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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转过年来，大地春回的季节，往往会想起王安石的这句诗。千年之后，还有人顺口念出他的这首诗，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 这首《泊船瓜洲》所以被人牢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的这个“绿”字。典出南宋洪迈的《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说：“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则传闻很精彩，全诗28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范例，作家不惮修改的样板。 其实，春风送暖，岸草萌绿，意味着春天的来临，北人和南人的感受不尽相同。冬去春又来，江南水乡的绿，那可是全面的，彻底的；而春来冬不去，华北平原的绿，只可能是依稀的，蒙眬的。记得早年间铁路没有提速之前，由北京回上海探亲，列车驶行在北方原野上，别看已是阳春三月，地里的残雪未化，河里的残冰依旧，仍是一副残冬的景象。可睡了一觉醒来，到达安徽、江苏境内，车窗外那“杏花春雨江南”景象，一片浓绿，迎面扑来，这时才领略到真正的春天，应该是与这个王安石笔下的“绿”字分不开的。王安石这句诗，长江两岸的读者，最能心领神会了。岭南云南，四季常青，华北东北，春寒料峭，恐怕这些地区的读者，很难想象得出真实的情景。 所以，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在枝干上冒出骨朵儿，然后，小骨朵儿变大骨朵儿，这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不过，有点遗憾，休看时令为春，却还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意思；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时离五一节也不远了，一眼望去的盎然绿意，对京城人而言，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那一天，触目皆绿，绝对便是夏天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居住在西城的鲁迅先生，也有这种观感，他在《鸭的喜剧》里这样说过，“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对北京城的春天来得奇晚，去得特快，也是深有体会。《游高粱桥记》记述他一次失败的春游。文中所记的同游者，有其兄袁中郎，有一位王子，想必是一位国族贵裔吧？彼时，两兄弟俱未发达，为求发达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天子脚下，谋职求官。邀王子同游，也许是一种公关活动吧？这就姑且不去深究。他们春游的目的地，为如今出西直门不远的高梁桥。明代这个地方，与今大不同，“有清水一带，柳色数十里”，甚至还有小舟穿行于莲荷中的。如今，桥已不存，河也湮没，只是作为记住这段历史的一个地名，一个公交站名，还留存着。
袁中道的文字十分洗练，“于是三月中矣，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临水坐枯柳下小饮。”谈正题的时候，没想到，“而飙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不见人，中目塞口，嚼之有声。冻枝落，古木号，乱石击。寒气凛冽，相与御貂帽，着重裘以敌之，而犹不能堪，乃急归。已黄昏，狼狈沟渠间，百苦乃得至邸。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 这大概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一次强沙尘暴，那时没有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没有晚间新闻后的天气预报，猝不及防的袁中郎、袁中道可被折腾得够呛。事后，他越想越懊恼，不禁牢骚。原来“家有产业可以糊口”却跑到北京来求官，却应“屡求而不获……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这不是犯傻吗？他想起家乡那绿色的春天，对自己忍不住责疑起来。不过，最后他解开了，作了这篇短文，以记自己“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袁中道批判自己“嗜进而无耻”，看出他人格精神的高度；“颠倒而无计算”的自省，说明了同是春天，地分南北，人分你我，在认知上和感受上，是存在着差距的。“三袁”的籍贯为湖北公安，与王安石诗中的镇江、瓜洲，纬度稍南，北京的“杨柳尚未抽条”，那里早就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了。
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中记载了王安石另一次显现其文字功力的故事：“世传王介甫《吟菊》，有‘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苏子瞻续云：‘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因得罪介甫，谪子瞻黄州。菊唯黄州落瓣，子瞻见之，始愧服。”野史笔记，不可尽信，但从王安石的这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形象措词，“菊唯黄州落瓣”的细节真实，可知无论写文章、做事情，对象、时间、地点，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搞准确，否则，很可能要出“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的笑话来的。 理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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