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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一生功过谁人知 文/张锐强
万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无论对于日暮途穷的大明帝国，还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焕，它都是个极其吃紧极度忙活的年份。 当时摆在袁崇焕跟前的头等大事，便是赶赴省城参加当年的乡试。在此之前，该考生的科举之路远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叹生不逢时，而立之年还空戴儒冠。 相对于袁崇焕，大明帝国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则是调集人马筹措粮饷，准备对辽东用兵。因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以“杀我父祖”等“七大恨”为由，当年四月十三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国叫板，接连攻陷抚顺（今辽宁抚顺）和清河（今辽宁本溪东北），明军总兵张承荫当场阵亡。 消息传出，“举朝震骇”。就连立志学习鲁班的万历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前往沈阳组织剿灭。由于辽东明军武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政府只得“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然而征调来的湖广川陕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甚至将领也“哭而求调”。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人头凑齐，粮饷也得够。当时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朝廷只得专门成立辽东饷司，下令全国田土除贵州以外，每亩均加征三厘五毫银子，预计可得两百万两，由各地库房动用现存款项，解往饷司，以后征得垫补。 当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焕所忙活的事情，全部达到预期目的：大批明军赶到辽东，号称四十七万，实际有差不多十一万；袁崇焕科场得意，顺利中举。于是接下来的万历四十七年，就成了决定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键一年，而且都在春天：会试在春天于礼部贡院举行，所谓“春闱”。假如顺利，袁崇焕将成为进士，继续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从而决定自己出仕的起点高低；明朝的命运其实未必非要在春天决定，但当时的内阁只有大学士方从哲一人。作为众矢之的，他孤独地承受着莫大的压力，近乎崩溃，因此尽管士气低落、出兵条件并不成熟，他还是一再催促杨镐动手。 当年二月二十九，杨镐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结果四位总兵战死两员，其中剩下的一个，后来也因此而自杀，他就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国家完败，自是不幸，不幸中的万幸是个人完胜：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的考生袁崇焕，蟾宫折桂高中进士，殿试列为三甲第四十名。 那一年袁崇焕三十五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个年龄拿现在看未免太老，因为官员也要吃青春饭；可在当时，还算差强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进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排名并不靠前的袁崇焕，考选结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邵武位于闽西北、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号称“八闽屏障”，即便今天也属福建的经济相对薄弱区域。而翰林院庶吉士虽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时下的观点看没有实权，灰色收入少，但终究在天子脚下，比邵武知县显然要尊贵许多。 然而这对袁崇焕而言根本不成问题。他的志向远非不痛不痒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迁。他身在邵武，心在辽东。主持县里的童子试时，他 “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此举涉嫌不务正业，但没有证据表明县长耽误过莘莘学子的终身，所以反倒成为美谈。他这样沉醉军事，结果还真找到了同道。后来在宁远之战中炮击敌军，一发命中“歼虏数百”的罗立乃是“闽卒”，当是他此间的知音。 袁崇焕在邵武期间的官声，跟他题写的“聚奎塔”匾额一样出众。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迹，阴文颜体行楷，颇见功力；《邵武府志》则说他“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不知是否因为后来的经历，《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焕近乎侠客，几能飞檐走壁：“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袁崇焕爬墙能否“如履平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对他性格的刻画十分精准：“明决有胆略”。最终就是这五个字，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三年任职期满，袁崇焕奉命进京朝觐，接受政绩考核。东林党人、御史候恂上疏建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候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准儿媳李香君，可谓光耀千古。候恂一生推荐过的官员无数，最著名的当属这两位：先是袁崇焕，后有左良玉。 袁崇焕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下属四司，职方司主管判断军事形势，拟定军事计划，以及地图测绘，类似今天的总参。袁崇焕之所以进入该部门，固有人尽其才的考虑，也与当时辽东的严峻形势不无关系：短短三年，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等战略要点相继失陷，总兵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折损十四员，方面大员、经略袁应泰自杀。边情吃紧，兵部自然要“加强领导”。 当时广宁刚刚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贞仓皇逃入关内，山海关已成最后防线。新任辽东经略王再晋认为，辽东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建议收缩防线，退保山海关，廷议时引起激烈的争执。都说山海关山海关，究竟那里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适合防御，或者应该如何防御，袁崇焕心里没谱。关键时刻，他证实了《邵武府志》对其“明决有胆略”的性格描述，在谈到辽事人人缩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单骑阅塞的好戏。 明代官员跟唐朝差不多，除了节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谓旬休，其余时间都要上班。可忽然有一天，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发，一连几天没去坐班。无辜旷工连续多日，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部里赶紧派人上门寻找，但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在山海关实地查看形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几天之后他重新出现在朝堂，谈起战守便能滔滔不绝，并且夸下海口：“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句豪言壮语，随即将袁崇焕推上风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门领导员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长侍郎和尚书，哪里用得着他出头？可在他的性格辞典中，从来没有退缩与回避这样的词条。他有的是主意，不惧刀山火海。 人气低迷，朝臣胆寒；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袁崇焕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差遣是到山海关当监军。职方司主事不必决断，而监军尽管只是监察官而非指挥官，但毕竟已经离开朝堂，身处前线，关键时刻需要自己拿主意。 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革职听勘，正在京等候处理。袁崇焕履新之前，特意前去拜访，寻计问策。熊廷弼的辽东策略“坚守渐逼”可谓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而拥有重兵的巡抚王化贞则“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两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离心离德，不败才怪。 一个是新官上任，急于施展，内心火热；一个是败军之将，生死未卜，感慨万千。对于袁崇焕的踌躇满志，深知辽东三味熊廷弼自然不会简单苟同。他面试一般询问袁崇焕“操何策以往”，袁崇焕胸有成竹地对道：“主守而后战”。 这个策略类似“坚守渐逼”，也是袁崇焕战略思想的核心。此后他的种种罪名，都与之密切相关。 袁崇焕首先移驻山海关外的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今绥中前屯）事务。没过多久，便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这种局面难不倒袁崇焕。他快刀斩乱麻，咔咔嚓嚓几颗人头落地，秩序随即恢复。当年六月，王在晋又命令袁崇焕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辽民。命令传来时，应该已经是下午。按理这并非救兵如救火的紧急任务，早一天晚一天都没关系，但袁崇焕还是一夜都不愿意等。他内心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勤于王事而刻不容缓，接到命令便连夜开拔，穿越荆棘遍地虎豹出没的山岭，四鼓入城。消息传出，“将士莫不壮其胆”。
《明史本传》称袁崇焕以“边才自许”，这大约也算是文人的基本传统。正如陆游所谓的“塞上长城空自许”。然而内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业的袁崇焕，很快就与顶头上司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虽然命令袁崇焕前出前屯，但他对辽东的基本判断并未改变，那就是辽东已无恢复可能，只能以山海关作为防御重心。 激情似火的袁崇焕闻听只是摇头。丢疆弃地，不图恢复，岂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此时更是不惜公开矛盾，直接上书首辅叶向高，陈述己见，丝毫不顾及长官的面子。 至少从形式上看，明朝官场的言路还是畅通的。朝廷并未因为袁崇焕是下级而将“举报信”转交王在晋处理。事关国防大计，内阁又不清楚实际情况，无法决定，帝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自请行边，前往实地查看，决定取舍。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议，袁崇焕主张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阎明泰主张守觉华岛（今菊花岛）。最终由孙承宗拍板，营筑宁远，与觉华岛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关的死角，他也没有忽视，“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晋还是不肯低头。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觉华岛跟山海关一样，也存在先天不足：辽东大寒，冬季冰封，觉华岛难免后金骑兵的威胁，岛上水师也无法直接增援宁远，因为水师登陆，犹如旱鸭子下水，陆战毫无优势可言不说，还需要气象条件配合，如果风向不对，能否登岸都是问题。 局势的演变证明，王在晋的担忧都是远见。当然，这并不能简单证明孙承宗和袁崇焕主张的错误。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明白，宁远一城对于控制辽西走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欲守关门，必固辽西；欲复辽东，必固辽西，这个策略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换脑筋就换人。孙承宗自请督师，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实际上是被挂了起来；袁崇焕升任永平道。按照惯例，总督下设一个或数个巡抚，巡抚以下也可以设一个或多个道员，由督抚与道员统御武将。 升官后的袁崇焕险些捅了篓子。根由么很简单，还是因为他过于“明决”。当时将军吃空饷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焕奉命核实人数时，太过自信，一言不合，“立斩一校”，几乎引起全营士兵哗变。孙承宗闻听大怒，质问道：“监军可专杀耶？”袁崇焕无话可说，只得低头谢罪。 负责修筑宁远的武将祖大寿怀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规模都达不到设计要求。袁崇焕很不满意，于是便量化任务，明文规定城墙的高度与厚度，天启四年（公元1624），坚强堡垒宁远最终诞生。孙承宗随即上疏朝廷，声称“宁远可战可守”，“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 孙承宗器重袁崇焕是可以想见的。但久经宦海的他，并未忽视袁崇焕性格上的缺陷。他在奏疏中这样说道：“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慷慨激昂像枚硬币，同时具有正反两面。孙承宗敏锐地发觉了袁崇焕慷慨背后的弱点，那就是有“多事”的倾向。为了历练他，重用归重用，对其不成熟的意见，还是要再三反驳。有趣的是，王在晋也有类似看法。只是孙承宗笔下的“多事”，在王在晋看来是“轻进”：“职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
自从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督师以来，辽东局势平静了三年多。在此期间，孙承宗整顿军队，修筑城堡，并没闲着，成绩其实是有的，但在中央坐办公室的官员看来，这些成绩相对于十四万军队和每年六百万两的军费，实在是微不足道。 明朝的国家财力，远远不如四个世纪以前的宋代。税率过低的结果是国家收入不足，很多服务无法提供，从而导致部分国家职能的丧失。预算不足至少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造成大量的预算外征收，而这些征收缺乏有效的审核，浪费难免；其次则是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到天启乃至后面的崇祯年间，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政府总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因此经常有人弹劾总兵马世龙冒饷。天启五年（公元1625）六月，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还上奏指责孙承宗劳师糜饷：“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 长期的舆论压力，便是耀州战役的发起背景。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颇重，但彼耀州在陕西，此耀州属辽东，而且并非行政区划上的“州”，只是个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故址大约在今天的辽宁大石桥市，位于三岔河东岸，是后金的前哨。此前马世龙得到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四王子”驻扎于此，兵不满三百。若明军出击，城内难民可为内应。这份情报真假莫辨，但被马世龙当做了挽回荣誉的稻草。 然而大战之前，明军却屡屡哗变闹饷，成群结队，殴打队将，甚至一度包围袁崇焕的府衙。士兵的马料银子确实有几分短缺，但所谓拖欠工资三个月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如此，他们为何如此反应过激呢？闹饷是虚，避战是实。当时的明军，人心士气就是如此低落。 孙承宗和马世龙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孙承宗的司令部应该在山海关，但他却拖着病体前出右屯，显示对这场战事极度重视。 马世龙不知道跟民国末年著名的“西北五马”有无关系，但他世袭武职，确实是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回族。在明军中算是比较能打的将军。天启五年（公元1625）八月，他命令副总兵鲁之甲和参将李承先率军东渡，攻打耀州；觉华岛游击金冠派水师接应。然而事不凑巧，因为风向气候等原因，海军没能在指定时间到达，鲁、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渔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结果来来回回拖了整整四昼夜，完全失去战术突然性，后金军队早已张网以待；等明军一过河，他们摸黑发起突袭，抢占了先手。 此役明军计划出动四个营七千人，内有车炮一营、铁骑一营，水师二营。尽管水师没能按期到达，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马，但兵力依然占优。只是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再是军队，只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明军前锋遭遇突袭，稍触即溃，后续人马也望风而逃，最终两员主将阵亡，战损士兵四百名、铁甲七百副、战马六百匹。这就是所谓的“柳河之败”。因为这个原因，孙承宗和马世龙先后离开了辽东。已经升任宁前道的袁崇焕，顶头上司换成了高第。
自广宁惨败以来，大凌河三岔河一线成为明朝与后金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区。仓促进行的耀州战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静。天启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对耀州战役的报复，努尔哈赤再度统兵西渡辽河。 高第是头一年十月接任的辽东经略。对于孙承宗、袁崇焕的大纵深推进战略，高第内心并不赞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议：“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建议以宁远为防御节点，冬季辽河结冰，后金骑兵畅通无阻，遇到攻击便合兵退保宁远。 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将士们的一致赞同。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袁崇焕，强烈反对：“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当然也不会同意。要知道这三个地方都是他一再建议，孙承宗才同意恢复的。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怎能轻易放弃？因此他也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袁崇焕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 努尔哈赤大军号称三十万，当然是虚数，三分之一都未必有。而明军前线兵力呢？“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数量弱，质量更弱。右屯守将周守廉无心作战，率众而逃，“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逃跑是后金方面的说法。袁崇焕自称是“先行撤入”。宁前道就是宁前的总指挥，锦州松山等地，都该受他节制。他后来奏报，事先下过撤军命令。逃跑也好，撤退也罢，方正城池已经落入敌手，连带军粮。金启倧身为通判，主要职责是“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掌管军粮是他的分内职责。他不同意撤三城，右屯的三十万石军粮也就没有处理。如今强敌来犯，既无力带走，又来不及焚烧，白白让努尔哈赤拣了个钱包。 面对作战地图，袁崇焕想必面色冷峻。他脚下的宁远，如今已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城，旁边只有孤零零的觉华岛，尚未插上敌军的旗帜。当此情形，胆寒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岂是袁崇焕的脾气。单骑阅塞、夜穿山岭，在他绝非一时冲动。他率领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聚集将士，整顿部伍，立誓死守：命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以及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作为外援，同时通知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麟，一旦发现宁远溃兵，不必多说，杀无赦斩立决。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大军抵达宁远。别处全都望风而逃，惟独宁远敢战，努尔哈赤可不信这个邪。他虚张声势，威胁袁崇焕投降，但袁崇焕的回答掷地有声：“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 努尔哈赤随即挥师攻城。此时他们的骑兵优势已成劣势，因为没有一匹马能跳上城头。袁崇焕早有准备，指挥士兵，以火炮弓箭猛烈还击，战况空前激烈。“闽卒”罗立点燃西洋大炮，不断轰击敌军。火炮频发，炮管温度太高，发生自燃，金启倧壮烈捐躯。通判的级别不高，但在当时的宁远城，也算是高级将领。火炮自燃爆炸，通判当场阵亡，可见当时的战况之激烈。 努尔哈赤连攻两天，终究未能如愿。他想挖袁崇焕的墙脚，但天寒地冻，城坚不堕；无奈之下，只得分兵进攻觉华岛。为防止宁远守军出援，他们连扎七营，隔断彼此联系。岛上兵力薄弱，虽然已经凿开冰层，以沟为壕，但“新雪频飞，冻口复合”，再度变成坦途。士兵们卧雪刨冰，手指都冻掉了，到底也没能战胜气候。后金骑兵风卷残云，驰上岛屿，岛上七千守军几乎全部阵亡，七千多商民也被杀死。八万多石军粮，两千多条战船，全部被烧毁。主将金冠死后，又被开棺割尸。 明朝的统计数据，宁远城下毙敌一万七千，接近《明史》的记载。但《满文老档》中的后金伤亡纪录，却只有五百多人：“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袁崇焕最初上报的战果，也只有“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一万七也好，五百也好，总体而言，明军丢粮失岛，当初坚持的三城也全部沦陷，损失惨重。如果锦右和觉华岛水师能按照高第的命令，预先合并到宁远，或可避免。不过损失再大，也无法抹杀宁远之役的意义。袁崇焕独守孤城，岿然不动，终究是个极其宝贵的亮点。就像普通人跟泰森斗拳，打满所有回合而没有倒下。努尔哈赤也不得不承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因为这个原因，战后高第和杨麟承担了总体失败的责任，以增援不力而双双落职，袁崇焕则因为独守孤城的战功，升任宁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 明军的火器装备率据称超过七成，但可靠性小有问题。戚继光就曾报称，经常发生爆炸事故。就在袁崇焕血战宁远的当年五月初六上午，位于京师西南隅的兵工厂王恭厂，也发生了离奇的爆炸事件，造成半径750米、面积达2.25平方公里的宽阔爆炸范围，以及两万多人的巨大死伤。据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一万至两万吨当量的黄色炸药（TNT）。巨大的声响传播百里，天色昏黑如夜，屋宇动荡，并有灵芝状烟云升起。单纯的火药爆炸，似乎无此能量，疑似强烈地震、龙卷风、陨石、甚至超自然力量的作祟。不仅如此，死伤者的衣服都被卷去，因而全身赤裸、一丝不挂，也越发增添了神秘色彩。
宁远大战八个月后，努尔哈赤病死。朝鲜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之死，源于宁远之战受了炮伤。此说只是孤证，缺乏铁证，是后人一点点地滚大的雪球。当时的袁崇焕，不但不知道曾经炮伤努尔哈赤，甚至连他八个月后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当然，是否炮伤努尔哈赤，都不影响坚守宁远的意义。 孙承宗想要历练培养袁崇焕，如果从习惯官场潜规则的角度讲，袁崇焕差不多已经历练成熟。因为天启七年，也就是宁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的事情：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 此举当然是迫不得已。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左副都御使杨涟上表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君子与小人斗，结果从来都一样，毫无悬念。东林党人全面垮台，首辅叶向高去职。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将东林党人编成《同志诸录》，非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方便那个伪男人随时出手。从那以后，阉党气焰日益嚣张，全国各地纷纷上书，要求给魏太监建立生祠。 为了办成事，有时需要付出点代价。这是官场的游戏规则。袁崇焕承认这个规则的存在，但孙承宗不。他始终没有随声附和。这一点，也预示着两人最终的不同结局。 无论如何，袁崇焕不像岳飞的刚直不阿，也不是杨涟、左光斗那样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声虽然好听，身处官场却往往不能成事。他们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焕的志向，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临头，他也只能弯弯腰。可以肯定，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不需要深思熟虑。那绝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韧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君。 这是杨度为孙中山先生写的挽联。“只坚韧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焕身上。他建议修复的锦右一带再度沦陷，已经升任巡抚、要承担更大职责的他，岂能心甘。不行，还是要恢复。 为争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焕向皇太极伸出了橄榄枝。得到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吊唁为名，前往观察虚实，试探反应。 这个想法恰好与皇太极不谋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办点事：袁崇焕要加强前线，皇太极想巩固后方。后金背后不但有臣服于大明的朝鲜，还有明军将领毛文龙；总有后顾之忧，那当然不好玩儿。 毛文龙本是前广宁巡抚王化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潜入敌后，没想到还真弄成了气候，在镇江一战成名。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防御空虚，便率两百二十余人前往突袭，活捉后金的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论说这场战事的规模不大，但时间凑巧，正好在明军连吃败仗的当口，因此被视为大捷。从那以后，全辽震动，“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毛文龙最终升任总兵，在东江开镇，挂平辽将军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剑。袁崇焕血战宁远期间，毛文龙也曾在出师永宁，以为策应。 如芒在背的感觉必须结束。天启七年（1627）正月，皇太极一边遣使求和，一边派阿敏带领三万人攻打朝鲜。等接到朝鲜和毛文龙的告急文书，朝廷才弄明白皇太极所谓和谈的真正目的，赶紧下令袁崇焕出兵策应。 但袁崇焕却拒不执行。 不是袁崇焕见危不救，也不是他否认朝鲜与毛文龙的战略价值，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后金那里“无虚可捣”，而且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等力量，也是不安定因素，因此不肯分兵冒险。他的着眼点依然在锦右一带。后来迫于朝廷压力，他先派水师声援，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人带兵九千前出三岔河，以为牵制，但为时已晚：朝鲜抵挡不住，很快就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彼此结成“兄弟之国”；毛文龙遭遇前后夹击，只得退入皮岛。 为了策应朝鲜的行动，皇太极刻意拖延时间，阿敏大军从朝鲜回师前后，才放袁崇焕的使者回来，让对方无法及时反应。这是当年四月的事情。
袁崇焕与皇太极彼此心照不宣，在和谈的幌子下，都达到了各自的一半目的：袁崇焕修好了锦州，但大小凌河尚未竣工；皇太极只屈服了朝鲜，毛文龙则毫发无损。 各自达到目的，难免图穷匕见。当年五月初六，皇太极撕破脸皮，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缺乏和谈诚意为藉口，亲率主力西出沈阳，进攻宁锦。十一日，大军开到锦州，距城一里扎营。此时太监纪用监军，总兵赵率教驻守锦州，负责筑城。朝廷已派尤世禄前来替代，并派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守大凌河，但尤世禄还没到位，左辅也没赶到大凌河，敌军已经开来。左辅随即撤入锦州，赵率教则派人出城，借口和谈拖延时间。这样的和谈当然不可能有结果。只是后金连攻数日死伤惨重，依旧被坚城大炮所拒。 面对赵率教雪片般的告急文书，以及朝廷催促出兵解围的命令，袁崇焕丝毫不为之所动。是畏敌避战吗？当然不是。敢于单骑阅塞、夜穿山岭的人，怎会缺乏胆量。确切地说，袁崇焕的问题不仅不是胆量小，恰恰相反，就在于胆量太大。否则后来何至于此。 众所周知，后金骑兵纵横无敌，明军大炮威力巨大。离开坚固的宁远与皇太极野战，毫无疑问是以己之短，博敌之长。果真如此，王化贞广宁惨败的悲剧，很可能再度上演。所谓上兵伐谋。既然后金军队擅长围点打援，那么不去凑这个热闹，就是最佳选择。 袁崇焕于是上疏朝廷，认为实力还不足与敌军决战：“责之赴战力所未能，且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后来受到的压力太大，他便以进为退，提醒朝廷不能拿出所有的家当跟敌军赌博： “臣意责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而任其自择。关外精锐已绊于锦，今只可五千合之宁城三万五千人，人人精而器器实，满、孙二帅直则为前后，横则为左右；总兵尤世禄为前锋，臣自行劲后……决一死战以达锦州，又合锦之兵马奋击，令夷匹马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以殉敌，则敌无不克。” 拼光宁远的三万五千人，不惜殉敌，别说朝廷，就是总督阎明泰也不能答应。 他认为：“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这个建议得到首肯，诏令“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 根据这个精神，袁崇焕命令满桂和祖大寿带领四千精骑前往增援，自己并未出动。而满、祖二将推进到笊篱山一线，便被后金军队阻截，只得退回塔山。不亲自增援，并不意味着置锦州于不顾。袁崇焕致信赵率教，声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巧”得很，使者被后金俘获。皇太极一见，立即收缩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援军。就这样，拖到二十六日，后金已在锦州城下耗费十五天时间。时值酷暑，人马疲惫，士气低落。皇太极无奈，只得兵分两路：一部在锦州城外凿壕沟三道，以为包围；皇太极亲率人马，前去宁远碰运气。 二十八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下令部队在城外列阵，以城墙为依托，用火炮为掩护，与敌周旋。皇太极打算狂飙突进，发起猛攻，贝勒阿济格也急于交战，但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皇太极闻听大怒：“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两军骑兵随即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刀兵搏击，人喊马嘶。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双方战成平手，局面一时难下。 城外骑兵接战，城上炮火支援。袁崇焕亲临一线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协力还击。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惨重。后来监军刘应坤奏报：“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的三子萨哈廉、四子瓦克达全部重伤；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 宁远血战，锦州不闲。二十八日，明军突然杀出锦州，突袭得手后又迅速撤回。战报传到宁远，皇太极深感局势不利，只得从宁远撤军，合力攻打锦州。六月初三，后金发起最后一轮猛攻，但依然未能得手；恰恰此时，毛文龙又在敌后打响，出兵攻击昌城与辽阳。 没办法，那就撤吧。初五凌晨，皇太极灰溜溜地撤军。 战后赵率教疏报战果，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袁崇焕上奏朝廷，着重强调满桂的功劳：“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他与满桂一度不睦，曾经请求将他调走；王之臣调满桂为山海关总兵时，他又上疏反对。尽管如此，此时他依然积极为之请功；他也没有忘记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如果说此前的宁远血战只是精神鼓舞，那么宁锦大捷就是名利双收。可尽管前方得胜，依然还有高居台省的文臣口沫飞溅，说长道短。河南道御史李应荐弹劾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项因狡虏东西交讧，不急援锦州，此似不可为巡抚。”被魏忠贤把持的皇帝，御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因为父亲病故，袁崇焕此前多次要求离职守制，朝廷都不同意，宁锦大捷后，他一请病假，便获批准。更可笑的是，论功行赏，他仅仅涨了一级工资：“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荫，忠贤亦不许。” 要知道这个霍维华可是阉党。也就是说，这事阉党自身都看不下去了。 袁崇焕两次在宁远挫败敌军，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辽东局势，但也让后金尝到了厉害，从此再不敢轻易出兵，为明朝赢得了调整巩固防御体系的宝贵时间。可惜的是，就在宁锦大捷的当年，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变在陕西爆发。其中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李自成，后来给了明朝致命一击。
就在那年八月，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命呜呼，他的几个儿子已先后死去，帝位便由其异母弟、信王朱由检继承。这就是明思宗崇祯皇帝。 当时的崇祯不过十七岁，拿现在的观点看还是未成年人，典型的少年天子。有明一代，皇帝兴趣广泛，爱好众多，可谓人才辈出：有人立志学习鲁班，整天做木活；有人渴望建军功，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像袁崇焕刚到兵部那样几天不上班不难，难能可贵的是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不上班；致力于采阴补阳的，更是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崇祯简直就是个淡寡无味的“呆瓜”，既无兴趣又缺爱好，一心用于国事；偏偏还就是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即位之初，崇祯便表现出了少有的机敏与干练。当时阉党盘根错节，为防止被投毒，初进宫时，他甚至自带着水和食物。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其实都是毒瘤。崇祯出手稳准狠，将魏忠贤流放凤阳，可流放途中，他身边竟然还有一批死党追随。崇祯闻听大怒，命锦衣卫前去捕拿审判，魏忠贤这才一根绳子结果自身。 后来定性的阉党有二百六十余名，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朝廷气象顿时为之一新。崇祯同时启用袁崇焕，先提拔他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也就是编外的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四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在平台召见，多有奖誉慰劳。皇帝如此锐意进取，隆恩浩荡，袁崇焕内心无比激动，再度表现出了孙承宗所谓的“多事”，以及王在晋所谓的“轻进”，信口拍了胸脯：约期五年，恢复全辽。但他的这个虚妄承诺，只不过是要“聊慰上意”。 崇祯哪里知道，闻听不觉一振。给事中许誉卿觉得太过突然，后来得知袁崇焕并无把握，非常担忧：“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事情的严肃性，便又给皇帝提条件要政策：“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崇祯一一应允。 袁崇焕到底吃过暗亏，害怕朝堂上有人使绊子，于是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崇祯到底想做有为之君，因此郑重其事地“起立倾听”，最后严肃表态：“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随即收回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剑，转赐袁崇焕，将辽东大计全权委托给他。 这些话其实完全流于形式。当时同意是真诚的，事后反悔也是真诚的。类似谈恋爱，爱与不爱全都发自内心，很少有人处心积虑，成心欺骗。 宁锦虽然取得大捷，但袁崇焕还是感受到了皇太极的难对付，痛感后者“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他想联合蒙古，皇太极就攻击蒙古；他要用朝鲜牵制，皇太极就逼迫朝鲜；他想修复锦右，皇太极就分兵阻挠。着着不离后脑勺。因为这个原因，这次平台召对，袁崇焕再度调整自己的辽东战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增添了一个“和”。而这一点，正好埋伏着他死亡的诱因。
如果说“五年复辽”起初只是善意的谎言，那么袁崇焕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还在北京、尚未出发赴任时，他便开始着手筹划，第一把火要烧的是毛文龙。 这些年来，毛文龙孤悬敌后，兵部对他的评价甚高：灭奴不足，牵制有余。但问题在于，此公“抗战”八年，好事干，坏事也干；正事干，邪事也干；功劳与非议同样突出。 因为天各一方，他与朝廷之间严重缺乏沟通：他认为朝臣扯淡，朝臣觉得他不驯。 若是别人，可能会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但袁崇焕不会。既然皇帝将辽事全权委托与自己，那他就一定要管。这一点，他对内阁首辅钱龙锡毫不隐晦。钱龙锡问他五年平辽的具体打算时，他说：“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也就是说，当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毛文龙服从节制就用，若不服从，他就要“入其军、斩其帅”。说到底，他有科举背景，赐同进士出身的。尽管亲临一线指挥作战，还是难以从感情上认同毛文龙。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 为迫使毛文龙就范，袁崇焕首先截断其经济来源：不许登州片帆出海，运往东江的粮草物资，一概改道觉华岛经由旅顺口转运，先经督师衙门挂号。由于军饷不足，毛文龙不得不派难民进山采人参，卖给南方过去的商人。此举类似南宋初期的各大将，用生意收入补贴军费。袁崇焕此举一出，毛文龙立即肉痛，上疏抗辩，声称是“拦喉一刀”，但崇祯用人不疑，既然托付袁崇焕，也就不再干涉。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二十五，袁崇焕带着尚方剑和督师印信，以阅兵为名飘洋过海，准备跟毛文龙摊牌。起初他还有两手准备，尚未放弃和平争取，因此两雄相见，把酒言欢，开局倒有一团和气。序曲已过，进入正题，袁崇焕要求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但毛不同意；袁崇焕要求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派文官前来统领，毛也不肯接受空降的婆婆。 毛文龙出生于杭州，有名的销金窟、温柔乡。不肯缴权，那么就此“转业”，回到西湖边安度晚年，也算衣锦荣归，但毛文龙对此建议还是抵制：“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口气还很大，解决了后金，准备占领朝鲜。 就是这句大话，铁定了岛帅的末日。那一刻，袁崇焕想必微微心动，但脸上毫不作色。他虽然不比隋朝的杨素治军那么严酷，但杀个把人，岂是高难度动作。 六月初五，袁崇焕在山上张好大幕，说是邀请诸将看士兵比赛射箭，预先派人带领甲士埋伏在大帐之后，等毛文龙进去，就将其部众卫士全部隔离在外。 众将坐定，袁崇焕面色肃穆，指责毛文龙抗命；毛文龙不服，当场辩解。袁崇焕疾言厉色，下令将他除去冠带、五花大绑，随即列举十二大当斩之罪。 督师一声令下，岛帅人头落地。 袁崇焕晓谕东江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然后下令收敛毛文龙的尸体，次日准备好猪头纸钱，前来落泪祭奠：“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 起初得知此事，崇祯的反应是：“帝骤闻，意殊骇”。转念一想，既然毛文龙已死，边事又要倚重袁崇焕，也就没有追究，反倒“优旨褒答”，在圣旨中列举列举毛文龙的种种罪恶。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将毛文龙在北京的亲信全部逮捕，“以安崇焕心”。 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焕将毛文龙的两万八千人编成四协后，东江的军饷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与关宁军实现了同工同酬。起初崇祯见“兵减饷增”，很是疑虑，但到底照准所请，原因很简单，“以崇焕故。” 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重用可见一斑，袁崇焕揣摩皇帝心思的本事和胆量，也可见一斑。 东江到底是毛文龙开创的基业，谁的威信也比不上他。从那以后，东江每况愈下，清初的四个异姓藩王，三个出自东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当然，那时袁崇焕已死。如果他还活着，威信是否足以控制东江，难说。
平台召对时，袁崇焕的辽事方略较此前有明显变化，增添了“和”，所谓“和为旁著”。他就任之后，便与皇太极“再续前缘”，又谈起了和平。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皇太极总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极来信6函，袁崇焕去书4札。内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摆上桌面。袁崇焕首次复信时，对皇太极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场：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后金不应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当时他正在处理毛文龙；第四封复信表示，战争长达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骤然停止。这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焕的位置上，与后金和谈原无不可。崇祯要的是解决辽东的结果，路径选择在于袁崇焕。假如和议可成，不费刀枪，更是奇功一件。问题在于，他与后金和谈，并未奏报皇帝知道，只跟内阁和兵部透过口风，而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则从未答应。 袁崇焕就是“明决”如此。自从进入兵部，他多次冒险，而每次冒险的结果都是成功，这不禁让他的胆量和主意以几何级数增加；是否“轻进”，是否“多事”，全在结果。成则王侯败则贼。 他的和议，确切地说是所谓的“抚”，不仅仅针对后金，还有喀喇沁蒙古。 崇祯元年到二年的旱灾，波及东北地区。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与后金全部遭灾。明朝疆域广阔，北方遭灾，南方有粮，蒙古与后金却无此便利。因此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就成了问题。 此时袁崇焕却突然在高台堡开通米市，买他们的布帛，卖给他们粮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后金结盟。皇太极对他们的要求是，遵守后金制度，一旦对明朝用兵，他们必须从征。这些情报，袁崇焕即便没有确切证据，至少也应该有所耳闻。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米市。他的判断是，此时正是拉拢喀喇沁（明朝称哈刺慎）蒙古的好时机。他们离蓟州很近，如果彻底倒向后金，京师将直接受到威胁。 崇祯闻听很是震惊，口气严厉地质问袁崇焕和总督俞安性；袁崇焕毫不慌张，头头是道地应对道，经过认真调查，他们只是“依奴自固”，同时已经告诫他们“无与奴通”，而蒙古各部落都保证，“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依然信任，见他如此表态，口气略微和缓，但在根本问题上依然没后退，要求对于臣服的属夷，可以助其渡过饥荒，但只能“计口量许换米”，有多少人，换多少粮，坚决不能多给，以免流入敌手,否则就以通夷论罪；可向来有主意的袁崇焕，对皇帝的命令并未引起重视，不但卖粮，而且数量巨大，以至于用光了储备。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的总人口“不满万”，他们肯定用不了这么多；这些粮食去了哪里，不难想象。
可事实证明，喀喇沁蒙古不但“通奴”，甚至还充当进军向导，原因正是他们曾经受过抚赏，因此熟悉路径。对于袁崇焕而言，这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 清人张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将后金军队大举远征跟毛文龙之死联系起来，说是“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对敌军的动向，袁崇焕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蓟州，但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退回；这个狼来了的故事，让蓟州的防御更加松懈。 兵部尚书王洽已经跟袁崇焕商定紧急处置预案，一旦遭遇攻击，即令祖大寿与赵率教回师驰援，“伏兵邀击。”因此袁崇焕接到警报，不等圣旨便按照预案，先令赵率教统军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赵率教出发，疾驰三昼夜，赶路三百五十里，经过三屯到达遵化，人困马乏时遭遇埋伏，赵率教战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离开山海关一路向西，初六到达永平，初七在榛子镇接到圣旨，奉命节度所有勤王部队，可以“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焕到达重镇蓟州。这是徐达修筑的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后来戚继光又经营多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易守难攻。大兵压境，崇祯不敢有消灭敌军的奢望，只要能挡住其铁蹄，便心满意足。他这样要求蓟辽总督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陆，以失机论”。袁崇焕对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当后，随即上奏朝廷，信誓旦旦，“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十一日、十二日没有战报，这短暂的平静令崇祯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内阁：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其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 崇祯的顾虑，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被动。而消极防御只能防不胜防。不过此时已经无暇争论方略，袁崇焕对此已有考虑。本来蓟辽总督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先后赶来增援，大军齐集蓟州周围，袁崇焕担心后金分路进攻，便令刘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卫皇陵，候世禄先退居三河，后来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 袁崇焕在蓟州忙，崇祯在京师忙。军情紧急，病退的孙承宗又被紧急启用，以原官兼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对于袁崇焕的部署，孙承宗有不同看法。他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崇祯问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祯看来对此颇为赞赏，但并未传令袁崇焕更改部署。直到此时，他对袁崇焕依然信任有加，不遥加干预。他嘱咐孙承宗不必赶往通州，而是“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下令立即为他铸造关防印信。孙承宗从皇宫出来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来不及休息，立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 关防印信的余温未息，次日夜半，宫内忽然传旨，又令孙承宗火速赶往通州。孙承宗立即带领二十七名随从出东便门，快马加鞭一路向东。他跑得太快，敌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个随从逃亡。 崇祯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确实像传说中那样“专断多疑”吗？当然不是。而是军情实在紧急：敌军已经逼近通州！ 敌情刚到蓟州，怎么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大军难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焕身边的旗鼓官，当时的经过，他在《辽师入卫纪事》中有详细记载。按照他的说法，后金十一月十一从遵化兵发蓟州，十二日明军在蓟州以东的马伸桥遭遇后金哨探，“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马报告，后金主力越过马伸桥以东的石门驿，袁崇焕随即下令： “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将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皇太极仅用两百多名骑兵，便成功牵制袁崇焕的主力整整一天。 此时兵部尚书王洽已经下狱。袁崇焕命运的大局已定。 皇太极如何越过的蓟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细节，周文郁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潜越蓟西；袁崇焕大军在蓟州，既没有与敌军苦战，又没有为朝廷争取到时间，一天之内皇太极就越过徐达和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线：十四日到达三河，十五日到达通州，十六日赶到顺义，攻击宣大军，十七日到达京郊牧马场。通州离北京不过四十里，后金军队到达时，明军竟然没有哨探。兵部对此的解释是“止闻在蓟、不闻在通”，从未听说敌军已到通州；战局恶化如此之快，崇祯皇帝岂能不急？所以孙承宗的任务，一会儿是京师，一会儿又是通州。 《满文老档》记载，后金曾经派人到蓟州劝降：“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若此说成立，袁崇焕应该知道皇太极的到来；即便记载有误，或者信未送到，当此危急关头，数万敌军从眼皮子底下过去，明军难道连起码的侦查都没有吗？或者说，侦察能力连五里都达不到？蓟州周围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过，地势之险要可以想见，否则也不会成为徐达和戚继光选择的防御节点，而此时后金竟然能不战而过，实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们以骑兵为主，不像步兵，还能像三国时邓艾取蜀那样奇袭阴平，手攀脚蹬，翻山越岭；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极全军敢于越过蓟州的关宁大军直奔北京，也违反军事常识，实在太过冒险。前有坚城，后有雄兵，此时主力出击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将，也得仔细掂量。 凡此种种，都是蹊跷事。正因为太过反常，所以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袁崇焕还想跟皇太极和谈，但被对方耍弄。结果呢，两岸“袁”声啼不住，“清”舟已过万重山。后金方面确实有档案记载，大军到蓟州时，守军送了“牛酒相慰劳”，真假莫辩。当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为袁崇焕有阴谋的铁证。先礼后兵，向为古礼。南宋名将吴玠在陕西保卫饶风关时，战前也曾给金将送去一枚黄柑；《国榷》的说法更加超前，说是当时便有严令，不许袁崇焕越蓟门一步，因为事前就有人说他导奴入犯：“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 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袁崇焕的辽东余部以及东江的毛文龙旧部曾经采取过策应的行动。如果此时他们分别攻击沈阳、辽阳，局势如何演变难以逆料。此时辽东余部似有半数未动，三四万人总有；即便不足此数，也该采取行动。当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报响起便是胜利。问题在于，此举完全不符合袁崇焕的用兵方略，因为战只是奇著。
情急之下，周文郁建议兵分两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踪抄其后路，但大家都认为力量单薄，无法分兵：刘策等人已被派走，关宁步兵行军速度慢，此时身边只有九千骑兵，确实不多。袁崇焕也未采纳此计。他依旧没有决战的打算，只想赶到敌军前面，争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设卡堵截，因此没有径向西南，而是不惜绕路，掉头向南，十六日赶到河西务在城外扎营。 下一步该怎么办，多数意见是直奔京师。周文郁建议屯兵张家湾，根据敌军情形，要么与之决战，要么乘夜突袭。他们孤军深入，势必无法坚持。可袁崇焕担心敌军不与他决战，直接杀向北京，那样难免引起人心动摇。因此决心“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周文郁提醒道： “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袁崇焕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还是他对王在晋说过的那句话：“我不畏死”。 计议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军到达左安门。同日或此前一天，满桂和候世禄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祯派太监过来查看，随即以“禄米百石，酒十坛，羊百只，银万两犒师”； 十九日崇祯赐袁崇焕玉带一围，六副金币，其余将领亦有赏赐；当夜袁崇焕派兵劫营，但后金已有防备，没有打响； 二十日，后金大军分成六队而来，袁崇焕下令开营迎战，双方激战于广渠门。 这是袁崇焕回援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战事极度激烈，“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最终击退敌军。 这一天，满桂与候世禄也在北边的德胜门打响。候世禄态度消极，满桂虽然奋勇抵抗，最终也未能取胜，自己身负重伤。满桂的态度让朝廷满意，二十二日打开德胜门，收容其残部在瓮城驻扎。 其实蓟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焕惨死的结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经两次遭遇威胁，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变瓦剌来犯，后来于谦惨死，当然并非因果关系；俺答糜烂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冤死，则有直接牵连。土木之变，源于宦官王振误国；俺答来袭，内有奸臣严嵩弄权。而此时主政的崇祯，这个刚刚十八岁的小伙子，励精图治，戮力恢复，用人不疑。作为皇帝，他给足了臣下空间，可“五年平辽”的誓言墨迹未干、“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的承诺言犹在耳，京师怎么就成了前线？ 敌兵薄城，都中舆论大哗。后金向来会用间，每次作战都先派细作潜为内应，然后攻城，屡试不爽，无论是过去的沈阳，还是这回的遵化。此时想必他们也没有闲着。其实不必用间，当时的形势足以令袁崇焕百口莫辩。他此前的和议，朝臣并未忘记；这回局势的演变，越琢磨越像是拥兵纵敌。北京城外的许多田庄，都是勋戚贵族的产业。突然遭遇蹂躏，他们损失惨重，怨气难免，而矛头只能指向前敌总指挥袁崇焕。 更何况朝堂之上还有要命的党争。 三人成虎。这就是所谓舆论的力量。此时压力最大的，还是崇祯，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方是议论纷纷的多数朝臣，另一方是曾经信任的方面大员，他应该相信谁，他又能够相信谁？ 朝野的舆论倾向，袁崇焕当然有所耳闻。他心里非常不安。崇祯初次召对时，他“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竟然要留下传令的太监，作为“人质”，理由是安定军心；而从那一天起，致力中兴的年轻皇帝更是“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 如果初次召对之后，袁崇焕能组织一次像样的会战，也许还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但随后几天双方基本相安无事，“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甚至彼此嬉闹，形同友军：“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大敌当前，朝臣胆寒，盛传袁崇焕要“挟奴讲款”，很多人都同意此举：火烧眉毛顾眼前嘛。只是碍于孙承宗执意不肯。有人去做孙的工作，结果遭遇白眼: “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不可则开门请行，无乱人意。” 关宁步兵此时应该已经赶到，因为起初只有骑兵九千，后来祖大寿、何可纲带兵溃逃时，却有了一万五。就此组织会战也许还嫌不够，那么总司令袁崇焕应该积极筹划，调兵遣将，但也没有相关纪录； “玉色为焦”的崇祯终于下定决心。那确实是个赌博，但赔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险：如果袁崇焕确实是奸细又不迅速拿下，不仅关宁军，除京营以外的军队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焕而他又不是奸细，关宁军难免一时人心躁动，但尚可安抚。 事实上，崇祯别无选择。 得知昔日的袍泽被捕，后来成为烈士的孙承宗写了两首诗。第二首是： 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铣尔前生。恢疆五载承天语，却虏三师傍帝城。 魏绛偏和原有恨，汾阳单骑更无兵。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 在孙承宗看来，袁崇焕到底还是没有历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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