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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为了能加快解决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政府到社会各界都把环保问责作为一个重要手段。问责下，各级政府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迅速解决了一大批积重难返的环保问题。对此，百姓欢呼雀跃，媒体拍手称快，有媒体称中央环保督查组为“环保钦差”。环保问责确实发挥了很大能动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地方为了应对上级，平息民愤，处理问题非常迅速，问责也呈雷霆之势，环保队伍中的一批人确实要承担不作为、乱作为的后果。但不可避免其中还有一些会因为客观原因可能还会承受委屈。这几年看多了地方环保官员被问责的新闻，说实话，已经有些麻木。最近陕西省某县级环保局领导班子被就地集体免职的新闻，又在业内外引起热议。新闻稿中一些话还是触动了我：“有人情绪比较大，不愿参加宣布新领导任命的会议；很多同事是流着泪在加班”。领导不作为当然应该被追责，但是透过这些同仁的眼泪，我再次看到了我们共同的忧虑。 忧虑一，环境污染作为突出的民生问题，何时能得到彻底解决？把镜头拉回到2007年的1月，据《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公布，81%的的人“饮水思源”，73%的人“忍气吞声”。再看看10年后这次媒体曝光的环境问题，水、气、声污染依旧是突出的民生问题，30多年来，中国环保一直在路上，尤其是这十多年环保风暴持续不断，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扭转污染态势？ 忧虑二，面对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督查力度不断提升还有多大空间？近几年，环保督查力度不断加大，由督企也逐渐转向政企双督。2015年底开始，首批中央环保督查组进驻地方，督查体现了中央的重视，地方更要全力以赴迎接，一些环保部门已倾洪荒之力。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有16个被中央环保督查组进驻过，而且还会常态化。就在陕西免职新闻的前两天，有条新闻也引起了全国关注：环保部首次由部长亲自带队到六省市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将分成54个小组，涉及督查人员260多人，进驻一个月。不仅规格高，1名正部、四名副部，参加人数之多也创纪录。可以想象一旦发现问题，地方接下来的问责效率也会随之再提高。接下来环保督查级别和人数是否还会上升？还能穷尽什么方式满足督查的需要？ 忧虑三，督政问责，真的能做到“官清水清”吗？媒体报道，去年首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8个省市，截止2016年11月底共计3422人被问责，310人被拘留，2176人被约谈，处罚近2亿。记得也正好是20年前，1997年淮河流域零点达标行动就曾提出过“官清水清”的口号，当时国务院领导亲自督阵，确实短期内有明显改善，但不久又反弹，20年后淮河流域治理仍然是国家和周边省市的心头之虑。问责机制，是否能从根本上保证再过20年生态环境能达到人民满意的程度吗？ 忧虑四，问责惩戒后，该如何稳定环保队伍？最近几年到各市县区，听到环保局长们闲聊时最多的话题就是工作太难干，不想干，甚至分管环保的地方市县长也流露出转岗的期盼。随着环保责任逐步厘清和转移，近几年也有其他部门官员因环保问题而追责，也出现了行业部门不愿过多承担职责、尽量往下级地方政府转移的现象。督政问责本来是希望打造一支敢于履职、雷厉风行的队伍，希望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能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职责，结果却成了系统内外高风险的工作，这绝不是环保问责的初衷。 以上忧虑的背后其实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现在地方雷霆万钧的问责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机制运用在环保上哪类效果会更好？在发挥问责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有哪些负面效应需要防范和疏导？问责官员与处置企业如何进一步和法治相统一？上级督查能否研究一种方法尽量减少对基层正常工作的影响？ 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会伴随着人类活动始终，不会彻底消灭，每个时代、不同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央其实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就是统筹“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放到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同步推进。疾风骤雨的环保问责风暴可以加快突出问题的解决，但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主要手段，不能本末倒置。督政问责的持续加码，一方面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环境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快刀斩乱麻的迫切心情。但是，中国环保工作更多的是需要沉下心来研究如何做好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和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创新突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耐心构建、打磨一个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五位一体”的大格局。既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也要一任接着一任持续抓。既要“心有猛虎”，也需“细嗅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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