。当然，所谓合纵攻秦，并不是说大家要集合在一起行动。当赵国由上党高地向河东发起冲击的同时，韩、魏、楚、卫四军可以由轵关陉向西攻击，最终双方在黄河西岸会师渡河。
　　从秦国方面来看，他们应该是没有想到诸侯们还敢反攻秦国，尤其是没有想到联军没有攻击大家都认定的天王山“函谷关”。因此在联军南北两路的攻击之下，措不及防的秦军退回了关中平原，而联军也破天荒的攻入了关中平原，渡过洛水，直逼咸阳。如果秦国是处在防御的一方，他们最少能够由河东、黄河、洛水布置三道防线，逐级抵抗，联军也基本没有机会攻击到咸阳东部。但问题是，秦军在战略上一直是处在攻击位，重点布防的区域也是在崤函通道一线。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秦军在战术上都是在做攻击准备，根本没有想到会遇到如此强大的反攻，让联军一下子插到自己的大本营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二千多年后的二战战场上，德、苏两国也同样上演了这一幕。从战略实力对比上来看，德国和苏联其实是处在同一数量级的。而苏联之所以在战争一开始兵败如山倒，被德军迅速攻击到自己的核心区，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在做着攻击的准备，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防线的构筑上。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差点被德国闪击得手。
　　如果说苏联能够最后耗死德国，很大程度利益于自己的战略纵深够大，资源够多（加上美国在物资上的支援），那么秦国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五国联军攻击的越深入，反过来所要承受的压力就越大。最终秦军在现在西安市临潼区东北，一个叫“蕞”的地方（相当于咸阳的外围阵地），稳住了阵脚和联军展开了决战。和后来的苏德之战有所不同的是，秦国并没有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是将攻击的重点放在了联盟中最为薄弱的一环:楚军身上。之所以选择将楚军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楚国是这个联盟中行军最远（客军中的客军），也是和黄土高原感情最弱的一员。无论是从战术上还是战略上，楚军都是最有可能先打退堂鼓的。而这种“联军”，与单一成分的军队，在组织结构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无法真正做到号令一致。一旦楚军被击溃，退出攻击序列，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也就无心再战了。
　　最终，这场被后人称之为“蕞之战”的，战国最后的合纵攻秦之战，还是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而接下来，大撤退的就是五国联军了。所谓来的快，去的也快。秦军也很快重新恢复了之前的控制范围。经由这次战役，秦国意识到，赵国这个打不死的小强，仍然是他们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又一次的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到了赵国身上。而这一次的赵国，不知道还有没有好运，再逃出生天了。

在秦国的声威如此强大的时候，五国联军居然能够出其不意的攻到咸阳附近，不能不说在战术的运用上是很成功的。虽然从双方的战略对比来看，即使联军攻到咸阳城下，甚至攻克，也并不代就能够翻盘的。因为秦国的战略纵深以及作为主军的优势，会在持久战中表露无疑，而这种合纵联军用来打一场战役还行，用来打持久战，那就很容易被秦人各个击破的（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上）。不过对于军事家来，这次联军的功败垂成，确实会感到很遗憾。很自然的，大家会觉得如果联军的实力再强大点，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的拿下咸阳了。
　　不能说这次五国联军没有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秦国巨大压力的时候（所有国家都有秦国大面积接壤了，包括卫国），象以前那种经常有国家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为联军的失败找到一个责任承担者的话，那么那个一贯坐山观虎斗，置身于事外的齐国就找难辞其咎了。假如实力保存完好的齐国能够参战，并与五国同心的话，这棵最后的稻草也许就能压垮秦国了（燕国就不指望了，刚被赵国打残，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次都不会参与）。历史永远是很难假设的，齐国真的加入的话，能否就此攻秦得手，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会引起争议。但对于当时的五国联军，尤其是赵国来说，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赵国对于齐国的怨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当日长平之战、邯郸之围时，赵国曾经多次向齐国求援、借粮，但齐国似乎很满意他的这种“中立国”身份，没有对赵国施予援手。当然，在齐国人看来，没有在背后帮秦国插上一刀就很不错了。只是历史上，这种想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想法，往往并不能如愿。这一次赵国借着统领五国联军的机会，就对齐国展开了报复性攻击，向东把齐国在黄河以北的据点“饶安”(今河北沧州盐山县东南)给攻下来了。虽然于齐国的核心区并没有什么损失（本来也没打算对齐全面开战，只是出一口气罢了），但却让赵国的领土第一次和海洋接壤了。虽然说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对于赵国来说，没有任何的异议。但如果将来有人说赵国从来跟海洋无缘的话，“赵粉”就可以用这条来反驳了。
　　五国联军之所以没有和齐国全面开战，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强秦在后。虽然大家恼怒齐国的短视，但还是不得不把重点放在西线。尤其是赵国，这次无可避免的成为了秦国的攻击对象。
　　前面曾经有朋友问过，为什么秦国去攻击上党，而没有选择由井陉入中山国故地，并由线迂回邯郸？这主要是因为秦国在长平之战、邯郸之围前没有控制住以晋阳为核心的太原盆地，因此才会试图从三晋中最薄弱的韩国入手，先取上党，再攻邯郸。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晋阳城已经被秦国所占据了（前246年）。秦国完全可以由晋阳出发，经由井陉攻击赵国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秦国也是非常有必要这样做的。因为失去晋阳的赵国，其防御重点，或者说主要兵力是分部在南北两线，即北线在代郡、雁门郡一带防御匈奴的边防军，以及在南线邯郸城拱卫中央的赵军。为了防止南北赵军互为接应，由井陉切入河北平原，并沿滹沱河布设防线，将赵国一切为二，无论是从长期分割赵国的战略上，还是一战而解决问题的战术上，都是正确的选择。
　　当然，秦国这样做只会是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单纯的只是这样孤军深入，很有可能会陷入赵国两面包围的境地。所以秦国的这次攻击，其实是两路出击，除了由晋阳出发，出井陉的这一路大军外，另一路则直接攻击长治盆地，并沿釜口陉直接攻击邯郸城。从出击的方位来看，北路秦军实际上起的是一个“阻援”的作用，而南路秦军才是主攻方向。秦国人很想看看，这次还会不会再有一个信陵君出现来创造“奇迹”了。

由于秦军这次攻赵是两路并进，因此很自然的也会有两路统帅。领军由井陉出击赵国的是秦军最著名的军事家族：“蒙”氏家族的奠基人“蒙骜”。说起蒙骜来，可以说是白起死后，秦国在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将领了。在他的带领下，秦军将魏、韩两国压缩至济水以南，并攻取赵国的晋阳城。因此让他来承担攻赵的任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说到蒙氏家族，其实并不是秦国土产的，蒙骜本人是来自秦国的。这也是战国一大特色，人才能够充分流动，到他最能发挥他才能的地方去，而秦国的成功，从人的角度看，也正是重用了这些“客卿”。当然，对于这些人才来说，他们也正是看中了秦国的潜力，才会愿意为之效命。所以我常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人成长的地方，地缘位置是否重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长之后的选择。蒙家在秦国最为成功的家族成员要算是蒙骜之孙“蒙恬”了，之所以会这样，倒不是蒙恬的战功就一定比他祖父更高，而是因为他军事生涯的主要对手是匈奴。对于后来的中原王朝来说，这种“对外”战争的意义，总是要大于“内战”的。也许是因为蒙家在军事上的建树，《寻秦记》、《古今大战秦俑情》、《神话》这类穿越剧中，在选择军事将领甚至主角时，总是会把目光放在蒙氏家族身上。
　　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次攻击赵国，是蒙骜的最后一次出征。因为秦国的这次攻赵之举，并没有取得取得预期的成功，蒙骜也战败生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战术结果，并不是因为又出现了一个信陵君解救了赵国，而是因为秦国内部在战术协调上出现了问题。而出现问题的，正是南路准备经由长治盆地，对邯郸执行主攻任务的南路秦军。这一路秦军的统帅并非一位名将，而是一位王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不过由于《寻秦记》的原因，许多人还是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就是秦王嬴政的弟弟“成蛟”。
　　在五国联军的那次大撤退之时，秦军实际上已经追击至了长治盆地，并在长治盆地西边缘的“屯留”邑（现在县名也是这）建立的据点。这相当于长治盆地作为一个完整的防御圈，已经被刺破了。至于说在信陵君救赵之后，交给魏国以为缓冲的，以高都为中心的晋城盆地，当日其实已经被蒙骜所攻取了（前248年）。即使魏军借着这次五国合纵攻秦夺了回来，在大撤退中也没有力量保有了。长治盆的的被渗入，与晋城盆地的丢失，对于赵国在上党高地的防御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秦军这时集结重兵由此出击的话，赵军不会再有条件和信心打一场新的“长平之战”，而是将兵力回防邯郸，据城以待援。而秦人对于再来一次邯郸之围，显然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战术准备。他们倒并不十分担心魏国再出一个信陵君来救越。已经被压缩到济水以南的魏国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得先突破秦国在河北、河济平原的防御纵深。
　　秦国最担心的是北线赵军回援邯郸，如果邯郸城被围，而赵国又无法找到外援的话，那些用来防御匈奴的，战力颇强的数十万赵军（大部分是骑兵），将会是赵国唯一的希望。虽然调回这些军队来解邯郸之围的话，意味着云中郡甚至雁门郡都有可能拱手让给匈奴，但相比于都城有失，这种丢车保帅之举也实属无奈。
　　虽然秦国在战术上布置的无可挑剔，但战场上的胜负并非只决定于某一方的实力是否更强，或者计划更为完美，否则大家只要兵棋演练一下就可以定出胜负了。在军事之外，还会有很多因素来影响一场战役的胜负。这其中，政治因素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外因。比之高度集权的秦国，山东六国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合纵攻秦之时，都会显出更多的政治空间，以让秦国施展外交手段分化反解，进而消弱对手的军事实力。相比之下，秦国似乎并没有这种问题，他的体制保证了整个国家都象是一台动作良好、精密的机器，在高效的运转。不过这次的秦国的确出问题了，所出的问题倒也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王权之争。《寻秦记》中所描绘的成蛟，是以一个反叛者，或者说嬴政王位的竞争者面目出现的。至于说书中所写的诸多反叛情节，当然艺术加工的多。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成蛟的确是与嬴政存有二心。
　　受命统帅主力部队的成蛟，并没有依计划与北路秦军同时出击，而是选择了原地观望。也许这位王弟是想拥兵以自重，去争夺秦国的王位；又或是怕将来嬴政不会放过他这位王位竞争者，因此不愿意去攻击赵国。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斗争，王室成员而到他国甚至敌对国家的是非常普遍的，成蛟和嬴政一样都曾经在赵国为质，如果有事，赵国会是最好的避难所。
　　不管成蛟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这种犹豫都足够以让本来承担阴援任务的北路秦军，遭到灭顶之灾（如果说成蛟和赵国私下有默契甚至协议，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赵国可以在不调动北线赵军的情况下，集结在河北平原的赵军，包夹孤军深入的北路秦军。而本来希望在滹沱河北岸，攻击据点，阻击回援赵军的秦军，显然没有想到赵国的主力从南面以他们为主攻方面攻击而来。在大败于赵军之后，残余的秦军退回了太原盆地，而领军的统帅蒙骜也回撤时，也被熟悉地形的赵军，伏杀于井陉之中。至于说成蛟，他唯一能做的选择，就只有到赵国去政治避难了。
　　虽然说秦军这次的攻赵之举，由于内部的政治斗争而告失败，但在秦国强大的战略优势面前，赵国仍然随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以预见的是，短则一两年，多则三五载，经过调整的秦国军队一定还会卷土再来。而秦、赵两国最后的PK，也将引出战国四大名将的后两位：王翦、李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