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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宋以后，就没有进一步沿着模拟对象、准确写实的路径继续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对于绘画理论和对于艺术的理解和研究走在了中国画家的手头功夫之前，也就是说对艺术的理解超越了艺术技巧的发展(绘画的技巧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还没把对象画得太像，没有足够技巧把人画得很逼真的时候，理论已经在强调：画得很像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顾恺之画得很有古意的形象，并不是他刻意地画成有古意，而是他的观察、想象、表达还比较简略，带有象征性，技巧还比较幼稚。但重要的是，他在那个时代就自觉地把他的文化修养，那种雅致与飘逸的内心向往融进作品中去了。那时技术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对象画准确。当时还没有西方发展的那种严谨科学的解剖、透视知识和素描、造型能力，但因为有了儒道精英文化的影响，对于艺术的理解却已经超越了那时的手头技术水平。 正如老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讲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还说“五色令人目盲”，认为复杂的技巧没有必要，最高的美是不求形式的，最好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 这种论说从最早开始就是一种超越性的理念，知识分子可以深入地去理解，而工匠却是不懂的。如果让工匠继续往下画，一定会走向越画越像、重视描摹的路;当然，要达到高度的准确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过早介入绘画以后便扭转了艺术发展的路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士)是儒道传统的承续者，不同于文艺复兴时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复兴的是古希腊理性传统。 中国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论在朝在野，都以人格修养为第一要务。中国绘画在唐、宋进入到一个写实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后，如果在写实技术上再继续往前发展，并摆脱儒道思想的影响，说不定油画写实技法就得由我们去发明了。但在宋元时期，正因为有苏东坡、米芾这样的高层文化精英提出新的理念，使得中国绘画没有进一步向写实主义高峰迈进。 应该看到，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出现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么高超的摹拟写实技法，并非中国人不聪明，发明不了蛋彩画或者油画，而是认为这个方向不重要。不是工匠觉得不重要，而是中国当时的文化精英觉得不重要。如果仅是工匠从事绘画活动，就不可能对艺术有如此高深的理解，正因为文化精英介入才把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带进了绘画之中。苏东坡作为当时社会公认的大学者说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样的论断，不仅高妙，而且新颖，而他的这种见解又主导了后来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这种不把模拟写实看成是艺术最高成就并以此为重的思想给笔墨的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想，没有苏东坡这些文人的理念奠基，笔墨是不可能从艺术对象中独立出来的。因此，元代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以倪瓒为代表的一群画家开始建立起笔墨的相当完整的独立性，而且作为典范样式建立起了新的笔墨自身的评价标准。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作为国学大家，也在游历欧洲震惊于古典油画的逼真表现力之后，乱了方寸，回顾中国文人画时有失偏颇，竟然没有想清楚王维“雪里芭蕉”、东坡“朱竹”在艺术本体演进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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