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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覃仕勇，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袁崇焕是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是堪比岳飞岳武穆的民族大英雄；也有人说他是个欺世盗名的汉奸、贼臣。袁崇焕在世之日，类似的争议就未曾停歇。袁崇焕死去长达数百年后，仍没有定论，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也很特殊的现象。袁崇焕死时百姓争相食其肉，其死后数百年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忠臣良将，这本身就是对尖锐的矛盾体。那么，历史镜像中的袁崇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能够步上神坛偏偏是他呢？  初登辽东舞台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第。他的科考之路其实并不平坦，参加了五次会试，第五次才举进士，名次很靠后。 这一年，萨尔浒大战爆发，杨镐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萨尔浒的败讯传到京师，袁崇焕和很多人一样，错愕失色。他虽以边才自许，但毕竟只是一名新晋的进士，并无到辽东带兵打仗的资格，不久，就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在邵武的三年任职期满，上京述职。这一年，也同样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正月，广宁失陷了。袁崇焕再次错愕，每与友人谈及于此，痛哭流涕，同时发表许多用兵的见解。这些表现，引起了都察院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认为，这个姓袁的小小七品芝麻官是人才。遂写了封奏疏，隆重地请求朝廷破格录用袁崇焕。借此机遇，袁崇焕由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晋升，袁崇焕兴奋莫名，“单骑出阅关内外”。一回来，便放话：“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口气之狂，惊骇众人。袁崇焕的豪言很快便传开，朝廷则破格升他为兵备佥事，派他去协助新出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守山海关。倒是时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的王在晋的眼睛很毒，一眼就看出袁崇焕的性格缺点：遇事沉不住气，容易冲动，动辄爱发誓，浮夸，爱吹牛。 王在晋每和袁崇焕谈及战事，袁崇焕往往会在结尾加上一句——“我不惜命。”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样。王在晋则训斥他：“性命与封疆孰重？！”你是不惜命，但犯不着拿国家命运来赌。让王在晋反感袁崇焕的还不止于此，前屯卫城防设施简陋，城墙低矮单薄，袁崇焕竟大言炎炎，提出领七千兵马驻守该地。在王在晋看来，这简直是是拿七千士兵的性命开玩笑！ 可袁崇焕就跟王在晋扛上了，执意要在前屯卫驻军。非但要在前屯卫驻军，还要兴建宁远城。兴建宁远城的举措是与王在晋的守疆大略严重不符的。王在晋认为，辽东已失，山海关已经成为了“冲边绝塞”，是京师的唯一的屏障，“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王在晋只想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再建关城，袁崇焕却坚决反对王在晋这一战略构想。他的理由是从八里铺到山海关，只有八里的距离，根本起不到屏障山海关的作用，要拱卫山海关，必须将防线向北推到宁远。袁崇焕认为防线离山海关越远，山海关就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所以，要建城墙，就到宁远前线建。为此，袁崇焕还写信给首辅叶向高，批评王做法极端错误。  王在晋的做法是否错误？这里得说一说王在晋之前主持辽东大局的两位大牛的做法。萨尔浒大战结束，明朝的军事实力遭受空前的摧毁，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极为惨重，万历帝起用了文武双全的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对后金八旗骑兵的惊人战斗力有清楚的认识，他的平辽策略是以守为主，凭借坚固城池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由于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辽东防线不断扩大。 可是，廷内党争激烈，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驾崩，当政的天启帝经受不起言官的聒噪，免去了熊廷弼的职务，任命袁应泰代其经略辽东。袁应泰的做法反证了熊廷弼平辽策略的正确性：袁应泰一反熊廷弼的做法，争于求成，贸然突进，招致沈阳、辽阳，以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的失陷。没有办法，明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诏令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统一指挥辽东事务。 沈辽已失，辽东已难于防守。针对局势的变化，熊廷弼被迫酝酿了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大明的当政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战略眼光。因为，辽沈虽然丢失，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还在明军手中，则将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就等于白白放弃几百里山河。另外，东林党首领叶向高的高足王化贞巡抚广宁，根本不听熊廷弼调遣，和熊廷弼闹出了“经抚不和”的悲剧，最终广宁丢失，王、熊两人双双下狱。  王在晋的战略眼光与熊廷弼一脉相承：辽东局势糜烂，只能收缩兵力，以退为进。袁崇焕的信被叶向高交阁部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到关外实地考察。在山海关，孙承宗和王在晋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重城之议”。按照现存的孙承宗本人上呈给天启的奏章来看，争论虽是以孙承宗“无以应”收场，但在以孙承宗为代表的一干“正义”之臣的参劾下，熊廷弼和王在晋成了将关外数百里领土拱手送人的卖国贼。 熊廷弼的下场很惨，处以极刑后被传首九边。王在晋还算不错，只是被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下放到南京赋闲。随后，孙承宗自请督师，任辽东经略。 努尔哈赤并非死于宁远之战 孙承宗的战略目光和袁崇焕差不多，他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他积极构建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袁崇焕被孙承宗受命修筑宁远坚城。大明国库每年实际收入不过二百余万两，但每年要支出近五百余万两为这条所谓的宁锦防线买单！朝中大臣都指责孙承宗缩腩不战，只知空耗国家钱粮。孙承宗为了给自己正名，策划了一场“柳河之战”，即以数万之众，水陆配合，偷渡柳河，袭击只有数百后金兵驻守的耀州。 偷袭的结果却是明军大败。且经此一败，辽东的总兵力十二万人中逃散了六万多人，军心之败坏，实不堪一战。在言官的弹劾下，孙承宗下课。接替孙承宗的倒霉鬼是高第。说高第是个倒霉蛋，是因为孙承宗捅了马蜂窝，明军将面临后金疯狂的报复。 新败过后的明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形势堪忧。而宁远以东的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不是“大而朽坏”就是“小而低薄”，而这些地方又全是“前锋游哨之地”，高第能做的就是严令前线各级将领迅速撤离右屯、锦义等没有城防设施的地区，收缩兵力，集结在坚城宁远，坚壁清野，深沟固垒，做好迎战准备。  袁崇焕却拒不执行。他的理由是国家的一草一木神圣不可侵犯，锦州、右屯等地必须坚守，绝不轻言放弃，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还不能亡！话是说得好听，五个月后，当后金大军攻来，袁崇焕还是赶紧指挥锦州、右屯等地军民仓皇后撤，但来不及了，一时间，“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对于这样的重大失误，袁崇焕向高第的汇报却是：“敌军倾巢入犯，将宁远视如案上鱼肉，他们到了锦州、右屯一带，不知我已先行撤入，以为我是溃逃，故而肆无忌惮地直抵宁远城下，已中我诱兵之计矣。” 后金攻打宁远，只攻了三天，就匆匆撤去。后金之所以退去，据《满文老档》记载，那是“时因城墙冻，掘之未堕，是以班师。”即天气太过寒冷，坚冰将城墙死死冻住，难坏墙体，努尔哈赤选择了放弃。宁远城虽然躲过一劫，灾难却降临在觉华岛上。 觉华岛离宁远只有二十里，孙承宗构建关宁防线时，曾专门提出过，觉华岛要与宁远形成掎角之势。其实，躺卧在渤海湾上的觉华岛是当不起这样的重任的。辽东的冬季奇寒，千里冰封，海河已与陆地连接为一体，后金的铁骑履海如平地，觉华岛能保自己不失就阿弥陀佛了，还说什么策应宁远？  袁崇焕原先以为，如果后金骑兵来了，只要把冰面凿破，就可以万无一失。哪想天气奇寒，凿出的窟窿转瞬就会冻上，根本无济于事。岛上近两万军民惨遭屠杀。也就是说宁远之战，袁崇焕仅仅保住城池不失，歼敌269人，俘虏1人，迫降17人，已方损失惨重。但考虑到连年来明军在辽东战场上节节败退，此次宁远难得不失，为鼓励辽东将士的士气，朝廷把这场战斗定性为一场大捷，是为“宁远大捷”。“宁远大捷”后来又以讹传讹，讹传为努尔哈赤折戟沉沙的阵亡之战。 实际上努尔哈赤全须全尾，毫发无伤！他之所以主动撤兵，除了上面《满文老档》记的 “时因城墙冻，掘之未堕，是以班师”的冠冕堂皇之理由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毛文龙的进击。毛文龙以皮岛为基地，从海上登陆袭击后金。努尔哈赤担心老巢有失，不得已草草班师。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时间，宁远之战发生在天启六年二月，努尔哈赤病崩于该年八月十一日，中间隔了大半年，说努尔哈赤为袁崇焕的大炮击毙，实在有违常理，难以让人信服。 努尔哈赤死了两个月，袁崇焕才有所觉察，派喇嘛为使者，前往沈阳吊丧。接替努尔哈赤汗位的皇太极正致力于消灭毛文龙，看到袁崇焕派来了访问团，就借议和为名，稳住袁崇焕，放手剿灭毛文龙，袁崇焕不知是计，坠入皇太极设下的套中，后金大军得以轻松打服朝鲜，重创毛文龙，这场战争，史称“丁卯之战”。 被后金攻打期间，毛文龙曾三番五次告急，要求袁崇焕发兵相救。袁崇焕却以要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三城为由，争辩说“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强调如果不修筑这“三城”，那么屯种一年的所得就会尽为后金所有，而屯种所得日少，宁前也将难以为继。似乎东江和朝鲜远没有这三城的修筑重要。最终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臣服，大明在辽东战略布局上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毛文龙也失去了在朝鲜的屯田、据点以及朝鲜在粮饷和军械方面供给，生活难以为继。 由此，皇太极的铁骑奔向下一个目标：宁远！ 不存在的“宁锦大捷” 前文讲过，袁崇焕拼命地修挖城池，修城墙，有人问他，你这样修啊修，修出来的都是孤城，如果后金派大军围困这些孤城，那明军该怎么应对？袁崇焕颇为自信地说：“逐步而前，更迭进取。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守关与复地不得分作两截功夫。” 袁崇焕的策略很快就面临考验。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兵至广宁，大凌河和小凌河的明军军心大溃，弃城仓皇遁走。袁崇焕以牺牲东江和朝鲜为代价所经营的“三城”转瞬间丢失“两城”。 金兵追杀至锦州城下，四面合围。皇太极还不想一口气地吞下锦州，而是想通过围困锦州来实施“围城打援”，将明朝援军悉数歼灭于野战中。此时，已经丢失两城的袁崇焕根本不敢发兵援救，只是将全部兵力收缩在宁远一城，锦州只能自生自灭。  对于未发兵救援锦州之举，袁崇焕上书向朝廷解释：“宁远、松山、杏山、塔山四城为山海关之藩篱，如若宁远有失，则山海关必定震荡，可谓天下安危所系，故臣不敢以四城之兵而远救锦州。”守锦州的赵率教坚守了几日，发现宁远方面并不像事先说好的“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心慌意乱，一再写信坚请袁崇焕救援。他一慌，袁崇焕就更慌了，一会儿说“募死士二百人，令其直冲夷营，如杨素用寡法”，一会儿又说“募川浙死卒带铳炮夜警其营”，再一会儿又说派“师东出而抄其后”，或是又要遣蒙古部落“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这些，也只能说说而已，并无操作的可能性。 袁崇焕纠结了好长时间，一咬牙，派出了四千人，由尤世禄、祖大寿率领，从东面绕过后金军营袭击其后，美其名曰：“以奇兵逼之”。明军在袁崇焕那“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的战略思想影响下，本来对野战就有心理阴影，现在又是以寡击众，且后金已设好伏击圈，在塔山西路以逸待劳，两军一交锋，明军便四散奔逃，后金“获马匹百五十余匹”。 袁崇焕方寸大乱，向朝廷汇报说，现在的情况，只能是锦州自求多福，等夏天一来，后金士兵耐不住酷暑，自然退兵。最后，他还说一了句“如其退去，则为大明之福，皇上之灵矣”。 巧合的是，没过几天，后金军真的主动撤退了。据《满文老档》上记载，是：“时值酷暑，战则难以聚拔。乃于巳刻退兵。”这也与袁崇焕的说法符合。但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毛文龙又在后金后方捣乱了！ 毛文龙在“丁卯之战”中遭受重创，但余勇尚在，得知皇太极攻打锦州，尽出精锐袭击昌城、辽阳，锦州由是解围。不知什么原因，这样一场大战后来被称为明方的“宁锦大捷”。诡吊的是，这场“大捷”之后，袁崇焕引咎辞职，天启的结论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袁崇焕下课了。在“大捷”之后免职，颇似《说岳》中岳家军将要直捣黄龙之际，岳飞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很符合小说家所需的悲情英雄桥段，这大概就是宁锦之战成为宁锦大捷的土壤。但若复盘这场战役中明军的战果，实在找不到称之为“大捷”的理由。即使所谓的“大捷”真的存在，它也绝不属于在这场战役中谋略失当、守土无方的袁崇焕。 “五年复辽”，只能以和议了局 袁崇焕曾夸下海口，在实战中却未能扭转辽东局势，按照常理，他应该是永远告别辽东战场了。后来袁崇焕能重登辽东舞台，也是因为他身上还有不少闪光点的，比如说，勇于任事、敢干，不怕死。 天启驾崩后，当继位帝位的崇祯在挑选主持辽东防务工作人选时，群臣都知道事情棘手，谁也不敢接茬。毕竟，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最后，是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郑重其事地推荐了“不怕死”的袁崇焕，建议重新重用袁崇焕，由袁崇焕来支撑辽东局面。凭借着“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的三大优势，袁崇焕于崇祯元年重登辽东舞台，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  在家乡广东东莞赋闲的袁崇焕接到诏令，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崇祯在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慰劳甚至”，殷切地询问道：“边事何日可定？”袁崇焕意气风发，应声漫答道：“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 钱龙锡等辅臣侍立一旁，无不耸然动容，交口称赞：“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崇祯龙颜大悦，说：“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 当日午餐后，众人踱至午门，给事中许誉卿悄悄请教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方略。袁崇焕的回答竟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 王在晋早先没有看错袁崇焕，袁崇焕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任事、爱吹牛，满嘴跑火车，随口发誓。平辽大事，他竟视如儿戏，在以作风严厉的崇祯帝面前空许大言，真是不作就不会死！ 袁崇焕很清楚，单凭自己那“凭坚城、用大炮”的方法，作为防守还勉强可以，要将之作为一种进攻手段以收复辽东，基本属于痴人说梦。五年复辽，不过是信口开河。在给事中许誉卿的提醒下，袁崇焕猛然想起自己并没有收复失地的能力。作为补救，他只能动起了歪脑筋：既然不能通过战争来收复失地，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可以收复失地的方式？谈判（即和后金议和），谈判不是比打仗要容易得多吗？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直言不讳地指出，袁崇焕在深知“知兵力不敌”，无法“五年复辽”的情况下，已“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但要达成“议和”，还有很多问题亟须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毛文龙。 擅杀毛文龙是中了“议和”的邪 毛文龙家族有三百余人惨死于后金之手，与后金不共戴天。毛氏所统东江镇的兵员多为辽东流民组成，这些辽东流民被后金侵占了家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与后金血海深仇。 不除毛文龙，不改编东江镇，议和难成。因此，袁崇焕赴辽前，曾私语内阁首辅钱龙锡：“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闹翻了天。闹的原因很简单：士兵索饷。袁崇焕在路上闻此惊变，不敢怠慢，快马加鞭，驰往宁远，将带来的饷粮发下去，宁远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防务。知道宁远的兄弟已经领到了饷银，锦州那边的守兵却一分钱也没得到，于是，同样的兵变也发生了，袁崇焕因此屡次上疏请饷。请饷过程中，他深深地认识到了饷银的重要性，在饷银问题上狠狠地摆毛文龙一道，要求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器用必须受蓟辽督师衙门的节制、转发和核查，全方位制约毛文龙。毛文龙仰天悲呼，大叫道：“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袁崇焕不无得意地说：“文龙有死无生矣。”为置毛文龙一人于死地，袁崇焕竟把皮岛上几十万军民逼上了绝路，致使皮岛出现了“白骨如山”的惨象。 与刻意扣押皮岛粮饷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崇焕非常慷慨地把大批粮食打发给蒙古人，再经蒙古人的手救济处于饥荒期的后金。 为什么会这样呢？蒙古喀喇沁部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就在蓟门之外。袁崇焕认为，如果能把它收卖过来，它将是蓟门的最佳守门员。但是，喀喇沁部早已投靠了后金。事实上，把蒙古部推向后金怀抱的，就是袁崇焕。天启六年，袁崇焕置属国朝鲜的沦丧和袍泽毛文龙的生死于不顾，一心一意和皇太极修书议和的行动，蒙古和朝鲜由此怨恨明朝廷，先后加入到了后金的阵营中。明知喀喇沁部已经投靠了后金，袁崇焕还幻想要把喀喇沁部从后金阵营中拉过来，不惜血本。 这年，喀喇沁部遭到了大饥荒，袁崇焕于是在高台堡通市卖粮，用珍贵的军粮接济他们，要他们离开皇太极。喀喇沁部既已归附了后金，是大明的敌人，怎么可以救济他们！而且，他们既是后金的军事共同体，后金也在闹饥荒，现在正是困死后金的最好时机，卖粮给他们，岂不等于卖粮给后金？远在北京的崇祯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了一道圣旨，提醒袁崇焕说，蒙古人买粮食，明明是接济后金，卖粮给他们，就是资助敌人，万万不可。 袁崇焕是这样回答的：喀喇沁部三十六家原是大明的藩篱，从未与后金相通。 大明王朝连自己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袁崇焕却逆旨而行，一心一意救济蒙古人。为了避免兵变，他大力裁军，关内裁掉了一万五千多名士兵，关外则裁掉了七千余名。这么大胆裁军，还有一个原因，袁崇焕又开始和皇太极和议了，他对这次和议有信心。 袁崇焕认为，这个时候，后金遭受了自然灾害，饥荒严重，国力大伤，应该会同意和议。但后金方面并没有和议的意向。倒是皇太极抓住了袁崇焕急于和议的心理，要借袁崇焕之手来斩毛文龙。而斩毛文龙，本来就是袁崇焕计划内的一部分。双方一拍即合。崇祯二年六月初五日，袁崇焕登皮岛，顺利擒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一死，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振旅西征。 欲领兵入城犯大忌 后金于崇祯二年十月初二起兵出发，绕道千里，径取蓟门。 消息传入，明廷瞬时凌乱了。驻守在中夜所的袁崇焕收到警报，不敢怠慢，亲驰入关，保卫北京。崇祯传旨：“谕兵部各路援兵俱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把全部的勤王军交给袁崇焕指挥。 这时已有四个镇的明军前来勤王，汇集在蓟州。崇祯的要求并不过分，能赶走敌人最好，赶不走的话，就“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陆，以失机论”。袁崇焕一路马不停蹄，于十一月初十日到达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袁崇焕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然后给崇祯回了一封奏章，称自己已“驰到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诡异的是，袁崇焕在蓟州城下只和后金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军事接触，并没有“力为奋截”。此后，后金军数万大军就迅速距离了袁军的视线范围之外，从容前进，于十四日顺利到达三河。 结合到袁崇焕有过款敌议和的前科，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仍然在蓟门城下款敌议和，只不过，他再次被皇太极耍了一把，后金军队乘隙直奔京城，将袁崇焕远远甩在了后面。直到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才知道后金越过蓟门天险的，赶紧奋起直追。 往哪儿追？往西南方向的河西务追。北京基本就在蓟州的正西方向，后金走的就是一路向西的路线，走的是两点成一直线的行军路线，按袁崇焕所拟定的方向走，要在前面截住后金军队是指望不上了，只能在北京城见了。袁崇焕统兵入蓟时，崇祯已经下令他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不放在心上，擅自率部进京，可谓昏招迭出，步步皆错。 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在顺义阻截后金不成功，被迫退保北京，驻军于北京外城德胜门，袁崇焕则驻军在左安门。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杀往德胜门。满桂、侯世禄两军拼死搏斗，“满桂身带重伤，血染征袍，所存仅三千人”，堪堪压住了阵脚。莽古尔泰等人率后金左翼军二千挑战广渠门外的袁崇焕关宁军。由于关宁军势大（九千），后金骑兵只有两千人，故后金骑兵不敢恋战，很快收兵。此日战斗结束，皇太极暂时停止了进攻，二十一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议和书致明帝”，要崇祯签订城下之盟，其本人则“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 二十三日，鉴于满桂一军伤亡严重，崇祯传手谕给袁崇焕“令速进兵”，要袁崇焕出兵驱敌。可是袁崇焕却顿兵不战。既然袁崇焕不肯采取行动，崇祯决定召见袁崇焕。接到崇祯的传召，袁崇焕这才想起自己“五年平辽”的豪语，以及“西虏断不引奴入蓟”的保证，还有那“断不使奴越蓟一步”的誓言，故而“不自安”，带了曾被派往沈阳和皇太极议和的喇嘛一同入城叩见崇祯。入到城里，群臣围上来询问他外面形势，袁崇焕还是改不了满嘴胡柴的毛病，出言无状，一开口就说：“达（鞑）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 此言一出，举朝震骇。其实，皇太极此来并非为消灭大明，只不过想“以战养战”，勒索财物以度饥荒，仅此而已。 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的地点还是平台。崇祯和颜悦色，“深加慰劳”，虚心向袁崇焕请教战守对策，赏赐御馔，并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来披袁身上。袁崇焕看崇祯没有怪罪，竟提出“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的要求。领兵将领请求将兵马放进皇城，无论在哪朝都会犯了皇帝的大忌，崇祯不得不对袁崇焕有所怀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惨遭凌迟与死后封神 袁崇焕想让兵马入城的请求被拒绝后的第四天，崇祯再次传召袁崇焕，地点依然是平台。但这次崇祯一改几天前的和颜悦色，一见袁崇焕便劈头盖脸地问：“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 崇祯貌似简单的两句问话，其实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庞大。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不明不白地处死了毛文龙，大明帝国的朝野已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认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议和。另外的“逗留”二字，则是崇祯对其在入援京城作战不力的直接指责。面对崇祯突如其来的质问，袁崇焕一时语塞，竟无言以对。既不能答，崇祯也就不再废话了，即命锦衣卫将袁崇焕拘押下狱。 明清双方在京畿地区对峙了七个月之久，等“己巳之变”终于结束，对袁崇焕的审理和判处就提到案桌上来了。审理时间用了足足八个月。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定罪有十：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该十条罪名条条坐实，袁崇焕被判处的结果为：磔示。行刑当日，百姓争相食其肉，“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这些桥段各种小说、评书、影视剧中已反复表现过，不再赘述。  袁崇焕落此收场，根源在于才干短缺，又急于求成，行差踏错，终于坠入深渊，不能回头。不过在临刑前的一刻，袁崇焕的爱国情操和人格魅力并没有丧失，面对激愤不已的人群，他从容口占绝命诗，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所谓诗如其人，读这首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写《剖肝录》、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写《白冤疏》替袁崇焕申辩；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市民何之璧愿意率全家四十余口人替袁崇焕坐牢，另一市民程本直要与袁崇焕同上刑场，“骈斩于市”；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袁崇焕的部属佘义士(义仆佘信)肯甘冒性命之险窃出其尸首葬于广东旧义园(今北京东花市斜街)，并且佘家连续十七代为袁崇焕守墓，长达四百年…… 袁崇焕与生俱来的忠义精神感动了不少人，同时也迷惑了不少人。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大力倡导忠君思想，表彰黄道周、刘宗周等抗清志士，给史可法等忠臣烈士平反，称“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替三千余人翻案。乾隆还破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洪承畴等汉奸列为贰臣。 对于下场惨烈，在实际操作中又给清朝兴起提供了巨大便利的袁崇焕，乾隆另眼看待。他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指使史官在官修《明史》中虚构编造出一个并没发生过的“反间计”故事，歌颂袁崇焕，丑化崇祯，所谓“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让崇祯背负上枉杀忠良、暴戾无道的恶名，证明清朝取代明朝的正义性。 乾隆帝编造出来的“反间计”引发出了强烈的轰动效应。 直至近代，梁启超等人还为袁崇焕大唱颂歌。而袁世凯在称帝前夕，不忘乱认祖宗，将袁崇焕追谥为帝，拟上“肇祖原皇帝”的庙号。乾隆的造神运动，自此大获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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