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孟卫东 风云变色，山川，弓矢，战马，长戈，杀戮。 《大秦帝国》在屏幕上呼啸。 争论也围绕着这部长剧喧腾。那些论辩的人，他们着墨更多之处，并非制作水准如何，而是通过一部带虚构色彩的作品，如何看待秦国及秦王朝的历史。 特别是这段历史的开创者商鞅。 商鞅的名声原本并不好，靠山秦孝公一倒，他立刻被车裂分尸，足见其遭人痛恨之深。几百年后，司马迁还称他是“天资刻薄人”。两千年间的主流史家没有多少人喜欢他，同样也不喜欢他奠定的强秦和帝国。 但是即便在这些人笔下的描述中，商鞅也仍然在他生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身后亦留下深远的影响。 且不说历代政治架构都沿袭秦制，就是在商鞅那个时代，能够身死而推行的政策不变，也证明他的遗产哪怕在敌视者眼中，也是不可或缺。 一种体制，如果不能让身在其中的人得到收益，绝对无法这样长久维系。 而且商鞅的变法，最初的获益者，确实是秦国的多数百姓。 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百姓的多数都是农民。 商鞅首先对他们诱之以利。规定能够使粮食丰收者，免去劳役和赋税，其后又鼓励他们多垦荒地。这些等同于多劳多得的经济政策，无疑会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动了秦国的农业增长，也实际成为商鞅法度建立的民意基础。 但使民得利，从来就不是商鞅变法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商鞅开始把他真正要推行的严刑峻法，施加在秦人身上。 编户连坐，奖赏告密，将整个国家放置在严密的统治罗网之中。民户中有壮丁两人以上必须分家，否则赋税加倍，意在拆解家族力量，将社会原子化，使民间丧失群起反抗的组织能力。 这样的改变，必然让民众感到“不便”，表达不满的数以千计。然而新法执行十年以后，却又是“秦民大说（悦）”。 严酷的统治，让许多人在恐惧中过日子。但另一方面，它的铁腕也可能震慑犯罪和盗贼。两千年后，墨索里尼曾经令意大利黑手党几乎偃旗息鼓，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时的秦国百姓也发现，在新法治理下，治安良好，路不拾遗。自己家因为勤奋生产，收入增加（虽然也未必多么富足，至少在荀子眼中不是这样）。商鞅在禁止私斗的同时，又规定官爵评级以军功为主要标准，只要奋力杀敌，就可能改写自己的命运，某种程度加速了阶层流动，让普通人看到了新希望。 他们当然欢迎这样的激励机制，至于其它种种的不便，只要乖乖听话，不去越雷池一步，似乎就不必担心危险。 虽然严刑峻法之下，动辄得咎的事不会没有，但在循规蹈矩的芸芸众生中，肯定不占多数。商鞅也不需要打击面过宽，只要处罚一批，就足以震慑一大片，何况他还曾经杀人杀到让血染红了河水。 人在恐惧中呆久了，也会把恐惧看做理所当然，甚至感激这种恐惧带来的“秩序”。那十年的秦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就连近百年后的大家荀子，也称赞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甚至官吏也谨慎办事，不结党营私。 这些话是对当时的秦相范雎说的，其中必然有作为一个外来者的客套。秦国官员当然也有派系，范雎就是协助秦昭襄王击败了宣太后、魏冉一派，才能够得势。 不过荀子也应该会看到，严格的法度确实约束了秦国的上上下下。 单单从治理功效角度看，商鞅确实是非常成功。连荀子两个著名的学生韩非与李斯，日后也倾慕并投身到这个成功模式的麾下。 然而荀子本人的心里，不会真喜欢这样的成功。 在经济发达之地，荀子发现的秦国所谓音乐不“淫”（吟唱人生情暖），服装不轻佻（无非是比较华美），都正是严厉管控下才会有的现象。所以他说秦国人民畏惧官吏，表现驯顺，仿佛回到远古黄金时代的样子，这显然是奉承之词。 而他在别的地方对秦的评价是：那里的百姓谋生之路狭窄穷困，君主“使民也酷烈”；参加战争，杀人立功，是民众求利的唯一途径。有了这种如同后世军国主义、低人权优势的模式，固然打造了“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的强势局面，但这并不符合荀子理想的国度。 他对范雎也谈及了“秦之所短”，尽管浅尝辄止，只是小心翼翼地提醒对方，这个国家是不是缺少了儒者。 儒家以仁义著称于世，荀子还曾经对齐国相国表示，秦国固然威力超过汤武，土地多过舜禹，但却整天害怕天下人联合起来攻打自己。在他眼中，这就是过度依赖武力，没有施行仁义，不能赢得别人尊敬的结果。 而这正是商鞅式秦国的必然状态。 初步变法见效之后，商鞅又把大小乡镇，组合成一个个郡县，由上到下实行官僚垂直管理，把权力的触角努力伸向每一个角落，恨不得把持一切。连田地都要听凭权力之手重新划分。得到一些收益的农民，陷入了类似于计划性的经济控制之中。今世出土的秦简上，记载着农民在田地种什么作物，也要官吏来指令。 秦国变成了一部精心设计，环环相接，可以高速运转，能量巨大的机器。 这样的体系，不能说没有历史的合理成分存在。郡县制可以让最高权力更有效地控制地方，避免之前的贵族分封土地导致王权基础不断消解，最终天下纷争迭起，至高的周天子却无能为力，形同摆设。郡县也并非商鞅的发明，从春秋开始，各诸侯就逐渐开始推广这种行政格局的调整，后来连续十几个朝代的中华帝国体制，为了一统江山，也把这些完全继承下来。 但是在这部机器里面，人的位置非常渺小，甚至随时可以被废弃。 而奠定了未来帝国基石的商鞅，却是第一个被这个自己打造的系统，像垃圾一样清理出局。 正因为成功，商鞅才愈发傲视众生，包括对那些跑来赞美新法的人。他的“法制”并没有表达言论的空间，无论说好说坏，都是不安分的“乱化之民”，只配流放边陲。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国家唯一的统治者——君主奉上神坛。 可这也意味着，他在把辛劳的成果完全交给君主掌控之后，自己也就和其他秦国官民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只是国君的奴仆而已。 所以当君主觉得不再需要他的时候，商鞅只能得到和那些被他戕害的生命一样的下场，甚至更惨。 何况他已经权势熏天，狂傲地自比名臣五羖大夫百里奚，早已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秦孝公可以终身信托他，之后新即位的立足未稳的国君却不可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宽容。 秦惠文王不一定真的相信商鞅谋反，但他必须为自己的权威，清除最大最可能的隐患。“莫如商鞅反者”，更多是在警告他人，不要有丝毫念头，觊觎至高无上的君权。 这种杀伐决断，不正是商鞅想要的效果？只是他可能没想到，自己锻造的利剑，会先砍下自己的头颅。 商鞅能够在秦国成功，也并非仅仅是他个人能力的强大。这里毕竟是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人文素养不如函谷关以东各国，强横的统治不那么令人不适。而即便如此，秦人也并非真心愿意长期在这种自由度极低的制度下生活，当刘邦进入咸阳，宣布简约的“约法三章”的时候，他们立刻向这位打垮自己国家的人表达了拥戴。 那时荀子的判断也得到了验证。单纯依靠硬实力的秦国，哪怕一统六国，最终还是噩梦成真，在天下人联合起来的攻势下覆灭了。 在那以后，尽管商鞅建立的法家式的治理结构延续了两千年，甚至有“儒表法里”一说，但其实是儒家思想成功柔化了法家体制的刚硬，使帝国的运行有了更多的人情味道。这并非商鞅的初衷，当然也不算是他的成功。 - END - 本文经公众号孟卫东 本文经公众号孟卫东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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