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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焱林 阎文 第五十一 言两以孟子引书叙事为议论 赵氏称孟子尤长诗书，其于书之辞必熟习，必不以古人口中语认为叙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语妄续之之于后。与或妄增之于前。自乱其引古之例，断断然己。奈何晚出书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书曰天降下民一节，自武王耻之，上皆书辞，盖史臣所作，故孟子从而释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犹上文引诗毕，然后从而释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伪作者欲窜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语。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为予何敢有越厥志。试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为臣一段，亦史臣作。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则史臣述士女之辞，伪作者亦欲窜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曰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试思今文书大诰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胜国一曰大国殷，再曰大邦殷。甚且天邑商，其尊人如此。岂有武王当初得天下日，遍告群后而乃侈然自尊为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书之以叙事为议论，其误如此。 按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一节，书辞、孟子语颇相杂。伪作者以天下信之与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互异，故不援入书，以东面而征西夷怨，至奚为后我凡三见，断为书辞入书，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语。盖以别于书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若心分疏处，但味汤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对成汤，自不得斥其号，于是伪作者輙变其辞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闪缩处乎。 入（当为又）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诰缩其辞为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尝谓鹤胫不得不长，凫胫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马公约诸史之文而成通鉴，已属从简，作纲目者不知，务于字句间蹙省，往往致有文理不通，足资嗢噱处。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轻诋与。余曰此原不尽出朱子，多其门人为之。若真出朱子手，其大书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马氏原文耳。 又按：余尝谓圣人之言述于贤人口中，少有改易，即不如圣人之确。何况伪作古文书者，殆无怪其然，或请征其义。余曰论语杞不足征，宋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而孔子录诗时忘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征之切证乎？众言淆乱析诸圣，未闻析诸贤。或曰论语盖孔子一时之言，中庸又一时言之，故不同观，并提三代与仅论二代者亦不同。余曰年有早暮，识有浅深。论因有定否，此岂所论于圣人乎。杞用夷礼，见鲁僖公时，出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戴公当周宣王时，出毛寺序。盖惟礼乐废坏，方就周大师校之。得颂之全本。旋复遭放失，孔子习诗不及半矣。尚得谓载论语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载中庸者则其初年。宋犹有文献存焉者耶，观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礼，分明是子思增损隐括论语之文，此则改论语失其意，故不确，知我罪我，一听世之君子。予则信孔子过笃者耳。 又按：自书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后师旷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后又荀卿释之，辞愈显而意愈加，警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然皆一脉相传，足征孟子所引之确。今泰誓上改降为佑，意觉索然。吾直不省作伪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盖言其仅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征意，特比杞差胜耳。余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无所存者乎。大抵当时列国文献惟鲁为最备。故曰吾舍鲁何适矣！二国自俱不足征。或曰，二国俱不足证，孔子于何处考订而能言之？双峰姚氏有云，圣人生知，得其一二，则可以识其余，亦信然乎。余曰，此最无稽之说也，闻一知十，自就义理言。若世远言湮，典文残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说矣。孔子常问礼于老聃，曾子问，一则曰吾闻诸老聃，再则曰吾闻诸老聃，其所述夏后氏之礼，殷人之礼，必备讲学于老聃，而不仅如今之寥寥者。然则孔子亦何俟杞宋存焉，而后能言其先王之制与。
何按：今《书》五十八篇，皆出孔壁，去今文，剩二十五篇，阎能拼出一百二十八条，造出二十余万言大作，既不分篇讨论，亦不分类讨论，如《孟子》引《书》文，本可集中议之，一次性解决。却支离脔割，散布于多条之中，复添枝加蔓，敷衍成章，拉张篇幅。 阎谓： 赵氏称孟子尤长《诗》、《书》，其于《书》之辞必熟习，必不以古人口中语认为叙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语妄续之之于后。与或妄增之于前。自乱其引古之例，断断然己。奈何晚出书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书》曰“天降下民”一节，“自武王耻之”，上皆书辞，盖史臣所作，故孟子从而释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犹上文引《诗》毕，然后从而释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 阎总是忘记是孟子在与梁惠王谈话，不是对梁惠王讲《书》，总是忘记《孟子》一书为其后学辑之而成，而未经孟子校正。 阎所引《孟子》，见《孟子·梁惠王》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大雅·皇矣）。’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书》逸篇）？’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 阎谓：“今泰誓上改降为佑，意觉索然。吾直不省作伪者是何心。” （一）、何按：今《书》惟《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似之。 1、《书》用“天降”一词大致如下： 天降之咎（《大禹谟》）、皇天降灾（《伊训》）、惟天降灾祥在德（《咸有一德》）、天降割于我家（《大诰》）、天降威用（《大诰》）、天降威（《大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惟天降命肇我民（《酒诰》）、天降威（《酒诰》）、故天降丧于殷（《酒诰》）、昊天大降丧于殷（《多士》）、天降时丧（《多方》）、天惟降时丧（《多方》）、今天降疾（《顾命》）。其中《大诰》、《酒诰》、《多方》、《顾命》皆今文篇目。 2、《书》用佑者大致如下： 上天孚佑下民（《汤诰》）、皇天眷佑有商（《太甲》中）、惟天佑于一德（《咸有一德》）、佑我烈祖（《说命》下）、天佑下民（《泰誓》上）、天乃佑命成汤（《泰誓》中）、敷佑四方（《金縢》）、皇天眷佑（《微子之命》）、我有周佑命（《多士》）、天惟纯佑命（《君奭》）、亦惟纯佑（《君奭》）、启佑我后人（《君牙》）。上列既有《书》今文篇目，亦有《书》古文篇目。 3、从1条看，天所降非灾即祥，非福即祸，灾、祥、祸、福，虽为实词，皆非实体，尤其天降不及人，故《孟子》“天降下民”非《书》用语。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一句寻常叙述语，无所谓褒贬臧否，是非善恶，如“天降大雨”，可为祛旱甘霖，可为致灾洪水。作之君，作之师，君有尧、舜，亦有桀、纣；师有尹、尚，亦有荣夷、伯噽。 《书》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佑者扶佑，庇佑，保佑，助佑，天为扶佑下民，方作君，作师，目的明确，互为因果。君能惠民于康，师能导民以道，则君、师皆受天命，得天禄，天下安和，享国久远。君、师不康惠下民，贪得无厌，视民刍狗，则失天命，失天禄，鼎为之革，身首异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实儒者辑《尚书》主旨，纲领。整本《尚书》皆说此事，此亦儒家立学、修身、诲人，为政之根本。一言以蔽之，立君、立师，皆为天佑下民之举。《泰誓》上“天佑下民”，不作“天降下民”，作者“心”在此。阎若璩竟省不得，会不了，真未读懂《尚书》者。 民非天降，王非天降，天命亦非天降，《书》总在说明此理。《多士》一篇，即反复说明周兴殷亡，商兴夏亡之理。 《多士》曰：“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夏后桀如此，故汤革夏命。而殷之末帝纣走夏桀老路，《多士》有曰：“在今后嗣王（纣）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意若曰，殷王纣，罔顾法天，罔知敬民，诞妄淫泆，故上帝不佑，降此大丧于殷。 《泰誓》中更直截了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即是民命。民之所愿，天必从之，即天命所归，天之所佑。 4、阎谓：“《书》曰天降下民一节，自“武王耻之”，上皆书辞，盖史臣所作，故孟子从而释之曰，此武王之勇也。” 阎论未当。今将此节《书》语及赵注摘于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书》，《尚书》逸篇也。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以助天光宠之也。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 赵注亦断句在“曷敢有越厥志”。此节为孟子答梁惠王“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之词。孟子前已对曰，请王勿好小勇，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故“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显见非《书》词，而为孟子答梁惠王词。 还须注意，《《泰誓》乃武王誓诸侯之词，直面诸侯，武王能称“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或人曰此史家之词。武王大誓，时尚未至牧野，与殷之战胜败尤在未定之天，武王尚在说予克纣，非予武，纣克予，惟予小子无良，此时史家能以谥号称武王？且《《泰誓》三篇，自王曰或曰以下之言，皆王誓词，何来史家从中插言？《《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皆如此。惟《牧誓》有两王曰。阎认真读过此诸《誓》也未？对《誓》之书法了解也未？何以开如此黄腔？ 所谓上文，即“《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孟子此答，未称“一人横行于天下，文王耻之。”此孟子以武王概文王，简洁行文。阎氏却称“伪作者欲窜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语。”此真阎慧黠处，亦令人有江郎才尽之感。 5、阎谓：“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为予何敢有越厥志。试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 前引文《孟子》作：“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书》作：“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何优何劣？ 此句《孟》文“惟我在”，显对梁惠王问有意突出武王之词，其在当时，王誓诸侯，实则动员，聚拢人心、军心，其屡谦称予小子发，予小子。岂能侈称“惟我在”？置友邦冢君于何地？如何能“以尔有众，底天之罚”？“厥”又谁指？赵注：“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赵注“其”可指天，亦可指武王。前议及《孟》文，善恶否泰，有罪无罪，与天无直接关系，“其”只能是武王自己，赵释义在此。“惟我在”，确实口气洪大，然则此非“一人衡行天下乎”？勇则勇也，却与纣即将决战之气氛不相宜。即孟子往誓师，能说“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予志”？ 《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则民之否泰，世之善恶，有罪无罪，皆天设君之旨，皆君对天之责。“予曷敢有越厥志”，即我曷敢有违天之意志！不违天意若何？有善必偿，有恶必罚，为天佑民，奉辞伐罪，躬行天讨，此非勇乎？此大勇也！此正《泰誓》主旨。《书》文言简意赅，胜《孟子》引文多多。 （二）、《縢文公》下：“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书·武成》：“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 于此阎谓：“又‘有攸不为臣’一段，亦史臣作。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则史臣述士女之辞，伪作者亦欲窜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曰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试思今文书《大诰》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胜国一曰大国殷，再曰大邦殷。甚且天邑商，其尊人如此。岂有武王当初得天下日，遍告群后而乃侈然自尊为大邑周乎？” “有攸不为臣”一节，乃《孟子·万章》辞，其说周事，自然录自《书》，录《书》何篇，《孟子》未说，阎亦未说，观其语与《书·武成》篇之相关段大致相当。故可断《孟子》或录自《武成》。 《武成》乃武王于一月伐商，四月凯旋，归于丰，大告武成所作。所谓大告武成，即宣告殷商夷灭，周统已立，有类后世开国、登基之仪，自然有告庙，祭祖，祀山川神祇，大会诸侯，班政、封赏，庆贺等。庆祝间，王能不言？王言，能不追思先人功烈，不述及伐商经过？述伐商经过，能不言商民拥戴，能不言商士女昭我周王？能不言商士女附我大邑周？不附我大邑周，不是反抗，即是逃亡，如是何能有篚厥玄黄，昭我周王之行？即《孟子》亦有“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有攸不为臣，东征”若入《武成》，由武王说出，则武王伐商，非恭行天讨，救民水火，而是商不臣周，故东征。春秋之战，多为某不臣某，而大动干戈，大兴杀伐。与孟子称春秋无义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何异？降及战国，无日不为“有攸不为臣”而战，无日不为兼并土地而战，则武王类七雄也！ 伐商功成，殷已殄灭，周成天下宗国，不大邑乎？大庆会上，无论致词周王，抑书册史臣，仍称商之士女附我小邑周？周不大邑谁大邑？殷大邑？其时殷之遗孽不过与武庚守一小邦。不仅大煞风景，且不符事实。王不会如此说，臣不会如此录，亦断断矣！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乃《大诰》语，其时三监流言事发，三监畏罪，遂与纣子武庚联合叛乱，天下震动，西土不安，为周开基遇到之第一大难，成王大告诸侯准备东征。“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则为追述前事。伐纣前周不过处西土一隅，为殷方镇，称周小邦，非为过谦，更非自卑，乃述事实。更有一层，周虽小邦，天命攸在，故能一举克商，成天下宗主。何况今周已有天下，何况“天明威，弼我丕丕基”，天命所在，何愁叛乱不克！文中即有“殷小腆”之称，岂非小觑武庚？何自卑之有！ 《多士》一篇，因洛邑新成告商士，周初之乱，固因三监流言，武庚欲复辟，亦因殷遗民怀念旧邦，周公东征，大费周章。洛邑之筑，亦为处置殷顽民。《多士》之文，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摄之以威，导之于安。其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在殷商时，周固诸侯，比之于殷，自为小国，称小国何卑？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纣自生其乱，天不畀殷，而弼我。“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故我革殷命，一如殷革夏命，其言谓绵里藏针，尔多士复有何说？何不顺从天命？“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予殷顽民以严重警告！ 不分时间、地点、对象，将三文混在一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敞乡话说，吃混糖（堂）锅魁，此阎之文章家法耶？ 汤一征自葛载一节，余前有述，此不赘。 阎称，晋室东迁，无论论今、古文《书》，皆扫地无余。故阎氏之文，一条之不成立，则其“扫地无余”不成立，《古文尚书》至少犹存一篇于世。 若《古文尚书》有一篇不伪，古文《尚书》据阎称，皆为梅氏所献，皆为伪作，一篇不伪，则“扫地无余”不成立，皆为伪作不成立，皆梅氏所献不成立，则全书不伪。即今《书》不伪， 久读阎书，觉阎之立论，基于两点：其所谓疏证，不是证，而是认：一、认定《古文尚书》伪，二、先秦诸子，两汉诸儒，至魏晋间人，凡早于王肃者，至少早于郑冲者，其所引“书”之文与今《书》文稍有不同，即证《书》伪。尽管其为孤证，尽管其本身并不合理，尽管其自相矛盾，也援以为证。即如本篇，《孟子》作“天降下民”，《书》作“天佑下民”阎便认“天佑”为伪，称其索然无味，从而指证《泰誓》为伪。《书》用“佑”者凡十二处，此十二处皆令阎“索然”？上所引“天降”《书》用者凡十四处，一处也无天降民，降王，降辅，降师等类语；只有天降咎，降灾，降疾，降威，降丧、降割等。故《孟子》“天降下民”非《书》语。阎却以“天降下民”为真《泰誓》语，余直不省阎是何心！ “有攸不为臣，东征。”阎认为其必《武成》文，此与武王伐商之宗旨相背，检《周书》各篇，无一篇及武王伐商之旨在“商不为臣”。此纯系《孟子》答梁惠王之语，或其后学记忆有差。“有攸不为臣”而兴兵攻伐，那是战国间人语，即战国间人，也有外交辞令，而不必说得如此露骨。 阎氏之论，大率如此，久读之，真令人有索然无味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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