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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当皇太极率后金主力，在漠南蒙古的协助下，经喜峰口首次兵围明朝都城北京，史称“己巳之变”。 后金击败诸路明朝援军，纵横劫掠四个月，裹挟数十万民众撤回关外，借阿敏临阵脱逃夺其职权，女真贵族议政转变为皇权专制。 明朝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由崇祯帝亲自参与御敌，战后收复全部沦陷领土，惩办通敌将领袁崇焕，崇祯帝威望达到顶峰。 历史就是很不可思议，明朝与后金，两个政权更迭前，两国皇帝指挥交锋的“己巳之变”，竟然都成为胜利者。 为何崇祯帝会处决蓟辽督师袁崇焕？笔者带您梳理，袁崇焕在督师蓟辽期间表现，剖析崇祯皇帝杀袁崇焕背后的想法。  明崇祯帝像 袁崇焕督师蓟辽，固执除掉毕自肃与毛文龙袁崇焕自“宁远大捷”击伤努尔哈赤，被视作收复辽东的希望，崇祯帝没来得及清查魏忠贤的“阉党”，便迫不及待将袁崇焕提拔，担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等职位，成为明王朝职衔最高的将领。 袁崇焕赴任前得到崇祯帝许诺，朝堂所有弹劾奏章不过问，物资银饷朝廷全力供应，辽东战事由袁崇焕自行决断，在封建专制巅峰的明王朝，这是绝无仅有的殊荣。 宁远“十三营兵变”之时，袁崇焕为何不前往宁远，给后世留下巨大争议。 袁崇焕的崇敬者将其解释为“军务繁忙”，毕竟袁崇焕赋闲在家，而军情事务瞬息万变，需要重新的整理和探讨。疑问在于，熟悉军务难道不是前线最适合吗？ 推诿观点认为袁崇焕知悉拖欠军饷，明王朝财政窘困，为避免兵变遂拒绝前往宁远前线。疑问在于袁崇焕得到崇祯帝承诺，为何没有将消息透露给宁远各部？ 再看兵变平息后，袁崇焕补发军饷，同时调整军镇布防，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守宁远，赵率教驻守关门，袁崇焕亲自驻守宁远，全部换成袁崇焕“以命担保”的亲信，毕自肃的死便有了答案。 毕自肃长期担任基层官吏，能够体恤士卒又爱护百姓，其在“宁锦之战”督战守城受到嘉奖，后积极招抚蒙古各部充军御敌，短暂担任辽东巡抚期间，为军饷之事多次奏请朝廷，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其兄毕自严还担任户部尚书，原因只有一个，他并非袁崇焕亲信。 袁崇焕性格孤傲不群，他设想的辽东战略，不允许任何人掣肘，甚至包括崇祯帝，即便宁远兵变背负“付托不效”的罪名，对袁崇焕也在所不惜，毕自肃成为了牺牲品，却也导致明末兵变频发，崇祯的不满已经开始。  袁崇焕 皮岛总兵毛文龙，在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参加武举考试被授予军职，当明军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后金努尔哈赤数年时间，席卷辽阳、广宁等辽东重镇，及辽西义州、锦州等城堡。 毛文龙率197名亲信，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取得“镇江大捷”，在荒芜贫瘠的皮岛开创军镇，成为辽东百姓的精神支柱，毛文龙选精壮编练“东江军”，取得辉煌的战绩。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秋，毛文龙统军三万，直捣后金腹地，连克萨尔浒外围牛毛寨、阎王寨，又设伏围歼后金军，毛文龙实现对后金战略反击并获胜，也能在战术达成后全身而退。 改变袁崇焕命运的“宁远大捷”，连袁崇焕自己都承认，实则依赖毛文龙攻打沈阳和海州，使后金无法在宁远长期围困和强攻，但袁崇焕比毛文龙幸运，东江军杀敌数以百计，然而后金只有一个努尔哈赤，所以“宁远大捷”世人只记住了袁崇焕。 后金在天启七年，阿敏率军侵入朝鲜危亡之时，东江军在“瓶山决战”，重创后金镶蓝旗精锐，并在公元1628年，毛文龙向刚继位的崇祯帝献上大礼，在降将刘兴祚的引导下，毛文龙部千里奔袭萨尔浒城，增强崇祯帝收复辽东的信心。 毛文龙资历与战功在辽东居首，控制的实际范围远胜关宁锦防线，真正实现牵制后金军事的作用，袁崇焕未经准许便斩杀封疆大吏，已经有蔑视皇权的嫌疑，深深刺痛崇祯帝，袁崇焕只有妥善处置东江军，才有消弭嫌隙的可能。  明末辽东局势 东江军丧失战力，袁崇焕蓟州防御崩溃袁崇焕深知皮岛的战略意义，也想过收编东江军，助自己实现收复辽东的功业，拉拢和犒赏东江军部将，重新改组东江军建制，制定新的军规军纪等。 但袁崇焕并未深入皮岛调研，构想背离多数东江军部众的诉求，很快出现四项弊端：
袁崇焕忽视东江军存在的问题，激进改变东江军固有形态，造成东江军在调整中失去战斗力，而这短暂的历史机遇，竟然就被后金皇太极抓住，三个月内整肃军备，后金倾国十万精锐，出现在明王朝的京畿之地。  察哈尔省 《清史稿》记载：崇祯元年“崇焕以文龙私通罪绐杀之”，这是疏漏之处，但笔者想说的重点是，五月皇太极命贝勒济尔哈朗与豪格，率兵征讨察哈尔部顾特塔布囊，迫使其率众归降。 《明史》记载“朵颜三卫每岁三贡，其贡使俱从喜峰口验入”，察哈尔草原纳入后金的疆域，辽西走廊便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喜峰口与大安口便成为后金的突破口。 后金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与漠南蒙古林丹汗展开长期较量，明朝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甚至暗中资助蒙古林丹汗，以达到北疆军事平衡，可惜后金皇太极以胜者姿态，接受漠南蒙古诸部的朝拜，明王朝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袁崇焕任蓟辽督师，也对管辖区域进行核查，因此上奏崇祯帝“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可以想象崇祯帝看到奏章时的表情，袁崇焕这个蓟辽督师麾下，四镇兵超过15.3万，马匹达到8万余，各类火器万余件，军队占明末总兵力三分之一，但战力绝对绝对是最强，崇祯帝已经寝食难安。 袁崇焕张口便要求增兵，明末最缺少的就是银饷，户部尚书毕自严统计，京城周边所有杂税总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但辽饷耗费就高达480余万两，高达160万两的财政赤字，会掏空明王朝元气，更增加民众的负担。 崇祯帝希望，袁崇焕这个蓟辽督师，能够担负起京城防御责任，并兑现五年复辽的承诺，事事迁就唯有这件事未批准；袁崇焕脾气也够倔强，得不到拨款的批复，未修葺关隘，未增设驻防，将已经发现的漏洞搁置。 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破长城防线，迅速攻占遵化，“己巳之变”吹响号角，此时袁崇焕再想补救为时已晚。  喜峰口长城 总结：没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袁崇焕彻底失去崇祯帝信任崇祯帝与袁崇焕的交集并不多，与其说信任不如说相互利用，崇祯帝收复辽东故土，袁崇焕得到留名青史。 但袁崇焕坐视宁远兵变，诛杀皮岛毛文龙，虽除掉异己却扰乱军心士气；激进改组东江军，没能尽职防御蓟州疏漏，使后金八旗首次踏足中原； 崇祯帝对袁崇焕所有的期望，都在这些失望中消磨殆尽，杀机也就越来越浓烈，但袁崇焕却浑然未决，最终将自己逼至绝路。 参考文献：《明史》《清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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