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一）

                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一） 赵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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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一）
赵静娴

      摘要：《红楼梦》的主题是20世纪的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索隐派提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新红学派提出“自叙传说”之后，解放后又先后提出“爱情主题说”、“政治历史主题说”、“家族衰亡史说”、“反封建主义说”、“歌颂女儿才华说”等等，共有30多种不同的说法。虽然至今对《红楼梦》的主题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接近的令多数读者信服的观点，但20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成绩将对21世纪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
      关于   《红楼梦》的主题鲁迅先生曾精辟地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正因其思想博大精深才会使人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研究《红楼梦》主题的论文见于报刊、杂志的就近130篇。由于篇幅所限，本综述不可能把所有关于《红楼梦》主题的研究文章都搜罗进来，本文旨在对20世纪关于《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作一回顾，对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以供读者对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的发展脉络有一大体的了解。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它的主题就引起了众多红学家的兴趣，其见解可以说是聚讼纷纭，见仁见智。现把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索隐派的主题说
      １，“明珠家事”说。清代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1](P59)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以开卷之秦氏为人情之始，以卷终之小青为点睛之笔。”清代俞樾、许叶芬、姚鹏图、钱静方、孙桐生、陈康祺等也力主此说。
２，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2]（P50-116）一文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其隐者如：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元妃省亲，似影清圣祖之南巡。清世祖与董鄂妃之事，即黛玉死而宝玉出家为僧之本事，等等。

3，雍正夺嫡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上海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乙集本，1927年）[3]（P１４７）中说：“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有关政治，诚哉其言！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无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幂，而细按事实，皆有可征。”
早期的索隐诸说还有无名氏提出的“和珅家事”说、周春的“张侯家事”说、舒敦的“傅恒家事”说、孙静庵的“宫闱秘事”说、张新之的“演义理”说等。索隐派所用的研究方法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小说中的人和事和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牵强附会的联系，以探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这种方法忽视了小说自身的内部规律，而从外部着手来研究作品，这无疑是错误的。
新红学派的“自叙传说”
“自叙传”主题说是1921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亚东图书馆1921年）[3]（P96-100）中提出来的。他在考证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基础上，得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列举的重要论据如下：1，他说：在《红楼梦》的开端明明写着这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2，根据第一回里那石头说的“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到新鲜别致”等话。他说：书中明白清楚的说“这书是我自己的事体情理，”“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而我们偏要硬派这书是说顺治帝的，是说纳兰成德的！这岂不是作茧自缚吗？3，根据红楼梦第１６回有谈论南巡接驾的一大段描写，他分析说：“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4，他在把红楼梦第二回叙荣国府的世次和曹家的世系做了细致比较的基础上，认为“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5，最后，他说：“最重要的证据自然还是曹雪芹自己的历史和他家的历史。”胡适用“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用作品来证实作者的身世经历比索隐派是进了一步，但它忽略了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规律，这也是不正确的。
此后不久，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也主“自叙传说”，他在《作者底态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
30年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由唐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周氏在第1章第3节《科学考证的必要》中说：《红楼梦》“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一独特性上”。他在第2章《人物考》中说：“曹頫在二十来岁上被过继给贾母”，“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把贾府和曹雪芹家完全等同起来，这就把胡适的“自叙传说”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
“色空”说
俞平伯后来放弃了自叙传说，新提出“色空”说。他在《乐知儿语说〈红楼〉》4]（P371-372）（1978年11月10日）说：“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诃久矣。虽然，此十六字固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为不可不知者，故略言之。其辞曰：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由空归空，两端皆有‘空’字，似空空道人之名即由此出，然而非也。固先有空空道人之名而后得此义。且其下文云‘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可见十六字乃释氏之义，非关玄门。道士改为和尚，事亦颇奇。其援道入释，盖三教之中终归于佛者，红楼之旨也”。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林语堂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在《再论晴雯的头发》（见《平心论高鹗》，台湾传记文学社1969年12月版）中说：“《红楼梦》主题，不是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他的主题，一是通灵宝玉之失而复得，是斩断情缘，还复慧根灵性，看破警幻仙姑之梦；又一是富贵无常，人生若梦，即贾府之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林语堂虽然没有点破，他的主题也属于“色空”说的。
爱情主题说
首倡“爱情主题”说的是何其芳。他在《论“红楼梦”》[5]（P68-85）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他进一步说曹雪芹在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听见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终身误]里，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将是不幸的。这支曲子里暗示了，贾宝玉后来虽然和薛宝钗结婚了，却仍然忘记不了林黛玉，仍然认为是终身恨事。这首曲子写得比较含蓄，还只说是“美中不足”，只说是“意难平”，另一支曲子[枉凝眉]就把贾宝玉和林黛玉互相爱恋而不能结合的痛苦写得很沉重，简直是一首声泪并下的悲歌。之后，他又论证了宝黛爱情的来历、特征、以及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和意义。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大都接受何其芳的这个看法，例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说：“《红楼梦》主要写的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红楼梦》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写封建贵族的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这两部文学史虽然都谈了《红楼梦》的其他深刻内容，但由于肯定了爱情是主要内容，一般被称为“爱情主题说。”
黄立新《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6]（P113-116）认为《红楼梦》的主线应是“宝黛爱情故事”。他说所谓“主线”，就应指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事件。而“宝黛爱情故事”，却正是贯穿全书的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一个中心事件。这首先从作品的客观描写来看，在《红楼梦》中，是以大部分篇幅写贾宝玉、林黛玉的，而其中写得最多的又是他们那种既心心相印，而又无休止地猜疑、争吵、哀怨的爱情纠葛。在曹雪芹自己定稿的前八十回中，从第一回介绍“还泪之说”起，约有四分之三的回目里都写到了他们的爱情。后四十回续书完成的宝黛爱情悲剧，是基本上符合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所启示的精神的。其次，从曹雪芹对全书情节安排的启示如：“还泪之说”的启示，《红楼梦》曲的启示来看，也是如此。
文革期间，一些评论者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他们认为爱情主题说是修正主义红学，是为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批驳爱情主题说的文章。如：吴调公在《评〈红楼梦〉的爱情主题说》（《南京师院学报》1974年第1期）中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罪恶史和衰亡史，而不是宝黛爱情故事。”同时又从两个方面批驳了“爱情主题说”，首先他揭示了地主阶级新，旧“红学”和修正主义“红学”的爱情主题说的反动政治实质在于“它在《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红楼梦》政治性的强烈，必然引起没落阶级的恐慌和破坏。他们害怕从《红楼梦》这一面历史的镜子中照出自己丑恶的面目和崩溃的命运，害怕这部书里蕴藏的深广的思想内容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因此，用尽贬抑的方法，力图抹杀小说的民主性精华，把读者引到邪路上去。”其次，他认为爱情主题说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翻版。因为“宝黛爱情，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货色，而是打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烙印。那些背离阶级观点的评论，把爱情超阶级化，竭力夸大它的意义和作用，甚至要大家‘学习’宝黛爱情的‘真诚’，目的无非是否定《红楼梦》对‘花柳繁华地’的‘人肉筵席’的揭露，掩盖批判精神，并借此机会宣传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散布封建毒素，毒害青年，瓦解革命斗志，在意识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沈天佑《〈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剖析》[7]（P153-155）针对有些论者提出《红楼梦》的主题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说的看法，他认为从小说第一回里所表达的作者创作思想可以看出：“曹雪芹所着眼的是为她念念不忘的一批青年女子（而非其中一两个青年女子）的事迹原委，以及与此相关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故事。”这一思想在第五回所反映的小说艺术构思里，已有具体而形象的反映。这回里，作者让主人公宝玉在警幻仙姑的带领下，进入了太虚幻境的薄命司，观看了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副册和正册上的青年女子们的图咏。随后又让他听了介绍这些青年女子不幸身世和关于贾府这个贵族家庭败落的《红楼梦曲》。和第五回所表现的艺术构思遥相呼应的脂批中曾多次出现警幻情榜，情榜给我们的启示是：“宝玉确是这个以青年女子为核心的光明、理想世界中的一个核心成员，甚至是个首领。和宝玉始终息息相关的正是这批青年女子。作者在《红楼梦》里就是要把宝玉和这些青年女子给以突出，让他们处于全书艺术形象的中心地位。”“黛玉、宝钗尽管在这批青年女子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毕竟还只是整体中的极少数；发生在她们和宝玉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尽管是全书的中心事件，但它毕竟还只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一系列青年女子悲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就小说所写的众多青年女子的悲剧来说，各种各样的悲剧，都各有它自身的意义，在表达小说的思想内容方面，都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想把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去概括或替代作品所描写并强调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这一空前复杂的社会大悲剧，显然是不恰当的。从爱情婚姻悲剧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去考察，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和这个爱情婚姻悲剧无关。从沈天佑的分析可看出，“爱情婚姻悲剧”说无疑是缩小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的意义。
政治历史主题说
由于毛泽东同志曾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谈到“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写爱情是为了掩盖政治”之后，它就成了一种很普遍的提法。如：陈熙中、胡经之、侯忠义在《〈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北京日报》1973年9月22日）中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艺术性很高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描写的是以贾府为首的封建贵族‘四大家族’的兴败、盛衰史。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贵族家庭的不可救药的堕落和腐朽，展示了它的无可挽回的没落和崩溃。”“曹雪芹以惊人的艺术笔触、精湛的文学语言，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四百多人，重要的也有好几十人），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关系，从而作到了对那个封建贵族社会‘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红楼梦》通过这些艺术描绘，对封建没落时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作了深刻的解剖。封建贵族社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生活方式，主子和奴隶、贵族和平民、贵族内部之间、卫道和叛逆之间的矛盾，都和盘托出，跃然纸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没落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通过这些艺术描绘，揭示了所有这些社会矛盾的发展，使我们看到：这个贵族‘上流社会’在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崩溃。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的历史命运，是封建没落时期无数贵族之家历史命运的典型概括。红楼梦通过艺术典型形象，展现了我国十八世纪上半期封建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和历史趋势”。“《红楼梦》，它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封建社会没落史。”
李希凡在《〈红楼梦〉的主题、情节及其社会历史价值》[8]（P8-12）一文中说：“《红楼梦》之所以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意义，是因为这部小说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它的必然灭亡的趋势。”他认为“红楼梦是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在一定侧面上含蓄地反映了雍、乾两朝不同政治集团的贵族阶级，在激烈的相互倾轧中所遭遇的险恶风暴，使人们从这些典型的描写里，看到了清代贵族统治阶级的毒瘤与脓疮，黑暗与罪恶，客观上揭露了建立在这样社会基础上的政权，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
聂石樵、邓魁英在《〈红楼梦〉的政治倾向（上）》（《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和《〈红楼梦〉的政治倾向（下）》（《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小说。这种政治倾向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新的、进步的势力与旧的、腐朽势力的斗争。”他们进一步分析，曹雪芹站在新的进步的立场上，代表新的感情、幻想，新的思想方式向旧的反动的历史潮流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保守、腐朽的政治法律、阶级剥削、封建伦理道德、封建文化教育、封建礼法、男尊女卑、奴婢制度、宗教迷信等方面的反动，腐朽和堕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面地描绘了清朝中期的社会生活，描绘了这个社会盛极而衰的急剧的历史转变过程。曹雪芹之所以能全面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乃是由于他世界观中的进步方面在起作用。因为在曹雪芹哲学思想中就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这一点我们可从湘云对宇宙的看法中窥见曹雪芹是以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和朦胧地意识到阶级对立的思想作指导来进行创作的。最后还点明了《红楼梦》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鲜明的反封建的政治倾向和批判精神，它从封建叛逆者的立场出发，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审判书。”
此外，曾扬华、徐缉熙、李厚基、王峯等也持类似的观点。
文革结束后，有些评论者从不同方面对政治历史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妥的。洪家森《〈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吗？》（《武汉师院汉口分部校刊》1980年第1期）认为《红楼梦》不是政治历史小说，因为“如果是政治历史小说，那就要求它写的主要人物，不仅是历史上的真人，而且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参加者，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或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它所写的事件，不仅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且是重大的政治斗争——或者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或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如果要论定《红楼梦》是历史小说，那就还得证明贾宝玉，林黛玉是历史上那个朝代某次重大政治斗争的参加者，在历史上发生过何种影响或起过何种重大作用。此外，还要指明书中描写的主要事件，是历史上那个朝代发生过的重大政治事件。不过，这样的事情老早就有人干过了，那就是旧‘红学家’中的索隐派！”假如索隐派的说法能够成立，也不能证明《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而只能是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梦》到底取材于历史还是取材于现实，根据第一回空空道人和石头的一段对话。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根据这些话，可知，作者取材于现实而不是历史。另外，从《红楼梦》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所描写的生活事件出发，也是找不到它是“政治历史小说”的根据的。
汪征鲁《“政治历史小说”一词质疑》（《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分析说：“从题材来看，《红楼梦》一书既非取材于政治斗争，亦非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以我国封建社会末叶封建官僚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兴衰为题材的，特别是以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题材的。”因此，它决不是以政治、历史为题材的“政治历史小说”。根据持“政治历史小说”观点的同志认为“政治”、“历史”一词的内涵并非指小说的题材、具体情节，而是指小说反映的历史真实、政治倾向，是指小说所反映的作家世界观的政治、历史特征，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看法，他反驳说：“从题材角度上讲，有以非政治斗争内容，非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才有以政治斗争内容，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政治历史小说。那么，从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历史特征角度上讲，是否提出除‘政治历史小说’外还有一种‘非政治历史小说’存在，即没有反映某段特定历史的历史真实，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小说？！显然，这种小说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政治历史小说是指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反映了进步的政治倾向，具有精湛的艺术的作品，那么一切伟大的传之不朽的小说无一例外是‘政治历史小说’，而单独地提《红楼梦》为‘政治历史小说’就没有意义了。”
在文革其间，“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四人帮垮台以后，学术界对这个观点的看法还是存在分歧的。有些评论者对这个问题持否定意见，从不同角度对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进行了驳斥。如：徐仲元在《简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意义——兼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主题说》（《实践》1980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作者在第五回‘十二支曲’的引子里，明确地把自己作品归结为‘悲金悼玉’之作，这就清楚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要孤立地咏叹一大群少女的红颜薄命，而是要在一幅色彩斑斓的仕女图的广阔画面上极力突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事件。围绕着这一中心事件，作者深刻地揭露了以贾政等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腐朽、虚伪与罪恶，对以贾宝玉为代表的处于封建势力压迫下带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新生力量，给予热情的讴歌，反映出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中叶社会内两种社会势力的尖锐冲突，表达了作者对一种新的朦胧的生活理想的向往。因此，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巨大社会历史意义的小说，那么这种意义正是通过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即爱情主题表现出来的，而并不是径直地通过什么阶级斗争或所谓爱情掩盖下的政治斗争主题表现出来的。”
吴颖《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6辑，上海古籍1981年）从五个方面驳斥了“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1、他说：“许多文章虽然大谈康熙、雍正时期的政治斗争，但这些‘政治斗争’和《红楼梦》所描写的‘爱情’（或作‘谈情’）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却没有一篇文章能够说得清楚，能作出比较（仅是要求‘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有些文章是试图说明这个‘关系’的，但实际上什么都未能说明。”如有的文章因为《红楼梦》写了一个小丫头四儿，便从四字联想到雍正排行第“四”，认为是掩盖了雍正夺嫡事件。他认为，如果因为一个“四”字就可以比附或影射排行第四的雍正，那么在那一时期写成的任何一部小说，只要有个“四”字，岂不是都有比附、影射雍正的嫌疑？幸好“四字”影射说是出现在现在，如果是出现在雍正时期，将不知道根据“四”字杀死多少人呢。2、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看“掩盖”说。他在详尽分析“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两层含义后，即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掩盖”说和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3、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掩盖”说。他从论证恩格斯的典型观这个角度入手，分析“掩盖”说同样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4、从中国文学的讽喻传统来看“掩盖”说，也未能给“掩盖”说帮上什么忙。最后，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掩盖”说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受《红楼梦》研究史上一个影响很大的派别索隐派的影响，是它存在的历史原因。它成为“四人帮”及其徒子徒孙们用来打人升官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它的政治原因。“四人帮”垮台之后，它为什么还继续存在，又有三方面的原因：1、跟有些同志认为“掩盖”说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有直接关系。2、1957年以后，“左”的思潮开始泛滥“政治”被越抬越高。3、还没有理清红学和《红楼梦》评论的关系。
封建家族衰亡史说
吴调公在《评〈红楼梦〉的爱情主题说》（《南京师院学报》1974年第1期）一文中说：“《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以贾家的矛盾斗争图景作为当时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缩影的书。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官僚制度、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都触及了，都暴露了，也都批判了。当然，作者因为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否定的不彻底，而批判的同时也有所维护，但是从批判的精神和揭露的广度来看，不失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是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罪恶史和衰亡史”。
孙逊《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9]（P69）对《红楼梦》主题所存在的几种流行说法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一）关于《红楼梦》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提出的，它的源头还要早得多，因此它不应成为‘四人帮’红学帮八股的殉葬品。（二）衰亡史的提法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主题说的提法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于一个是根据小说本身提供的全部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得出的，一个是片面割裂小说内容作为社会史料而附着上去的。（三）我们反对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主题说，但也反对倒退到爱情主题说；爱情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主题，甚至也不是贯穿它情节的主线；贯穿它情节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它的主题则是通过衰亡史的艺术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对于封建社会的揭露，对于反抗者和叛逆者的歌颂，以及对于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的预示。
刘梦溪《〈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10]（P37）中说：“《红楼梦》对它所属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在描写贾、史、王、薛四个封建贵族世家特别是贾家的衰败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我们看到沉滞、虚弱的封建制度已经逐渐走向末日的命运。《红楼梦》主题的深刻内涵就在这里。”
也有学者不同意“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如沈天佑《〈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剖析》7（151-153）说：“这里我们且不去讨论《红楼梦》是否具体地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但不管怎么说，在《红楼梦》里确实写出了贾府这个贵族家庭的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个贵族家庭具有深刻的典型性，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它的衰亡，就预示着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但据此能否得出结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就是写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呢？不能。理由是这种说法没能全面地反映出作者的生活体验、创作思想以及红楼梦的思想特色。”最后他说：“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只是小说主题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还算不上是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小说主题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反映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社会力量（他们是以主人公贾宝玉和一批青年女子为代表）的被摧残、被镇压。因此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去概括《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就显得很片面了。与作品的实际并不符合。”
自80年代后，文学评论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文学评论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庸品，众多评论家对《红楼梦》的主题展开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解读。其主题说的多样性，丰富性，是前期所不可比拟的。这一阶段的主题说主要有以下三十多种说法。
悲金悼玉说
邓遂夫《〈红楼梦〉主题辨》（《红岩》1980年第4期）认为探索主题问题，应分两步走，一是，弄清楚曹雪芹主观上希望灌注給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可从甲戌本开篇的楔子中，借叙述《石头记》抄录者空空道人检阅此书的粗略印象，可知“其中大旨谈情。”另外，从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进一步说明1，所谓“谈情”原来是谈的作者对他半世亲见亲闻的“所有女子”之情；2，所谓“假语村言”，也并不意味着这“谈情”本身也是假的，而恰恰是指用“假语”——即对生活加以集中概括，提炼改造的艺术手法——去“敷演出”包括作者所谈之情在内的整个作品的故事。作者在书中虽未直接点破什么样的情，实际第5回的《红楼梦曲十二支》里面有点破《红楼梦》主题的话，即“悲金悼玉”，悲悼以薛宝钗、林黛玉为代表的所有那些生性纯洁美好，却被封建社会的道德礼教所毒害、所蒙骗、所催残、所扼杀的青年女子。这便是《红楼梦》主题的真正内涵。二是，要弄清《红楼梦》通过形象描写所实际体现的中心思想，是否与我们所认定的曹雪芹的主观愿望相一致。我们从《红楼梦》前80回原著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所安排的故事情节，所表露的思想倾向，以及所暗示的全局之中，可以看出：贾宝玉，这位奉行“男尊女卑”怪异思想的封建道德的叛逆者，眼看着大观园的女儿们一个个殊途同归，相继走向不可挽回的毁灭之路，他悲痛欲绝，却又无力回天，最后只好带着理想幻灭的哀愁，逃离尘世。“悲金悼玉”这一主题，正是《红楼梦》所描绘的上述典型图景的感情内核，是作品整个内容必然导致和反映的思想结晶。
反封建主义说
蒋和森《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痛绝的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古籍1980年）说：“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的作品），而是因为作者突破了许多在当时说来是很难突破的时代限制，从而深刻地发挥了全书的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是的，反封建主义，这是笼盖《红楼梦》全书的主题”。“书中所有的描写，无论是爱情、家庭、社会等等，虽然各有其意义，但都服务于这个总的主题，并使这一主题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在中国文学史上达到空前的成就，以至和近代民主思想取得某种联系和呼应”。“因此，《红楼梦》也像其他伟大古典作品一样，在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里，‘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
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
朱彤《论〈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可概括为“一部《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展开了贵族阶级各个生活侧面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和赞美新兴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他分析《红楼梦》前五回不仅交代了故事的历史环境，交代了中心故事和主要人物性格命运的描写提纲，更主要的它借助一些真中带幻，幻中见真，现实的与非现实的相交织的画面，多方面突出全书主题的核心——地主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问题，因此，要了解《红楼梦》的主题，必须深入研究前五回。他说在地主阶级内部，子孙不肖又化分为两种不同社会本质和前途的“不肖”，一种是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堕落糜烂的不肖，体现了地主阶级腐朽的本质；另一种则是对本阶级前途的绝望，离经叛道，重新探索新的人生出路，走上叛逆的不肖，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历史进步要求。“两种不肖”，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对立统一，不可或缺，没有类似于贾珍式腐朽堕落的不肖，不足以表现全书主题核心的普遍性，没有贾宝玉式叛逆的不肖，也无以突出全书主题核心的特殊性和时代特点。
为受压迫妇女鸣不平说
胡世庆《为受压迫妇女鸣不平——〈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文学报》1983年6月23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为封建制度下受压迫妇女鸣不平的杰作。”“为了达到作者所预期的艺术效果，曹雪芹匠心独运。凡属重要人物，往往每写一人，必安排另一身份和教养与之相同的人为其对立面，使之形成强烈的对照。又安排‘晴为黛影’，‘袭为钗影’。而且不管你是主子小姐还是奴隶，反正都是在数难逃。这说明，作者对封建压迫下的女性还有深刻的同情和了解，由此而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和激情。所以，他能把塑造女性的悲剧形象的本领发挥到如此极致的程度。”
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说
赵荣《婚姻自由的呐喊，男女平等的讴歌——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兼评红学“四论”》（《贵阳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妇女问题。具体讲，是妇女的婚姻自由问题，是男女的地位平等问题。曹雪芹正是在他的“字字看来都是血”的不朽巨著中，在以林黛玉为“中心图画的四周”，塑造了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妙玉、湘云、宝钗、晴雯、鸳鸯、司棋、紫鹃、金钏、龄官、袭人等“薄命司”中贵族女子和青年女奴的群像，展示了她们主要由于不自由的封建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而造成的悲惨命运，并从七个方面表达了他独特的妇女观：1，赞美妇女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品格。2，歌颂妇女颖敏的智慧和横溢的才华。3，推崇妇女坚贞不屈的情操和视死如归的正气。4，倡导“意淫”，尊重妇女。5，深沉地同情妇女的苦难，亲切地关怀妇女的命运。6，反对包办婚姻和践踏妇女的野蛮习俗。7，讴歌男女平等，主张解放奴婢。
隐射曹家之败反皇权主题说
郝炘《〈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一文是就80回本的《石头记》进行分析，来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论者认为“隐晦曲折”的表现手法，是《石头记》表现方法的一大特征，他在弄清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基础上，从三方面揭示了作品的主题。首先，曹雪芹在主要情节的安排上，是为揭露和控诉最高统治者这一主题服务的。表面写贾家坐吃山空，蝇营狗苟，由荣而衰，最后一败涂地；实写皇家贪婪凶残，蚕食，侵吞了贾氏家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曹雪芹正式用这种隐晦曲折的手法，表现了他不能明白表示的主题。其次，在个别情节、细节的描写上，乃至一言一语中，他也采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手法，在假话中说出真话，来影射、讽刺、攻击最高统治者。如小说一开始就声明“不敢干涉朝廷”，还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好话，实际上都是“画家烟云”，用以掩盖他对最高统治者的指控。最后，他特别喜欢用人名、地名的谐音，伤时骂世，一直骂到朝廷。如“葫芦庙”是“糊涂庙”，“霍启”是“祸起”等。通过以上分析，他最后得出结论：“以贾家的血泪，控诉最高统治者制造的人间悲剧，谴责贾氏家族中的当权者给无辜者带来的悲惨命运，用以影射曹家之败，为自己，也为那些无辜者，特别是女孩儿鸣冤申屈，以求有朝一日冤申耻雪。这就是《石头记》真正的主题思想。”
封建贵族的挽歌说
鲁云涛《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从《红楼梦》的主要情节发展趋势及人物构思的特点来探析其主题思想。首先，从主要情节和情节发展趋势来看，“清楚地表明作者是意在写出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如何由于安富尊荣，挥霍享受，寻欢作乐，不求进取而造成的经济拮据、人员衰败，以及人们关系上如何由于财产和地位的矛盾而造成的尖锐对立，而这种对立及斗争又加快了这个阶级的衰落。”其次，从人物构思上的特点来看，“体现了作者对封建贵族阶级命运的认识：封建贵族阶级在显赫一时之后，出现了那样一些人物，那些人物的那些表现带来了这个阶级的衰败。《红楼梦》对所有主要人物的一切描写，都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的。”最后归纳出：“从作品艺术描写所流露出的感情色彩上可以看出，作者对贵族阶级过去的豪华生活是欣赏的，留恋的，对这个阶级的腐败、堕落是痛心的，是否定的，但他又明显地看到这个阶级的不可救药，因此，《红楼梦》是一首真正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挽歌。这首挽歌的中心思想不仅仅是悼念这个阶级的‘灭亡’，表示哀伤之情，还在于替这个阶级总结历史教训，试图做些补就工作。这便是《红楼梦》的主旨。”

[洞见]曹雪芹的后代为什么读不懂他 庄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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