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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香港）·狂城乱马 杨德昌《恐怖分子》拍成于1986年，台北处于高速都市化的狂飙时期，摩天大楼峰起，外国大企业进驻，台湾人义无反顾地奔向虚幻理想，一切规则皆在变化，所谓异化，所谓物化，夹杂着焦虑和快感涌入台湾人的血液里，文化人对此思考而反映到作品里，文学上有陈映真的《万商帝君》和《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而影像，则以杨的《恐》最为撼动人心。 那年头的文青都说《恐》拍得极冷，深刻勾画都市生活的隔离和猜忌，清晰有力地告诉台湾观众，这将是一条什么样的不归路，一旦走上，我们在都市高楼玻璃幕墙的倒影里，面目模糊，别说看不清别人，甚至连自己亦不认得。 三十一年后，《恐》在香港重映，当年的文青已入中老之年，当下的文青却仍强烈感受到影像里的那股冷味，所以网上有不少二十来岁的观众都说“看得打冷战”，首回领略到杨氏魅力。 这便是艺术创作的时间穿越力量。文学或电影，不仅告诉你某些主题，如果是，主题会过时，过后便不新鲜，不新鲜即难令人动容。创作者的真正贡献在于透过某些神秘的形式，如文字的排铺，如影像的开展，把读者或观众拉进作品的独特时空，三十一年的光阴并未过去，永远停留在某个不可知的维度里，只要你愿意睁开眼睛专注欣赏，它都在守候你、召唤你、欢迎你，让你成为它的人。它不老，而只要你接受它，你亦不老。 是的，冷。冷是杨德昌的温度，人与作品皆是。我想起小说家毕飞宇的说法：“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是巴金，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 当然是张爱玲。这个张爱玲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另一个冷的作家是鲁迅。但是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帮助了小说家鲁迅。是幽默让鲁迅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气味……” 借用毕飞宇的“体温论”，我们当然同意杨德昌是冷的。然而正如鲁迅，杨德昌作品总有一股冷静的幽默感，某个演员的眼神，某个场景的安排，某个情节的对白，都会让人突然从孤绝里感受到丝丝希望，使人在冷里回生，有了坚持下来的意志。你看其后的《牯岭街》《麻将》《一一》，皆可在冷峻里寻得暖意。那是杨德昌的“冷”幽默，隔世重观，自有额外的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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