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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六月，在一次大朝会之后，权倾朝野的一代奸相丁谓居然破天荒地安排其副手王曾单独留下来，向刚刚即位的宋仁宗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奏事。  没想到，王曾一进去就是一上午，狡诈的丁谓顿感不妙，急忙赶回家里安排后事，并向自己的同党求助，但是一切都晚了。没过几天，汴梁城内都传开了一条消息：丁谓罢相，远徙崖州（位于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一代奸相就此倒台。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来自丁谓的副手——大宋朝连中三元的状元名臣王曾的弹劾奏章。 千古一人，连中三元成佳话 中国历史上，自隋唐开创科举制以来，能够在州府（明清之后为省）组织的乡试、礼部组织的会试以及皇帝亲自组织的殿试中连中三元（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的读书人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在“连中三元”者当中能够实实在在地在一年之内“连”中而不是隔几年“中”一次、并且最终成功登上宰相位置的，1000多年科举史上仅有王曾一人。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氏（现在的山东省青州市），据说王曾出生前，其父曾经梦见孔子托梦给他，告诉他孔子的爱徒曾参将转世为其子。因此，当孩子降生后，父亲就给他起名王曾。 说起来，王曾也是苦孩子出身。他8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只能寄养在叔父家中。青少年时代的王曾刻苦好学，颇有才名。北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秋，24岁的王曾参加青州乡试，高中解元。根据《宋历代状元录》记载，他曾经给当时的宰相吕蒙正寄送了一首《早梅》诗，诗中有一句： “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 吕蒙正读到之后拍案叫绝，觉得王曾以梅花自诩，气质高洁，不由得脱口而出： “此生已安排做状元宰相矣。”  （吕蒙正）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春，王曾参加礼部组织的“省试”（唐宋元称“省试”，明清称“会试”），又高中“省元”。他在省试中提交的《有教无类赋》也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文章，被汴梁城中的达官贵人们传抄。 当朝宰相李沆读到这篇《有教无类赋》之后，兴奋不已，对自己的夫人说：“吾得婿矣。”并且断言：“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 趁着王曾参加殿试之前，李沆急急忙忙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王曾。而同样有嫁女意愿的另一位宰相吕蒙正，本想等殿试之后再提亲，结果晚了一步，王曾已然定亲，令老宰相吕蒙正后悔不已。 咸平五年三月十二日，王曾参加殿试，以一篇《有物混成赋》，再次拔得头筹，高中状元，实现了一年之内“连中三元”。  （连中三元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 王曾“连中三元”后，非常平静，丝毫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得意忘形。在金榜题名的当天晚上，他提笔给抚养他长大的叔父写了一封信： “曾今日殿前，唱名忝第一，此乃先世泉州王审邽积德，大人不必过喜。” 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正是王曾今后在仕途上能够一帆风顺，并且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的优秀品质之一。 状元翰林，皇帝也要敬三分 王曾高中状元之后，先后在将作监、秘书省、三司等中央单位和济州等地方任职，也曾参与办理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均有所建树，绝非寻常眼高手低的书呆子。因此，宋真宗十分器重王曾，对其以“国士”待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36岁的王曾当上了翰林学士，在宋朝，这个职务距离宰相的位置仅有一步之遥。 有一天，宋真宗在承明殿召见王曾，君臣二人相谈甚欢。等到谈话结束，王曾刚刚回到翰林院，宫中传旨的太监就追到了。太监一见面就问王曾：“王大人，您没有生气吧？”这一句话，把王曾给问懵了，自己的意见刚刚被皇帝采纳，高兴还来不及，生什么气啊？ 原来，根据宋朝的典章制度，皇帝接见中下级官员可以穿燕服、即皇帝日常起居的便衣接待，而接见翰林学士这样具有较高地位的官员，必须冠带整齐地袍服相见，而刚刚宋真宗因为太想赶快见到王曾，没来得及更换朝服就直接接见了王曾，事后担心王曾因为此事生气，故而派遣太监前来致歉。  （宋真宗赵恒）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地位比后世明清时代要高得多，皇权对于文化精英还是充满了礼敬与尊重。 忍辱负重，绝地反击除奸佞 宋真宗晚年，入主大宋朝政事堂的宰相（同平章事）是丁谓，副宰相（参知政事）就是王曾。 丁谓此人既有才华，又十分阴险，依靠在宋真宗病重时期支持刘皇后垂帘听政而得以将寇准、李迪等忠臣排挤到偏远地区任职，从而独揽大权、结党营私、作威作福。王曾对丁谓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是也意识到自己孤掌难鸣，硬碰硬恐怕不是丁谓的对手。 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十九日，真宗皇帝驾崩，年仅13岁的仁宗皇帝即位，已经成为太后的刘氏垂帘听政。此时，丁谓觉得自己打击政敌的机会又来了，于是假传真宗皇帝遗诏，将已经被贬为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一带）司马的寇准，再继续贬为雷州（广东省雷州半岛）司户参军，要致寇准于死地。 根据史书记载，众位大臣虽然都知道寇准是被冤枉的，但是迫于丁谓的权势，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而此时仅有王曾试着替寇准鸣不平，结果遭到丁谓的进一步恐吓。《宋史·丁谓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详细记载了这次冲突： “王曾疑责（寇准）太重，丁谓熟视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尔’……曾惧，遂不复争。” “居停主人”这个典故指的是从事房屋租赁的人。丁谓在言语中敲打王曾，提醒他还曾经把自己的房子租给过寇准使用，并进一步威胁王曾要是再多说话，就会跟寇准一个下场。面对强势的丁谓，王曾只能选择暂时隐忍。 为了防止其他大臣向刘太后和仁宗皇帝打小报告，狡诈的丁谓凭借自己首席宰相的身份，要求所有的大臣在向刘太后汇报完工作之后，必须全部退场，除非有丁谓在场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私自接触太后和皇帝，从而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王曾作为副宰相，突然之间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与丁谓发生冲突，事事顺着丁谓的意见办，让丁谓觉得自己上次的恐吓达到了目的，于是越来越瞧不起王曾，认为王曾也不过是一个胆小鬼，不敢在自己面前耍花招。  （丁谓即是能臣也是奸相） 几个月之后，王曾突然找到丁谓，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令丁谓感到十分困惑，一问之下才知道王曾有了难言之隐。原来，王曾从小就是孤儿，与其姐姐相依为命，而王曾有一个外甥发配从军入伍，想来吃了不少苦头，王曾的姐姐请托王曾为其子开脱军籍，但是王曾不好意思为了这样一件私事向皇太后及皇帝开口。宋朝学者王铚在其著作《默记》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丁谓与王曾的交流： 听到王曾的隐事之后，丁谓“亦恻然，因为沂公曰：‘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 王曾则开始忽悠丁谓：“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甥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 而丁谓也在试探王曾：“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并且主动给王曾出主意：“某日可留身陈奏。” 王曾又岂不知丁谓之奸诈，表面上答应给王曾一次单独陈奏的机会，而实质上是看王曾的反映。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丁谓多次勉励王曾单独留下来陈奏，而王曾始终犹犹豫豫，装作不能如此的样子。 最终，王曾的出色“演技”骗过了丁谓，在一次早朝之后，丁谓看王曾又磨磨唧唧没有留下来，便责备王曾说： “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侯于阁门。”王曾不得已，遂留身。 这下子丁谓可是把自己送上了绝路，他站在宫门前等待良久，甚至到了太后和皇帝该进午膳的时辰了，还没看到王曾的身影，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果然，王曾进宫之后，向太后和皇帝详细地陈奏了丁谓弄权、假传圣旨等罪状，并且痛心疾首地说到：“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 而事情的结果是：太后大怒，许之，乃退。当王曾从宫中出来，在阁门处遇到傻傻等待的丁谓时，“含怒不揖而出”，让丁谓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果不其然，几天之后丁谓就被罢免，流放的地点为海南崖州，比他处心积虑陷害的寇准还要远得多。 （如今的天涯海角是旅游胜地，而在宋朝则是最远的流放之地） 关于王曾忽悠丁谓的理由，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略有不同，采用的是王曾膝下无子，打算过继自己弟弟的儿子这一说法。但是，无论如何，王曾都是巧妙地躲过了丁谓的掌控，凭借唯一的一次“留身独奏”的机会，一举扳倒了丁谓。 一代贤相，青史留名万古扬 丁谓当年得势，全凭骗取了寇准的信任，而王曾此次也是采取了与丁谓当年类似的带有“欺诈”性质的做法，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此事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普遍对王曾表示支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丁谓）未必真有祸心也，然天资险狡，多阴谋，得政岁久，要不可测。虽曾以计倾之，而公论不以为过也。” 丁谓倒台后，王曾升任宰相，辅佐宋仁宗勤政爱民，开创了宋朝的繁荣盛世。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代贤相王曾病逝。朝廷给予王曾的谥号是“文正”，因此，后世多称呼王曾为王文正公。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人对于死后的谥号十分看重，而文臣谥号中又以“文正”居首，凡是能够得到这一谥号的官员，不仅仅要位极人臣，更要能成为读书人在道德上的楷模。正如司马光所强调的那样：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名臣、文豪辈出，能够得到“文正”谥号的仅有9人。而王曾不仅仅被谥以“文正”，还得到了宋仁宗亲笔题写的“旌贤之碑”，开创了皇帝通过立碑表彰功勋卓著大臣的先河，王曾的家乡也因此改称“旌贤乡”。 《朱子语类》评价王曾：“人品甚高！”诚如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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