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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李遹声的夫人露西在其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旅居》中讲述了她在民国安庆经历的一件跟鬼头刀相关的小事。 当时皖省都督的一个姨太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露西时常去督府见她，慢慢同皖省都督也熟了。有一次，露西的佣人告诉她，前几天刽子手杀人因鬼头刀不快，砍了15刀才把犯人的头砍下来。这让露西感到愤怒和恐怖。后来这事通过上海的报纸传到国外，对露西热爱的中国构成一种羞辱，露西立即到督府要求见都督。 都督同意见她，并倾听她讲述自己的愤怒和难受。露西深知自己无法改变用鬼头刀处决犯人这种野蛮做法，因此她要求都督至少应该把鬼头刀磨得快一点。都督无奈地说，在安庆没有磨刀匠愿意磨鬼头刀。 鬼头刀刃口锋利，背厚面阔，刀体沉重，长于劈砍。因为是送死囚进“鬼门关”，故在刀柄处雕有一个鬼头。但百姓们迷信，认为这刀把人送向鬼门关，磨这种刀也会把自己送进鬼门关。砍头砍多了，刀再怎么锋利也会缺口。哪个磨刀师傅愿意磨这种刀呢？ 20世纪初，美国某著名旅行家在其书中描绘了在安庆的行刑场面。他写道：刽子手砍完头，赶忙跑回城里，将刀放在关公庙里洗干净，同时献上一份便宜的祭品，然后他燃放爆竹，以躲避任何不祥的兆头，最后他才去衙门领取应得的800文铜钱。与此同时，在城墙上围观的看客会用高声呼喊和鼓掌等手段，将鬼魂挡在城外。 于是露西请求都督换一把新刀。都督说除非到上海去买。露西请求都督立即打电报到上海订刀，并请求推迟下一次行刑时间，直至新刀买来之后。都督声称那不可能，因为下一批犯人就要到了，如不及时杀掉，就腾不出囚牢关押新的犯人。露西在回忆中说，她是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都督府的，对皖省都督仅有的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 露西的脑海一直纠缠着那15刀，那场面如同砍树桩一样，死囚犯那惨烈的呼叫如在耳畔。次日晚些时候，皖省都督告诉她订刀的电报已打到上海了，并且答应她在新刀到来前不会执行新的死刑。这让露西感到一点宽慰，私下觉得这是一个小胜利。 幸亏露西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倘知道还有剐刑和烹刑，恐怕她会吓得魂飞魄散、花容失色。事实上，砍钝的鬼头刀在当时并非仅此一把，应是相当普遍。刽子手和看客从不关心鬼头刀锋利与否，反正留下的都是“碗口大的疤”。 在贪吏横行、酷刑丛生的古老国度，人心是结着厚茧的，人性是麻痹的。鬼头刀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细节，也不可能在民国的总统、都督的脑海中出现。他们不是奔忙于南北之争，就是为派系之争而烦忧，结局必然是有人掉脑袋了。 而露西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地享受尊贵的生活，完全可以对那些与己无关的死囚们不闻不问，这既不妨碍她的道德感，也不影响她传递福音的成就感。但悲悯促使她采取了行动，最终她改变了非人道的行刑过程——哪怕只有几秒钟。她身上散发着真正的人性的光辉。 伊尔丝·科赫 同样是女性，纳粹头号女战犯伊尔丝·科赫是一个美女，她最受指控的，便是杀人后将人皮制成精美的艺术品：钱包，书籍的封套，有灯罩……每一件都光滑细腻，富有弹性。她喜欢音乐，喜欢哲学，但她却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残杀同类，更让人觉得残忍。 不择手段是可以玩到极致的，也包括杀人的花样。据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为剃头室撰有一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倒鲜活地刻画出一些政客和造反者都同样冷血的本质。“头颅”竟成了造反或革命的“目的”，而“手段”则可以“各显神通”。试想义和拳等各种狂潮，无论宣言包装得如何正当、如何漂亮，最后无不以“老夫手段如何”分出胜负，又以“天下头颅几许”作为血的代价。 林语堂说过：“我没有梦想，我也不梦想军阀不杀人，但只是希望军阀杀人之后，不要用二十五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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