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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旗杆石，可能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脑子里没什么概念。不过，要是对封建科举制度有所了解，对旗杆石就不会感到陌生。旗杆石来源于封建时期的科举制度，是宗族、个人名誉的象征。在科举时代，有人中了进士后，村里人便会在各族宗祠前的广场上立一对旗杆石，放置旗杆，悬挂旗帜。一对旗杆石只记载一位进士，要是哪个村子立的旗杆石越多，就证明这个地方耕读传家风气越浓，人才出的越多，家族就越荣耀。 旗杆石相当于今天的荣誉证书之类，不过是自己颁给自己的。它是用来固定旗杆而制造的一个基座，一般采用上好的石质雕琢而成，因此也叫旗杆夹。除了自我炫耀、彰显身份外，也有昭示世人，激励后辈的目的。旗杆石是以石头为材料，立在宗祠或祖庙门前，可长久地保存下来。官阶越显赫，旗杆夹就越宽大，旗杆也越粗越长。 旗杆石一般高约0.8-1.2米，中间穿凿方形石孔。旗杆上挂一面旗，旗杆石上大都镌刻着龙、凤、祥云等图案，还有某朝某年某科考取的内容、名次及姓名等。为了渲染气氛，竖旗杆和旗杆石必须要请到八个工种的师傅（石匠、木匠、泥匠、铁匠、铜匠、篾匠、漆匠，最后是裁缝）来制作才能够完工，以示郑重其事。有几道工序的工匠活计很少，但也少不了他。石旗杆凿成后，家族要举行热烈庄重的仪式来竖立。 在湖塘乡洛溪村，也发现类似的旗杆石，位置村庄的牌楼前。据知情人士讲，原先村里共有五对旗杆石，由于年长月久，时代变迁，加之村庄建设，地面不断抬高，现在仅存一对。笔者前去考证的时候，也见到了这对硕果仅存的旗杆石。这对旗杆石是两块坚硬的麻石，麻石为长方形，高出地面约60公分，两块麻石平行而立，相距不到一尺。在麻石的上半部分各打有一个方形孔，大约是固定旗杆的拴孔之类。由于现在的地基比以前抬高了很多，因此根据推测，地下部分应该还有60公分左右，而且也有这样的方形孔，以便于固定旗杆。村里老人回忆，在他小的时候，还见过旗杆，旗杆高约两丈，头上悬着大旗。为了保证旗杆不被风刮歪，在旗杆的两头还分别用麻绳斜拉着，固定在地面上。 进一步了解发现，洛溪村渊源颇深。据明洪武二年（1369）朱善撰《丰城洛溪吕氏族谱旧序》载：“吕之裔由于炎帝，姜姓。”至后唐时有个叫吕梦奇的，他有两个儿子龟图和龟祥，龟图是北宋名相吕蒙正之父。龟祥传蒙亨，蒙亨传夷简，夷简传公著，公著传希哲，希哲传舜徙，舜徙传弸中，弸中传大器，大器传祖俭，祖俭被当作洛溪吕氏的开基祖。翻开史籍会发现，这些人可都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吕祖俭“历任衢州法曹、籍田令、司农簿、台州通判，办浙东赈务。庆元元年(1195年)任太府丞。时外戚韩侂胄任枢密都承旨，与右丞相赵汝愚倾轧，韩侂胄指使正言李沭劾赵汝愚，并参劾颂赵汝愚者。祖俭上书，反对斥逐忠良老成之臣，宁宗认为目无君主，朋比罔上，遂被贬置韶州，中途改吉州。赦后移置高安，居大愚山真如寺。庆历六年卒，归葬武义明招山祖茔。嘉熙二年(1238年)，追赠朝奉郎、直秘阁，谥忠。” 吕祖俭从吉州（吉安）移置高安时，路过洛溪，见洛溪山川秀丽，且远离城市，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因令仲氏孙文蔚卜居焉”。“仲氏孙”就是“侄孙”的意思，虽然文蔚为洛溪始居祖，但洛溪人仍把祖俭当作开基鼻祖。自此以后，洛溪“风气蒸盎，山川孕灵”，“今吾丰称水西巨阀，必屈指洛溪吕氏”（朱善语）。可见，洛溪吕姓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便文脉昌盛，其后世出几个进士举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立旗杆石的风气，大约是明朝以后的事，现在多地留存的旗杆石，也多为明朝遗存。由于旗杆石的影响大，宣传力度也大，一些人中了举人之后，也立旗杆石，以光宗耀祖。也就是说，洛溪在明朝以后，就至少出过五位进士或举人。只可惜查阅了洛溪族谱后，并未发现有详细的关于进士及举人的记载。村前曾有一幢“大夫第”老宅，由于大夫在明清期间为高级文职官阶，故可推测它的主人曾是某位进士以上品级的官员，五对旗杆石当中，必有一对属于“大夫第”的主人。 洛溪村民中，盛传“武状元”的传说。据村民讲，洛溪村曾经出了个武状元，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风，令敌寇闻风丧胆。但是，翻阅了洛溪村的族谱后，并未发现任何关于武状元的蛛丝马迹，典籍上也没有相关记载。因此推测，洛溪村也许出过一位有名的武相公，在当时闻名一时。村民把这位武相公视为天神，并牵强附会把他当成“武状元”。这位武相公的家里曾经保留着一对大刀，各重120斤，十几年前被家人用土车推出去当废铁卖掉。这个说法得到很多村民印证。 如今，洛溪村五对旗杆石，到现在只能看到一对，另外四对要么深埋于地下，要么被毁、成为别人家的墙脚石。而硕果仅存的这对旗杆石，却依然可以佐证洛溪村文风鼎盛的历史，是洛溪人世世代代耕读传家思想的历史见证。曾经的辉煌已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剩下的残砖断石，留给后辈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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