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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人们提起“ 木匠大会”这四个字，大多会引发某种程度的嘴角或者眉毛的上扬—— 有时候是一个笑，有时候是几分讶异。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木匠”和“大会”两个词不太经常碰到一起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木匠们的生活怀有理所当然的想象，对于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 木匠大会的正式名称叫做“无国界木匠工作营”。十天的时间里，24位来自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挪威的木匠和6名贵州当地的木匠从处理原木开始，以传统手工的方式完成一座贵州当地布依族风格的木屋的主体结构。 大会由法国无国界木匠联盟发起。二十年来，这个乍听野心很大、实际上组织松散的联盟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十数次类似的木匠交流工作营。这一次，在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帮助下，工作营第一次在中国举行。 这是一次和谐的大会、成功的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起工作来互相学习传统木匠工艺。每一天的整个上午和下午，木匠们都在工地上专心致志地对付木头。傍晚收工以后，他们放松下来，坐在屋檐下喝酒聊天。这个时候，最适合问问他们为什么成为一名木匠了。 中国木匠喝酒很豪爽，谈论起人生就羞涩了，“从小就学这个，生计啊。也干别的，石匠、瓦匠都做。现在都没人住木头房子了，你光做木匠怎么行呢？”欧洲木匠们的故事则各有曲折，有一心喜欢木头的，也有曾是军人、是平面设计师、是工程师的。说得感慨了，一些诸如“传统”、“现代生活的危险性”以及“斗争”的词语也从他们的口中蹦了出来，让晚上山里偏低的温度莫名地高了起来。
我们是在8月29日的上午到达贵州市乌当区布依族自治区马头村的。从贵州市里出发，汽车一路往东北开，很快就进了山。一个小时以后，山路两边出现了两排彩色的小旗子，一排典型的度假村小木屋出现在山路下方。“到了，”司机说，“就是这里。” 我拎着箱子下车，走下山路往小木屋群落走，完全没有料想到会这么热闹——屋子的间隙空地里已经架起了原木，有好几个欧洲木匠已经开始埋着头用刨子刨树皮，他们的脚边，漂洋过海、镌刻着名字的工具箱被打开，就像古代侠客们打开他们特制的剑匣，一溜长短形状各异的工具露出头脸来。我默默算了算，按照行程，11点是工作营开幕式，下午则是中欧木匠的首次碰头会，也就是说，工作营还没有正式开始。 可能是因为组织了开幕式的关系，除了提前一天到达的木匠们、组织者，当地的政府人员和很多村民也赶来了，走道上熙熙攘攘的，小孩子们窜来跑去，恍然像是赴一场庙会。我也混在人群里跑来跑去，阮仪三基金会的丁枫便把法国人弗朗索瓦（Fran?ois Calame）介绍给我。他是无国界木匠联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这个个头高大的男人穿着工装裤和写着工作营LOGO的T恤，但一副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破坏了他的木匠形象。后来我才知道，他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法国某省文化部门的官员，然而木匠这个身份也是货真价实的。23岁的时候，弗朗索瓦曾做过到处游历试图学到传统木匠工艺的学徒，但即便在当时，老木匠也已经很难被找到了。后来，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来源于这段经历；再后来，1993年，他发起了无国界木匠组织，办工作营，写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转眼，二十二年过去了，那股青春期的热情似乎仍未消减。 我追问他痴迷于木头的原因：“你父亲是木匠？” 他笑了起来：“不是的。但我从小就喜欢木头。我找不到一个特别的理由，你知道的，就像是爱情一样。” 弗朗索瓦帮我厘清了一个概念，纠正了两个误解。 木匠，英文中的 Carpenter，特指建造木结构房屋的木匠，干的是大活儿。那些打造木制家具的被称作 Furnituremaker，干的是精细的小活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概念。 顺着这个概念往下的第一个偏见是，欧洲的传统建筑不是用石头造的么？并非如此。意大利没有森林，在西班牙也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森林。但法国有很多面积很大的森林，并且从17世纪就开始实行“森林管理”，建筑材料丰富，因而有了很多木头房子。在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东欧，这些有森林的地区也都有木结构的房子。 另一个误解是，欧洲的传统手工艺，包括木造技艺都被保存得很好，至少要比中国好很多。“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很多情况是一样的，便宜方便的混凝土建筑也是无孔不入。”弗朗索瓦的说法让我很惊讶，“1993年，我组织了第一个木结构建筑的国际工作营，当时，在法国这种完全靠手工、靠手打工具来建造木头房子的技艺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几个生活在偏远山村的老年人知道一些。” 无国界木匠组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政府拨很小的一部分钱，大部分钱则来自一个私人基金，但是这些资金也只能支付项目运作的费用。所有成员的往返机票、住宿都是由自己承担的，他们还要请两个星期的假期，没有任何收入地去往另外一个国家付出大量劳力修建或者建造木构建筑，只是为了钻研技艺。这个组织也不实行会员制，法国的木匠由弗朗索瓦亲自挑选，他和英国木匠工会有着十年的交情，在工作营举行前，他会告诉英国人名额数目，“他们很民主，把所有想参加的人的名字放在帽子里，摸彩决定谁来。” 虽然每一次的营员不同，但大部分是非常有经验的木匠，因而可以做非常精准、高质量的工作——花一两周的时间修复一个特定的建筑，甚至自己亲手砍树备木。在某一个工作营里，营员们就曾自力更生地在工地旁的树林里手工砍下了差不多20棵5米高的橡树，然后用马车运到营地，“因为就地取材，所以不需要用那些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很环保”。 这一次，弗朗索瓦把自己在读高中的儿子也带到了贵州，他的身份是学徒，而他并不是这个队伍里唯一的一个年轻人。 “回到二十年前，你去跟年轻人说你可以用双手来造屋子，他们会说‘滚开，你疯了，你一点都不现代’。”弗朗索瓦回忆说，“但我觉得真正的现代性是拥有选择的权利。你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更加适合哪个系统。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系统，当然很重要，但是仍然要有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被迫地一定要在某个系统里生活。”
早上6点多，我就被鸟叫声和推刨子的声音吵醒了。 前一天，我花了很多时间观察大家的工具，但是也并有多大的进益——大大小小的中国刨子和外国刨子，让各国木匠讨论得兴致勃勃。每种刨子使力的方法都不同，有的需要平推，有的则要先提起一点再向下俯冲，形成的效果也不一样。但对作为门外汉的我来说，太深奥了。反正，都是刨子。我唯一搞明白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天里，木匠们都离不开刨子——因为他们首先做的是备料，也就是把原木刨成适当的粗细和长短。 这是唐师傅在前一天告诉我的。70岁的唐师傅是当地的老木匠，也是工作营的掌墨师傅。在中国传统的木构营造中，掌墨放线、划定木料比例的师傅是灵魂人物，由他带领所有木匠。某种意义上，掌墨师也是主持营建的“总工程师”。老人精瘦，一口方言却中气十足。他告诉我，整个的大木构的搭建过程将包括备料、模线、打眼、上架和上瓦。我还知道了，除了唐师傅以外，其他的五位中国师傅都姓罗，是一家人，从属于同一家建筑公司。 我走出门去，果然看到马修（Mathieu Peeters）在干活。虽然几乎每个人都很热血，马修仍然是整个团队中干活最卖力的一个——起得最早、收工最晚。工作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呈现一种微妙的紧张感，推出去的每一刨也干净利落。他有一把弯刀，刀弯曲的角度很刁钻，把手则是精致的木料，漂亮极了。美妙的是，当你一刀挥向木头，刀把儿会产生轻微的震颤感，以你的虎口微麻来证明这把刀和刀下之木的敏感。一起吃早饭的时候，马修告诉我，这把刀来自他的师父，一个日本木匠大师。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在工作的时候脚下踩着的是一双木屐。 在做一个全职木匠之前，马修做过白领，也当过平面设计师，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去博物馆，被一个日和传统茶室的木构模型彻底迷住，千方百计地查到了这位日本工匠的邮件地址，不厌其烦地给对方写邮件。 “可能是因为不想再被骚扰吧”，最后他成功地去了美国，见到了这位当时在美国工作的日本木匠大师，并如愿做了五年的学徒。 一碗米粉下肚，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除了午饭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都是干活儿的时候。这段时间里，英国人迈克（Mike Dennis）会很忙，因为他是这群外国木匠里少数的会说中文的人，中国木匠和外国木匠之间需要交流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找他帮忙。 这是一个看上去总是很欢乐的人。你不会想到，他曾经在英国的海军陆战队服役了四年，在伊拉克，看过载着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的直升机从高空坠落。这些血淋淋的场景和他从小就想当一名军人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同，“都是政治”，他说。 在英国，参军了之后至少要待满四年，才能主动退役。离开军队以后，迈克想要去看看世界上美好的那一面。而木匠是一份放之四海皆准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选择了他——他去参加了一个木匠工艺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主讲人问他，愿不愿意当学徒。他欣然同意，于是他跟着师傅去了威尔士，在那里呆了三年。 “我和师傅一家生活在一起，一开始是没有工钱的，但是管饭，而且我还可以学习到技术。”迈克说，“我五点起床，吃早饭、做准备工作。七点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七点结束。吃完晚饭洗完盘子以后，就继续学习木匠的知识，要看书，还要记很多东西。”学徒每个周日休息一天。一年半以后，师傅开始给他工钱了，“我忘了一开始是多少钱了，但是工资是很不错的。” 比迈克更忙的是越剑，他是工作营的中方负责人，也是经过他的牵线，工作营最终争取到了乌当区政府的支持。但具体的工作，大家都习惯找他——设计图纸看不懂、翻译不见了、时间如何安排、饭菜的量不够、某幢房子里唯一的厕所又坏了……他是贵州人，也是建筑师，这次要造的木头房子就是由他设计的，“我希望这座房子最终能成为当地的手工艺传习所。”从1996年开始，越剑迷上了贵州云山屯中建造于明朝的石头房子，并开始持续地进行保护和修复。在接手这个木匠工作营之前没几天，他刚刚结束了一个在云山屯举行的中法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工作内容是一起修复屯里的金家大院。 “这个夏天真是累坏了，”他笑着抱怨。然后到了晚上，你仍会发现他精神抖擞地坐在屋檐下陪大家聊天喝酒，或者是又组织了一场讲座和电影放映。他这样向我描述当地匠人的状态，“还是一个求生存的状态，想的还是快一点把这个工完成，拿到报酬。因为他们不像欧洲的匠人生活上是有保障的。当然和村里的其他人相比，这些匠人们还是富裕的受尊重的，因为有一门手艺。但他们往往不仅做木匠，石匠、泥水匠都做，所以对于木工这一块也就不会那么钻研，水平也不会那么高了。”
实际上，即便是在欧洲，除非你像马修或者迈克那样师从高人、手艺精湛，会得到很高的收入；否则，转行去做一个普通的传统木匠仍然是要承担生活的压力和他人的诧异的。 佛洛昂（Florian Cappentier）在34岁的时候才做出了当木匠的选择，虽然他的姓氏，在法文里就是木匠的意思，他的祖父、父亲和叔叔也都是木匠。 “这是我的名片，假如你想要盖一座木房子，请联系我。”他对我说。无论从尺寸和图像来讲，他递给我的这张卡纸都更像是一张黑白明信片。上面的照片拍摄于1925年，照片的背景是一座典型的法国式木结构谷仓和一个木轮子，谷仓前站着三个人，他们都戴着小帽子，穿着裤脚管大到有点滑稽的裤子。“这三个人就是我所住的地区的木匠，他们当年做的东西和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很相似，”弗洛昂指给我看，“你可以看到他们穿着特制的木匠裤，这种裤子的裤脚越大说明木匠的能耐越大。” 2009年以前，佛洛昂在一家标签厂工作。他是一名工程师，专门研究发明那些非常复杂的贴啤酒瓶标签的机器。这一年，经济危机爆发，佛洛昂的公司也未能幸免，公司缩减研究经费，佛洛昂也辞职了，他觉得很荒谬，“你眼看着机器被造得越来越完美，流水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最后你自己也走了。” 想到做木匠，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佛洛昂的祖父就是木匠。1942年，祖父学徒期满，开始独立开铺子做木头轮子。但是到1950年左右，铁轨出现了，于是他开始转做木房子。但是很快钢筋结构的房子替代了木房子，最后他的公司也开始接钢筋水泥的活儿。但是在这个有着20个员工的公司里，仍然有一两个手艺很好的木匠。 但家人一直告诫佛洛昂，不要做木匠。因为这个活儿既累人也赚不了钱，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于是，佛洛昂听话地去读了个工程技术的硕士，成为一名体面的工程师。当听说他决定要回头做一个木匠的时候，家里人都惊呆了。 “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但是我还是想做。”佛洛昂说，“当我去拜访村子里的村民的时候，大家会指着厨房或者谷仓对我说，这个就是你祖父造的，真是一座特别好的房子啊！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祖父，知道他是一个好人，做一些特别棒的东西，即便他只是一个木匠。但是有谁认识我呢？即便我是一个工程师，在做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他毅然辞职去专门的技术学校学习了一年的木结构建筑技术课程。学习并不容易，但最终他如愿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 但在实习和找工作的时候，佛洛昂又崩溃了。他先后在一家木材厂、两家环保木结构建筑公司工作过，但发现真实的工作和他对这份工作的想象天差地别，他通过努力进入的仍然是一个结构精密的大工业体系。在低潮期，他参加了弗朗索瓦在当地组织的传统木匠工作营。在持续不断的劳作当中，“我的身体和手的记忆被唤醒了，我突然记起来，小时候在祖父的铺子里那个老木匠就是这样教我的”。佛洛昂顿时觉得，这才是他想要做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以此为生，但我想继续尝试一下。”
佛洛昂的名片 佛洛昂索性决定自己开一家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自学。十个月里，他没有接到任何生意。他每天做的就是看书学习，晚上则去蹭那些老年大学的课，和那些退休的人一起学建筑。十个月以后，终于有一个朋友来找他修一扇很小的木门。在修完那扇木头门之后。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找他去建一座木屋，并得到了3万欧元的报酬，“这个价格不是很高，这也可能是他们为什么会来找我的原因。” 公司开张五年来，项目一直断断续续。第一年建了这座木屋子，第二年做了一所房子的扩建、两个谷仓，也做了一些老建筑的修复。他自己也住在一个二十年的木房子里，和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我的妻子，是唯一一个相信我和支持我的事业的人，”佛洛昂笑了，“因为她对木匠这个行业一无所知，而且正处在热恋状态中。”佛洛昂的妻子是一个儿童医生，没有她的支持，佛洛昂不可能坚持到现在。谈到未来，佛洛昂说自己可能想做木匠，也做老建筑的研究，因此也可能会转向建筑。但这意味着，他必须再次去学校进修，“现在不太可能，我有三个男孩需要抚养，目前来说，我需要很多活儿。”
王福林的父亲也是一个木匠，他自己则什么都懂一点。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指导手指被割破的外国木匠取某种植物的汁液。据说，把汁液涂到伤口上，一会就会好了。有几天，越剑把他从云山屯叫到这里的工地上帮忙，对他的评价是，“很讲义气”。
之前，云山屯的中法遗产保护工作营，王福林帮了越剑大忙。前一年的木匠师傅临时撂挑子不来了，原因则是因为有三分之一的工程款由于当地旅游公司的付款周期比较长的原因没有到位。“我跟他说我先垫给你三五万，你先来，把事情做完，他也不肯。”另一个原因是，在修了金家院子之后，这位师傅在当地名声响了，在各处接了很多活儿。“也忙不过来。”正在越剑焦虑的时候，就住在云山屯的王福林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活儿，“他没有拿钱，他的姐夫、舅舅，适当地给了一部分。” “上一年他们做这个工作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家。回来就听说了，当时就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啊。”王福林的家其实是他岳父母的家，他是入赘的，院子的花盆里种着马蹄细辛，据说可以用来驱寒镇痛。他的老家离云山屯也不远，父亲当过当地的赤脚医生、也做木匠，“我二舅是掌墨师，村里只有我们一家做木匠。” 村里的人起房子都要找王福林的二舅，就像马头村要找唐师傅一样。在王福林的记忆里，以前村里的木匠是很神奇的，还要懂一些法术。开工的时候，要摆起香案，用鸡冠血洒在工具上，请鲁班师傅保佑，“我二舅学过南蛇令，是一种硬功。他可以在一根横梁上走来走去，不会掉下来。现在很多东西都失传了。” 现在没有什么人学这种传统手艺了，年轻人只要不读书了就去外面打工，不可能待村里造木建筑。当地的木料也管得很严，要到林业局去办砍伐证，“砍伐证不好办，有人就把树林烧了，这也不太好。” 和很多贵州当地山里的村庄一样，一开始，人们住的大多是木屋，除了实在太穷的人家会做土墙。只要有一点钱了，就削掉土墙架起木头盖上瓦片。但最近十年，已经很少有人会做这种木头的房子了，都是做洋房。“做洋房的话下白雨（冰雹）的时候也不怕。如果是瓦房的话，瓦有可能会被砸掉，而且瓦房你需要三年一小翻，五年一大翻。不翻的话，下雨的时候就会漏。”王福林解释说。 事实确实如此。在马头村，现在只留下了一座百年老木屋。屋主是一对老夫妻。屋子很大，中间一个院子，左右有厢房，中间是主屋，都是两层的。右边的厢房里堆着工具；左边则是厨房和客房。老太太把院子整理得干净又好看，自己则坐在大门口仔细地剥着玉米粒喂鸡。儿孙们都去了城里，节假日的时候会回来看看。 王福林也有自己的选择，除了帮不帮忙之外，还有进不进城。他家堂屋的墙壁上并排贴着几张女儿得的奖状，其中有一张是作文奖状。“她作文不错，我小时侯也是语文最好了，”王福林说，“我们村子里有很多人进城了，孩子留给老人，那些孩子都没人管，老人也没人管。”这个曾经在外飘荡的男人如今选择哪里也不去，在村里接点活儿，管着两个女儿，养两只小猫，拿过岳母手里的斧子帮着做一块新的木头砧板。
采访、撰文、编辑：蔡晓玮 摄影：柴之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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