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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家、学者钱钟书所著《宋诗选注》，为晏殊、王安石、柳永、欧阳修、秦观、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文天祥等八十位诗人作了小传，并对他们的三百首宋诗作了注释。
王安石，宋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小字獾郎，号半山。王益子。仁宗庆历二年进士。授签书淮南判官。七年，知鄞县，兴修水利，贷谷于民，严整保伍，治绩卓著。历舒州通判、知常州。嘉祐三年，入为三司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主张变法改革、培养人才，未被采纳。迁知制诰，以母丧去职。神宗即位，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拜参知政事，力主变法，与神宗意合，乃设置三司条例司，理财整军，力谋富国强兵。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续颁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又改革科举、学校制度。七年，因遭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强烈反对，罢相，知江宁府。八年，复相。九年，再罢相，出判江宁府。元丰三年，封荆国公。卒谥文。提倡新学，曾与子雱及吕惠卿重释《诗》《书》《周官》，为《三经新义》；又撰《字说》，文字训诂亦多与前人不同。主历史变化之说，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诗文多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政治抱负，风格雄健峭拔，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临川集》，一名《王文公文集》，又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老子注》辑本。  《宋诗选注》：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已经不很满意诗歌“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钟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幕。第一，诗歌变成社交的必需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第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转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 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钟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咏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所以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 选诗：《河北民》《即事》《葛溪驿》《示长安君》《初夏即事》《悟真院》《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江上》《夜直》。
不畏天变恤人言，欲废宗法千古冤； 九十万钱归还妾，一匹蹇驴代乘轩； 元佑君实未始冷，乌台子瞻定知暄； 文章更未输节义，后来无数想攀援。 小注：1、不畏天变恤人言，欲废宗法千古冤：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
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绍 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 方定论。 2、宗法：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嫡庶来组织、统治社会的法则。清凤韶《凤氏经说·宗法》： “先王为大夫士立有宗法，义取尊祖收族也。《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 宗’……宗法皆然。继祖，继曾高祖，亦统谓之小宗。大宗惟一，小宗无数。” 3、九十万钱归还妾，一匹蹇驴代乘轩：王荆公（王安石）升职为知制诰，吴夫人为他买了一个小妾， 荆公见到说：“这是什么？”那女子说：“夫人让我侍奉您左右。”王荆公说：“你是谁家的女 人？”那女子说：“我的丈夫是军中官员，运米时船沉，家中资产都赔上还不够，还要卖了我来补 偿。”王荆公伤感地说：“夫人花了多少钱买你？”女子说：“九十万钱。”王荆公叫来她的丈 夫，让那对夫妇和好如初，还给他们金钱，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司 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 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 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 哉！” 4、还妾：休弃侍妾回归娘家。《二刻拍案惊奇》卷32：“此时连前日儿子带姙还妾之事，尽多如隔了 一世的，那里还记得影响起来？” 5、乘轩：乘坐大夫的车子。《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杜预注：“轩，大 夫车。” 6、元佑君实未始冷，乌台子瞻定知暄：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王安 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 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 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元佑更化”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折点，以司马光 （字君实）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佑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元丰八年春，宋神宗赵顼病死， 其子赵煦（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王安石也绝非奸佞小 人，他与苏东坡（字子瞻）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 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 地。“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7、文章更未输节义，后来无数想攀援：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8、攀援：追随；依附。《楚辞·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唐孟郊《戏赠 无本》诗之二：“相思塞心胸，高逸难攀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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