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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1652)，汤斌中进士。 顺治十二年，出任陕西潼关道，上任之时，他买了三头骡子，主仆各坐一头，另一头驮著两副破旧 被褥，一个竹书箱。在此期间，他率领清兵擒获了南明抗清将领李玉廷，为满清政府镇压汉民族的反抗立下了功劳，受到清朝廷赏识。 顺治十六年，乞假归养。 康熙五年(1666)，从学于明清之际的著名理学家孙奇逢。朱学是统治阶级提倡的官方哲学，汤斌是把朱学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倡导者，因而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得到重视。 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为了更有效地笼络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决定举办博学鸿词科。开始时，反清复明的风气正盛，汉人应者寥寥。 次年，汤斌在最早出仕满清的左都御史魏象枢﹑左副都御史金的推荐下，率先应试取中，被授翰林院侍讲，参修明史，寻转侍读，主持过浙江乡试，从此大开了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参幕满清的先例。 二十一年充明史总裁。 二十三年升任内阁学十兼礼部侍郎。这年，江苏巡抚出缺，康熙帝因汤斌有操守，派他就任。汤斌上任后，“禁书坊刻印小说，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等书，推行清政府的封建文化政策。”（《辞海·汤斌》），禁止妇女外出游荡。汤斌“禁书坊刻印小说”，大力推行清政府的封建文化政策，也实行了一些使封建秩序得到一定稳定的措施，如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蠲免苛赋、建立义仓社学、宣传儒家经典、毁弃五通神淫祠等，从而受到康熙帝的宠任而被尊为“理学名臣”。 二十五年加授礼部尚书职衔管詹事府事（并没有任职礼部尚书），因为清代礼部尚书有满汉两人而且以满人为上，汤斌的礼部尚书职衔也只能相当于以礼部副职的身份辅导太子读书，其职权相当于明代的礼部左侍郎。而且后来的最终的结果证明汤斌所辅导的太子胤礽并不成功，最后连太子的身份也被废除。汤斌不得已再次去修明史，充任明史总裁，但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自己的潜庵史稿中。……且方稿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方稿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 次年（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改任工部尚书。这时有人指出汤斌的学说是伪道学，并在皇帝面前弹劾他，十月份汤斌就忧惧而死，享年六十岁。则其任职尚书尚不足一月，而且满清是满汉两名尚书，向以满人掌印居上，则其时的汤斌虽名为尚书，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工部的副职而已，充其量相当于明代的工部左侍郎。且工部是主管土木、水利、机械器物制造工程等事务，在六部权重排名中是最次的。 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满清“文字狱”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将著名理学大家吕留良开棺戮尸，牵及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吕留良是一个誓死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汉人，在明亡后誓死不仕用侵略手段占领自己国家的满清，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从而引起满清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则是较早入仕满清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满清所倡导的抑汉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能迎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雍正皇帝将去世45年后的汤斌树立为榜样进行表彰并入祀贤良祠，其目的是让汉人知识分子都来效法汤斌。在清代，入祀贤良祠者计175名之多，多为有功绩的满人勋戚和少部分汉人，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衔，如太傅、太保、少保等，有不少还是大学士，但汤斌是其中级别比较低的。 乾隆元年(1736)，谥文正。清代有“文正”谥号的大臣共八位，汤斌居第七，他们是：朱珪、李鸿藻、杜受田、孙家鼐、曹振镛、曾国藩、汤斌、刘统勋。所著有《汤子遗书》(一作《汤文正公全集》)传世。值得注意的是，汤斌在“文字狱”盛行之时被清政府赐谥“文正”，强化汉人官员无条件顺从清朝的政治目的非常浓厚，因为若就学问本身而言，汤斌与清初黄宗羲和顾炎武等很多大家是不能相比的。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满清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如今所见，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典籍浩如烟海，而明代的历史文献经满人禁毁，则寥寥阙如。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任其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曲线救国”的历史人物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古今中外判断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吴三桂背叛了他自己的民族。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睁眼就能看到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满清，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汤斌所参修的《明史稿》也比较符合清朝后来“文字狱”打压汉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汤斌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年—1695年）、万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其民族气节与日月同光，凡此才算中华民族的脊梁。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物相比，汤斌的理学就显得生命力不足，难以致用了，尤其是难以彰显民族精神。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我们对此不能照搬照抄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满清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就其工部尚书的品级而言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后来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为徐乾学所作，但徐乾学是一个势利小人，为人圆滑多诈，遭到朝臣诟病。名臣李光地说他“谲诡奸诈，是朝中的危险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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