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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是中国封建皇权史上的重大事件。雍正帝创立适应皇权高度集中的中枢机构军机处，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遗留的难题。因此，洪武、雍正二帝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 明内阁与清军机处均非法定的一级机构。两者都是在废除丞相制度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新的王朝中枢机构组织形式。所谓非正式性，是它们与丞相制度下中枢辅政机构的重要区别所在。 作为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历程中不同阶段的产物，明内阁与清军机处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 与明内阁相比较，清朝中枢辅臣在辅理政务中的自主权越来越少，参与机务的方式越来越间接。票拟虽然分别为明代阁臣与清代大学士的主要方式，然而清代大学士的权势与作用已大为削弱。军机大臣则主要通过“掌书谕旨”，常值内廷以待召见的方式辅政，其作为皇帝秘书班子的特征相当突出。他们虽然奉旨议事，却是在皇帝耳提面命之下“襄赞机务”。 明代阁臣尽管品秩较低（正五品），但是有一定的封驳权力，军机大臣完全不具备这一权力，在这方面甚至不如清初的大学士。 明、清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中，都曾出现过权臣，但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明代首辅严嵩、张居正等人的侵权程度，高于清代阁臣明珠、索额图等人；而军机大臣于敏中、穆彰阿等人对皇权的牵制，又不及明珠等人。 可见，在明清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过程中，随着皇权强化程度的上升，明清中枢辅政大臣对皇权的威胁，已呈逐步减弱的趋势。 在明清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初始阶段，朱元璋、朱棣已有将中枢辅政机构人员置于内廷的意图。洪武、永乐时期，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内阁运作情况及大学士的职责，与清军机处大臣颇多相似之处。 可见，明内阁本来存在着发展为同清军机处类似的内廷中枢辅政机构的可能性。然而，仁、宣二帝已有荒嬉倾向，其后历代明帝怠政者多，明内阁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变化，最后成为介于内廷与外朝之间的中枢辅政机构，由司礼监部分地填补了辅政机构的空缺。 自明代中期开始，内阁与司礼监呈分庭抗礼之势，中枢辅政机构的双轨制已成定局，内阁在明朝皇权运作中发挥了中坚力量，但又始终受制于司礼监，二者争夺中枢辅政权力的矛盾与斗争日益激烈。 内阁与司礼监虽然也有互相利用之处，并曾交替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事态，但总体来看，与皇帝关系更为密切的司礼监在这一较量中居于上风。 清朝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军机处不能完全取代内阁的职能，清朝中枢辅政机构形成二元化体制，而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在中枢辅政中的作用逐步减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被取消。 形成对比的是，明内阁与司礼监之间的权势差异相对较小，双方的冲突却很激烈，而清军机处的权力、地位与作用均大大超过内阁，但二者配合默契，以军机处为主，内阁为辅，共同承担中枢辅政之任，完全排除内监插手的可能性。 明初废除丞相制后，明代中枢辅政机构呈现出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趋势，出现介于二者之间的内阁；清代中枢辅政机构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出现内廷机构军机处。这一去而复返并非简单循环，它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创建军机处这一新的中枢辅政机构，终于找到促使皇权的集中与强化达于极至的一个有效机制。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明内阁和军机处都可称为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但其中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明内阁的权力远远大于军机处，内阁首辅的权力也远远高于领班军机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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