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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金、元三朝蔚为壮观的诗歌大观园中，缘起于汉武帝时期而在其后又得以长足发展的杂体诗，不仅深得这一时期诗人们的青睐与雅好，而且也使之在前代诗人辛勤耕耘的基础上更加茁壮成长。其中，又尤以赵宋一代诗人们的努力与创获最值称道。金源与蒙元诗人们的杂体诗创作，虽然在各方面都难以与宋代相比，但其也有着其自身的成就与特点。而正是由于宋、金、元三朝诗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这一时期408年的杂体诗创作，成为了杂体诗史上一个无可替代的黄金时期。 一、宋以前杂体诗鸟瞰 所谓“杂体诗”，其实就是一种“以诗为戏”的诗歌品类，所以至赵宋始，即多有称其为“游戏”者，如孔平仲《诗戏》、王寂《辽东行部志》、严羽《沧浪诗话》等，便皆为其例。从诗体学史的角度进行审视，杂体诗之于北宋以前，在以建康（建业）为政治中心的宋、齐、梁、陈时期，不仅品类众多，而且也相当的繁荣发达，以至于当时许多诗人都曾与杂体诗关系密切。更有甚者，则是对杂体诗的品目进行了直接开创，如沈约之于“叠韵双声”，鲍照之于“建除”，竟陵王之于“县名”，梁元帝之于“药名”，沈炯之于“六甲”，梁简文帝之于“卦名”等，便均在杂体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种颇值注意的文学现象。正因此，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立足于诗话的角度，曾首次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总结与归纳，认为：“论杂体则有：风人、藳砧、五杂俎、两头纤纤、盘中、回文、反覆、离合、建除、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如此诗只成戏谑，不足为法也。又有六甲十属之类，及藏头、歇后语等。”尽管杂体诗的创作在南朝甚为活跃，但当时的诗人们对于杂体诗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文选》卷三○的“杂诗下”中收录了鲍照的《数诗一首》，而据《沧浪诗话》所载，“数诗”乃为杂体诗而非“杂诗”，对此，李善注王粲《杂诗》认为“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的认识，又可为之佐证。萧统在《文选》中将“杂诗”与杂体诗混为一谈的事实，反映了南朝文学家对于杂体诗的认识，在当时尚缺乏理论上的依据与引导。 杂体诗之于李唐时期，其创作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中、晚唐之际，所以，这一时期的诗人如权德舆、张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皮日休、陆龟蒙等，其集中就都存在着数量不等、形式各异的杂体诗。其中，又尤以权德舆、皮日休、陆龟蒙三人的杂体诗最具成就与影响。而且，杂体诗之名也始于这一时期。权德舆的杂体诗，俱载于《全唐诗》卷三二七，而据《松陵集》卷十则可知，皮日休与陆龟蒙现存的杂体诗共有86首之多，其数量不仅在唐代诗人中名列第一，而且在创作方式上几乎全部与“唱和”相关，对此，皮日休的《杂体诗序》已有记载。该《序》在历述“联句”、“离合”、“回文”、“叠韵”、“双声”、“风人”等杂体诗的的始末与渊源之后，乃云： 今亦效而为之，存于编中。陆生（龟蒙）与余，各有是为，凡八十六首。至于四声诗、三字离合、全篇双声叠韵之作，悉陆生所为，又足见其多能也。案齐竟陵王郡县诗曰：“追芳成荔浦，揖道信云丘。”县名由是兴焉。案梁元药名诗云：“戍客恒山下，当思衣锦归。”药名由是兴焉。陆与予亦有是作。至于鲍昭之建除，沈炯之六甲、十二属，梁简文之填名，陆蕙晓之百姓，梁元帝之鸟名、龟兆，蔡黄门之口字，古两头纤纤、藳砧、五杂俎已降，非不能也，皆鄙而不为。噫，由古而律，由律至杂，诗之道尽乎此也。近代作杂体，惟刘宾客（禹锡）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如联句则莫若孟东野（郊）与韩文公（愈）之多。他集罕见。足知为之难也。陆与予窃慕其为人，遂合己作，为杂体一卷，属予序杂体之始云。 这是唐代诗人论及杂体诗的第一篇《序》文。全《序》之所写，尽管没有对杂体诗进行任何形式的定义，但其不仅详细地记述了先唐时期各种杂体诗之“始”，而且于“近代”的杂体诗创作，也作了较为具体之介绍，使杂体诗由西汉而晚唐的发展脉络、演变始末等，均得以较为清晰之凸现。而上举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南朝杂体诗者，即是依皮日休的这篇《序》文而为，但其却较《序》文之所言则更为详尽与全面。又据《杂体诗序》中的“近代”之所云，可知中唐诗人创作杂体之品目最多者，乃首推“刘宾客”刘禹锡，因为其“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等作。而《松陵集》所著录皮日休与陆龟蒙之“回文”、“离合”、“双声”、“叠韵”，以及“联句”、“四声诗”等诗，则当是其对刘禹锡集、孟郊、韩愈集等诗人杂体诗仿学的结果所致。 尽管皮日休在《杂体诗序》中对“近代”杂体诗的创作进行了介绍与勾勒，但其却并非全面与具体，原因是其于中唐诗人权德舆的杂体诗乃只字未及。据《全唐诗·权德舆集》的著录，曾一度任职宰臣的权德舆现存杂体诗17首，其品目则主要有：“离合”、“回文”、“五杂组”、“数名”、“星名”、“卦名”、“药名”、“人名”、“州名”、“八音”、“建除”、“六府”、“三妇”、“安语”、“危语”、“大言”、“小言”。这17种品目各为一首诗，具体为：《离合诗赠张监阁老》、《春日雪酬潘孟阳回文》、《五杂组》、《数名诗》、《星名诗》、《封名诗》、《药名诗》、《古人名诗》、《州名诗寄道士》、《八音诗》、《建除诗》、《六府诗》、《三妇诗》、《安语》、《危语》、《大言》、《小言》。其数量虽然不及皮日休与陆龟蒙，但品目却较二人明显为多，此则表则，杂体诗在中唐也是颇受当时诗人们的青睐的。而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言，杂体诗之兴盛于中唐者，所反映的正是诗歌“由古而律，由律至杂”的一条演进与嬗变之途。此则表明，皮日体在《杂体诗序》中之所言，是颇符合于杂体诗的发展之况的，或以为皮日休此言未及明人邓林《元诗体要序》所述“诗歌体制演进”者，实误，原因是持说者未将杂体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品类进行审视故也。 一般而言，杂体诗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一为句式类，一为技巧类，前者主要指长短句兼为，后者则重在对各种技巧的熟练运用。前者如《五杂俎》、《杂言》等，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虽相互兼用，但总体上以七言为主，故其从总体上讲乃属于七古范畴（只有少许例外，如“六言”等）；后者虽然是由五言、六言、七言三种主要句式所构成（也有少许四言体，如陆龟蒙《彼农二章》等），但却均为齐言体，即使是联句也不例外。如权德舆《建除诗》一诗，凡24句，均为五言，属于标准的齐言体，此诗每单句的开头第一字，依序嵌入了“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12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12个字所表示的，为古时定吉凶的12位神之名，也即所谓的“建除家”。据此，知《建除诗》为“技巧类”杂体诗乃不言而喻。而“句式类”杂体诗，则可以皮日休《苦雨杂言寄鲁望》一诗为代表。此诗凡27句，其中属七字者25句，属三字者为2句，而这2句的三字句，其实是对七字句的有意断开，其具体为：“豪华满眼语不信，不如直上于公笺。天公笺，方修次，且榜鸣篷来一醉。”其中的“天公笺，方修次”这两个三字句，与全诗其它七字句虽然属于长短句兼为，但其实则仍可视为一个七字句，即皮日休的这首《苦雨杂言寄鲁望》之杂体诗，实际就是一首七言古诗。而陆龟蒙所“奉和”的《奉酬袭美苦雨见赠》一诗，亦属如此。这首《奉酬》之作虽然长达整50句，其实也是由三字句与七字句这两种句式组合而成的，但其与皮日休的原唱之作所不同者，主要在于诗末用了四个三字句，其具体为：“欲穷玄，凤未白；欲怀仙，鲸尚隔。不如驱入醉乡中，只恐醉乡田地窄。”这四个三字句，依然是对两个七字句的有意断开。作者之所以如此而为，其目的不仅在于可打破七古整齐划一的单一局面，使全诗富于变化，更在于能因此而增强作品的节凑感与音节感，并可收到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 在为《松陵集》所著录的皮、陆酬唱的86首杂体诗中，除上举“杂言”一类外，还有很多名目，如皮日休以之创作者，即有“回文”（《奉和鲁望晓起回文》）、“四声”（《奉酬鲁望夏日四声四首》）、“叠韵”（《叠韵山中吟》）、“双声”（《双声溪上思》）、“药名离合”（《怀锡山药名离合二首》）、“县名离合”（《怀鹿门县名离合二首》）、“古人名”（《奉和鲁望寒日古人名一绝》）、“六言”（《胥口即事六言二首》）、“问答”（《夜会问答十首》）等9种。而陆龟蒙亦大体如是。以此合勘上引皮日休《杂体诗序》之所言与权德舆集中的杂体诗之实况，则唐代（主要为中、晚唐）的杂体诗品目，计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联句”、“五杂组”、“数名”、“星名”、“卦名”、“药名”、“人名”、“州名”、“八音”、“建除”、“六府”、“三妇”、“安语”、“危语”、“大言”、“小言”、“四声”、“县名”、“六言”、“问答”，共24种。这一品目的数量，就上引严羽《沧浪诗话》所载而言，其显然是超出了南朝时期杂体诗的范围的。而此所表明的，即为杂体诗在唐代的发展之况。所以从总的方面言，唐代的杂体诗创作虽然主要是集中在中、晚唐之际，但其品目之众多，成就之斐然，不仅已超过了此前甚为繁荣发达的南朝，而且于宋、金、元三朝的诗人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宋代杂体诗的特点 宋代是一个在诗人数量与诗歌数量两个方面，均较李唐为甚的文学国度，所以，杂体诗之于宋代诗人的创作而言，自然也是如火如荼、蔚为壮观的。而且，一部《全宋诗》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宋代杂体诗的形式既多样，内容亦丰富，其所取得的成就与特点，则是宋以前各朝的杂体诗均无法相比的。而据《全宋诗》又可知，宋人诗集中有杂体诗者，乃数以百计，如苏舜钦、石延年、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陈亚、钱勰、孔仲平、黄庭坚、朱熹、葛次仲、晁补之、胡伟、杨完卿、辛弃疾、文天祥等诗人，就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杂体诗。而正是在这些诗人的努力下，才使得宋代的杂体诗更具风采与个性。 以黄庭坚为例，《全宋诗·黄庭坚集》所著录的杂体诗依序为：《荆南鉴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四首》、《八音歌赠晁尧民》、《八音歌赠晁尧民》、《定交诗二首效鲍明远体呈晁无咎》（“鲍明远体”所指为“建除诗”—笔者注）、《赠无咎八音歌》、《二十八宿歌赠别无咎》（“二十八宿歌”即“列宿诗”—笔者注）、《寿圣观……集句咏之》、《杂言赠罗茂衡》、《古意赠郑彦能八音歌》、《和曹子芳杂言》、《戏赠高述六言》、《戏呈田子平六言》、《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五首》、《同吉老饮清平戏作集句》、《长短星歌》，共31首。这31首诗所涉及的杂体诗品目，分别为“六言”、“八音”、“鲍明远体”、“二十八宿”、“集句”、“药名”、“长短星”，凡7种，其中的“鲍明远体”、“二十八宿”与“长短星”，即是对“建除”、“列宿”、“星名”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所体现的，则是黄庭坚文学革新意识在杂体诗创作中的一种具体反映。 不仅如此，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黄庭坚的杂体诗还别具机杼，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与特点，如《长短星歌》一诗即为其代表。此诗凡48句，每4句为一个单元，每一单元均采用“三七七七”的句式，从“正月虎”写起，一直到“十二牛”终篇，依序将十二生肖中的“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进行了遂一述写，并使之与一年之中十二个月的月份时间相对应，极具特点。而以如此篇幅、如此诗题（属歌行类乐府）、如此体制、、如此句式进行十二生肖的创作者，黄庭坚则为这类杂体诗中的第一人。所以，从杂体诗的角度言，《长短星歌》实可称得上是“星名”诗中的大手笔之作。十二生肖是古代天文历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孟珙《蒙鞑备录》等书均有记载，而最早以之进行创作并使之成为杂体诗之一体者，则肇始于陈朝诗人沈炯的《十二属诗》一诗。沈炯此诗为五言句式的齐言体，凡12句，每句首字按次序嵌入了十二生肖之名，其依序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较黄庭坚《长短星歌》的排列略有不同。将黄庭坚《长短星歌》与沈炯《十二属诗》略作比较，虽然二者的高下优劣立可判定，但更为重要的是，黄庭坚《长短星歌》所反映的是“星名”诗在宋代的独标一格，以及诗人们不落俗套的创作风貌。而此，即构成了宋代杂体诗的一个鲜明特点。 宋代杂体诗创作所表现出的又一个特点，是“集句”在当时不仅因众多诗人所喜爱而成为了一种风气，并且还推出了一批享誉诗坛的精品之作，如文天祥的《集杜诗》即为其中最具成就与影响者。“集句”之于宋代，既有集句诗，亦有集句词。据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三“杂体”所载，集句诗乃始于晋代诗人傅咸，故其乃有“傅咸集句而下”云云；而谢章铤《睹棋山庄词话》卷十二，则认为集句词乃始于王安石，《临川集》中的《甘露歌》二首与《菩萨蛮》即为其所集之产物。检读《全宋诗》前三册（卷一至卷一七七）又可知，宋代诗人最早进行集句诗创作者，乃为“家于宋城”的石延年，因为在这三册《全宋诗》中所著录的集句诗，只有石延年的一首《下第集句》，而别无他人之作。所以，石延年为宋代诗人中开集句诗之先河者，乃可论断。但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则云： 荆公始为集句，多至数十韵，往往对偶亲切，盖以其诵古人诗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为贵。其后多有人效之者，但取数部诗，集诸家之善耳。 认为“荆公始为集句”者，显然为误。虽然如此，但其中的“其后多有人效之者”云云，则表明了集句诗在宋代是颇受诗人们欢迎的。据对《全宋诗》的粗略统计，宋代参与集句诗创作的诗人，乃有数十人之多，且以南宋为主。综而言之，宋代的集句诗，主要呈现出了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专集”、“专卷”较多，如葛次仲《集句诗》三卷、闻人祥正《宫词集句》一卷、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七卷、文天祥《集杜诗》一卷等；其二是所集诗的内容与所取材的“出处”，均颇为丰富，前者如咏雪、咏梅、纪行、宫词等，后者则有《胡笳十八拍》、《文选》、《杜工部集》，以及唐宋诗词等。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标志着集句诗在宋代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时期，而其中最值称道者，则为孔平仲与文天祥具有“诗史”特质的集杜诗。 孔平仲是北宋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杂体诗大家，其与兄文仲、武仲并称“三孔”，并有《清江三孔集》行世。据《全宋诗·孔平仲集》，孔平仲现存各类杂体诗159首，其品目则有18种之多，其具体为：“回文”（6首）、“集句”（39首）、“八音”（12首）、“人名”（11首）、“四声”（9首）、“藏头”（27首）、“药名”（21首）、“离合”含“药名离合”，共7首）、“数画”（6首）、“两头纤纤”（5首）、“五杂俎”（6首）、“列宿”（1首）、“卦名”（1首）、“本是”（3首）、“星名”（1首）、“建除”（1首）、“风人”（1首）、“数名”（3首）。其39首集句诗依序为：《寄孙元忠》（31首）、《方逢原借示方干先生诗诗以集句诗赠之》（5首）、《集文选句赠别》、《文选集句寄慎思……》。孔平仲的这39首集句诗，与王安石的68首同类之作相比，在数量上虽然无以相比，但其却颇值注意，因为其中的《寄孙元忠》题下有注云：“俱集杜句。”表明作为组诗的《寄孙元忠》，乃为宋代集杜诗之始。而孔平仲善于集“杜句”以成诗者，又反映了他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尊宗与雅好，其《题老杜集》一诗中的“令人心服是吾师”七字，又可为之佐证。孔平仲的集杜诗，虽然内容相当丰富，但借杜诗以抒发其功名未遂的种种感慨则为核心所在，如“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漂零已是沧浪客”（其一）、“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但话夙昔伤怀抱”（其十三）等，即皆为其例。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进行审视，此组诗亦颇具特点。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一云：“孔毅父喜集句，东坡尝以‘指呼市人如使儿’戏之。观其《寄孙元忠》诗云：‘不恨我衰子贵时，经济实藉英雄姿。君有长才不贫贱，莫令斩断青云梯。骅骝作驹已汗血，坐看千里当霜蹄。省郎京君必俯拾，军符侯印取岂迟。’殆不减《胡笳十八拍》也。”所谓“殆不减《胡笳十八拍》也”，是指孔平仲的“俱集杜句”之《寄孙元忠》组诗，与王安石的集句诗不相上下。严羽《沧浪诗话》云：“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正可与《竹坡诗话》互为印证。 文天祥是南宋最尊宗杜甫的诗人之一。据文天祥早期所写的《新淦曾季辅杜诗句外序》一文所载，可知其对于杜甫诗歌及当时的“千家注杜”是相当熟悉的，如其有云：“杜诗旧本，病于篇章之杂出，诸家注释，人为异同。……予受而读其凡，盖甚爱之。既录其副，则复慨然曰：世人为书，务出新说，以不蹈袭为高。然天下之能言众矣，出乎千载之上，生几百世之下，到理则止矣。虚其心以观天下之善，凡为吾用，皆吾特也。”所以，文天祥于其各类诗歌的创作中，不仅多以袭用、套化杜甫诗歌为能事，而且在立题命篇等方面也有意仿学杜诗，如《五月十七夜大雨歌》之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沙道中》之于杜甫《北征》，《六歌》之于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俗称“同谷七歌”）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正因此，文天祥乃于一年之中，两次进行“集杜句”的创作，其一为《集杜诗》，其二即《胡笳曲》，前者凡200为首，全为五言绝句；后者共18拍，凡160句，其中五言12句，七言148句。这两组诗都有“并序”，分别介绍了文天祥于杜诗的尊仰钦服与“集句”的创作之况，如前者之“凡吾意所欲为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云云，后者之“予因集老杜句成拍”等，即足可说明之。这两组大型连章体集杜诗，一以叙事记人为主，是对南宋末年社会现实的具体反映；一属于乐府诗的范畴，虽以抒情见长，但所表达的却是诗人对于外族入侵的憎恨与愤慨，因均具强烈的现实性与鲜明的写实性，而成为宋代集句诗的典范之作。 三、金元的杂体诗创作 金源与蒙元，由于二者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各自与赵宋一代之关系，因此于杂体诗的创作，不仅尉然成风，而且成就也十分喜人。金代的杂体诗创作，据元好问《中州集》可知，首先兴起于“借才异代”（庄仲方《金文雅序》）的一批诗人，继而则波及全国，并对“国文朝派”诗人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使得杂体诗成为了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品类。金代诗人最早创作杂体者，为有“金初文坛盟主”之称的宇文虚中。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人，本为“宋黄门侍郎，以奉使见留”，仕为翰林学士承旨，而成为金源“借才异代”一派的领袖人物。《中州集》著录宇文虚中杂体诗12首，全为五言四句的“回文”之作，诗以春、夏、秋、冬四时景物为描写对象，故诗题乃作《四序回文》。一般认为，回文诗肇始于东晋窦滔之妻苏蕙，唐人以之进行创作者，则有张睽妻侯氏、皮日休、陆龟蒙等。至宋，回文诗的创作不仅蔚为大观，而且还出现了《回文类聚》这样的总集，对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于《回文类聚》三卷作“解题”云：“桑世昌泽卿集。以《璇玑图》为本初，而并及近世诗词，且以至道御制冠于篇首。”可见，宇文虚中创作《四序回文》12首者，应是与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之作及北宋的“回文”创作不无关系的。而回文诗在金代自宇文虚中始，即得到诸多诗人的青睐与喜爱，如杨云翼、萧贡等诗人，就都创作了数量不等的“回文”，且其全部为七言绝句体。由五言而七言，标志着回文诗在金代的逐渐成熟与完善。试看萧贡的《拟回文四首》其一：“春波绿处归鸿过，夜月明时飞鹊愁。人去附书将恨寄，暮山人断倚高楼。”回文诗的最大特点，诚如上引皮日休《杂体序》之所言，主要在于能于反复的吟咏之中，“以示忧心展转”，而萧贡的这首《拟回文》，则正是借回文反复的表现手法，将“暮山人断倚高楼”主人公的“忧心展转”，进行了和盘托出。仅此，即可见出金代诗人回文诗的艺术特点之一斑。 除了“回文”外，金代诗人的杂体诗之作，还表现在“集句”、“连珠”、“六言”、“杂言”等品目方面，且作品数量均非在少数，但比较而言，诗人们参与创作最多、写得最好的则为集句诗。据《中州集》所载，金代诗人的集句诗，主要有高士谈《晓起戏集东坡句二首》、党怀英《孤雁集句》、《黄菊集句》、李遹《集句题广宁胜览亭》、吕中孚《集句》、杨庭秀《李简之莲池集句》等。这些集句诗的存在，不仅反映了金代诗人对于“集句”创作的雅好，而且也与其受宋代诗人集句诗的影响不无关系，因为在这些集句诗的作者中，就有与宋代诗人颇具关联者，如高士谈、党怀英二人即为其代表。高士谈在北宋宣和年间曾任忻州户曹参军，入金后历任绛州倅、翰林直学士等职（《中州集》卷一）；而党士英与辛弃疾为同舍生，曾共师亳社刘瞻，后擢第于金，“入翰林有名，为一时文字宗主”（刘祁《归潜志》卷八），二人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王安石、黄庭坚、孔平仲等诗人集句诗风行天下之际，则其受王安石等人集句诗的影响，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所以，集句诗之于金代，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因宋、金文化交流而获得的一份杂体诗硕果。 与金代诗人所不同的是，蒙元诗人之于杂体诗的创作，虽然对“集句”、“六言”、“杂言”、“药名”、“禽名”等品类均有所涉及，但重点则是表现在“联句”方面。而此，则应是与唐、宋诗人大相关联的，因为比读《全唐诗》与《全宋诗》可知，唐、宋两代以“联句”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乃有数百人之多，且影响亦众。“联句”一作“连句”，其之成为杂体诗之一“体”者，乃始于汉武帝的“柏梁诗”，高承《事物纪原》卷四“联句”条对此有载：“自汉武为柏梁诗使群臣作七言，始有联句体。梁何逊集多有其格。唐文士为之者亦众，凡联一句或二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者。五子之歌有其一、其二之文，则又联句之体也。”作为杂体诗之一目，“联句”自“始于汉武柏梁之作而成于何逊”之后，形式即多种多样，既有作四句者，也有作一联的，亦有先出一句后对一句的，对此，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已曾言之：“考其体，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节集》中所载也。又有人作一联，若子美与李尚书之芳及其甥宇文 联句是也。复有先出一句、次者对之，就出一句、前人复对之，相继成章，则昌黎、东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对偶精切，辞意均敌，若出一手，乃为相称。”而从“宗唐”的角度言，宋代诗人正是以韩愈、孟郊等“联句”为基础进行着各种联句诗的创作的，所以，从唐诗接受史与宋、金文化交流的角度言，蒙元诗人的“联句”创作之受唐、宋诗人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 检读顾嗣立《元诗选》可知，蒙元一代进行“联句”创作的诗人，主要有方回、孟能静、袁裒、袁桷、马祖常、贡师泰、吴子彦、刘子清、侯敬文、郑元祐、张天雨、郯韵、杨维桢、顾瑛、于立、袁华、张守中、秦约、缪侃、高起文、张师贤、李孝光等。这些诗人的“联句”之作，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只在诗题上标示“联句”，而于诗内却没有注明参与“联句”诗人的姓名，如袁桷《至治癸亥八月望日同虞伯生马伯庸过枪竿岭马上联句》、《送曾编修同王继学联句》二诗，袁裒《秋雪联句》，马祖常《天庆寺纳凉联句》、《鹦鹉联句同王继学赋》、《都城南有道者居名松鹤堂暇日同东平王继学为避暑之游因作松鹤联句》等诗，即无不如此。据《至治癸亥八月望日同虞伯生马伯庸过枪竿岭马上联句》一诗的诗题，知此诗是袁桷、虞集（字伯生）、马祖常（字伯庸）三人“联句”而成，但全诗32句由于未注明“联句”者的姓名，而俨然成为了一首个人创作的五言古诗。其它的几首诗亦如是。这种形式的联句诗，是编集者或板刻者因疏忽而漏掉了“联句”者的姓名所致，抑或是兴起于蒙元时期的一种新的“联句体”，则还有待作进一步之考察。其二是出现了多达百句以上的大型长篇联句诗。一般而言，唐、宋诗人的联句诗大都在20句至30句之间，而元代诗人联句诗之最长者，则有数百句之多者，如袁裒《东湖联句》即是这方面的一首典范之作。此诗为五言，凡240句，据诗末附录的袁桷所写之“后记”，知其乃为袁裒（字德平）与袁桷（字伯长）“联句”而成，但每人均“联”了整120句，其数量之众，堪称“宋金元诗歌史”上之第一。其三是诗题并不标示“联句”二字，而诗内则注明了“联句”者的姓名，如《远游》一诗即是如此。这首长达120句的联句诗，仍然为袁裒与袁桷“联句”而成，但其在具体的“联句”形式上，却又不同于上述两类联句诗。即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联句”者并非为2句一“出”一“对”，而是4句甚至是10句以上的一“出”一“对”，如袁桷于此诗最后的“对”句竟然有14句之长。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情况在《元诗选》所著录的其它联句诗中，也同样存在，如方回《与孟能静饮联句二首》等。 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表明，元代诗人的“联句”创作，在承续唐、宋诗人优长传统的同时，还通过不断地艺术实践，对其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革与创新，从而扩大了联句诗抒情与叙事的容量，并使联句诗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多变，丰富多彩。另据牟巘《厉瑞甫唐宋百衲集序》（《四库全书》本《牟氏陵阳集》卷十二）可知，元初诗人厉震廷曾仿效王安石创作集句诗，“前后凡若干首”，并“题曰《唐宋百衲集》”，可惜其已亡佚。 四、杂体诗兴盛的原因 以上的简要论述，已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存在于文学史上的两个基本事实，即一是杂体诗家族庞大，成员众多；一是杂体诗在宋、金、元三朝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于赵宋一代掀起了创作的高潮，之后则对金、元诗人产生影响。其间，也不乏金、元诗人因宗唐而获的成份在内。从总体上讲，杂体诗作为介入古体诗与近体诗之间的一种诗歌品类，其于形式上虽然是以古体诗中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五种句式为主，但也有属于近体诗范畴的，如“六言”中的六言绝句、六言律诗，“集句”中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即皆可为证。这一事实的存在表明，被宋人戏称为“游戏文字”的杂体诗，实际上在其不断艺术实践的努力下，使之不仅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诗歌品类，可与古体诗、近体诗鼎足而三，而且其品目之繁多，已远非是古体诗与近体诗所能比拟的。这说明，杂体诗作为一种可与古体诗、近体诗比美的诗歌品类，是具有极为旺盛的生命力的。正因此，自汉至唐的历代诗人都对杂体诗钟爱有加，以至于在宋、金、元时期得到了高度的繁荣与发达。 综观杂体诗的发展与演变，其由汉晋六朝中经李唐而大放异彩于赵宋者，实则与宋代诗人的文学观念、诗体学理念、审美倾向等大相关联。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与“宗唐而变唐”的文化大背景关系密切。从唐诗接受史的角度进行审视，宋代诗人（含金、元诗人）之普遍宗唐，已成为了文学史上一桩不争的事实，而中、晚唐诗人如权德舆、张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皮日休、陆龟蒙等的杂体诗，自然就会因此而成为宋代诗人中雅好杂体诗创作者的师学对象。以“荆公始为集句”的王安石为例，其之宗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假唐人诗集”，一是“皆步骤”杜甫，前者指的是对各种唐人诗歌优长的学习，后者则是谓以杜甫为师学的重点对象。综此二者而观，王安石之于唐诗中汲取其艺术养份以为其诗歌创作所用，乃殆无疑义。如此，则杜甫诗歌中的药名借对，刘禹锡诗歌中的“回文”、“离合”，孟郊、韩愈诗歌中的“联句”等，便理所当然地会对其产生程度不同之影响，最终则是导致了其“始为集句”的艺术实践。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晁补之、胡伟等人之于杂体诗的创作，亦无与其各自的宗唐和师学对象有所关联。总之，存在于唐诗中的各类杂体诗，对善于宗唐与变唐的宋代诗人而言，显然是会有所影响的，这从唐、宋二代的杂体诗中有许多是出自同一品目的实况，即略可窥获之。 其次为宋代诗人“以学问为诗”所使然。与唐代诗人相比，宋代诗人最擅长于从各种典籍中获取诗歌的材料，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者，即足以说明之。由于作诗讲究“来历”与“出处”，使得宋代诗人获得了“以学问为诗”的定评，而杂体诗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诗人善于从书本里寻找诗料，因此，“以学问为诗”的指导思想，自然就会对杂体诗的创作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上举《寄孙元忠》、《集杜诗》、《胡笳曲》等集句诗，即皆为作者们从“学问”中讨生活的一份份成果，这是因为，“集句”不仅讲究“博记强识”，“学力至到”，而且要求了无痕迹，如同己出。所以“学力”不济者，是很难以进行集句诗的创作的。再如技巧性很强的“建除”、“离合”、“药名”、“回文”等，亦无一不是与“学问”相关联的，即创作这一类的杂体诗者，都属于诗人们“以学问为诗”的具体反映。其原因在于，这类杂体诗主要是因“拼合技巧”所导致，如离合诗的“拆”与“合”，建除诗的“嵌入”，回文诗的“回环往复”等，就都属于“拼合”的范畴。由于诗人们对“拼合技巧”的掌握与运用，才有了“离合”、“建除”等诗的问世，这便成为了杂体诗创作上的一条定律。从文学写作学的角度言，“拼合技巧”实际上就是一种“学问”，而宋代诗人又正擅长于此道，所以，杂体诗之与“以学问为诗”，便理所当然地互为关联了。 致使杂体诗繁荣与发展的原因，在宋代虽然还有很多，但上述“宗唐而变唐”与“以学问为诗”，则为其最主要者。而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于金、元诗人的杂体诗创作而言，也是不无影响的。这是因为：（一）与宋代诗人一样，金、元时期的诗人们也是普遍宗唐与变唐的，对此，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均有较说细之论述，可参看；而李东阳《麓堂诗话》之“元诗浅，去唐却近”云云，又可为之佐证。而其所不同者，是宋代诗人在师学对象的选择方面，初、盛、中、晚四唐诗人乃应有尽有，金、元诗人则多以中、晚唐诗人为主。金、元诗人在师学对象上较为倾向于中、晚唐诗人的实况，正与杂体诗兴盛于中、晚唐的事实互为扣合，如此，则金、元诗人受唐代诗人杂体诗的影响，并从中汲取艺术养份以为其创作杂体诗所用，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二）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元时期创作过杂体诗的诗人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共同点，即金源的杂体诗创作发端于“借才异代”派，而蒙元的杂体诗创作则多与元初“汉人”和“南人”诗人关系密切。所谓“借才异代”派，指的是北宋奉使入金而为金所扣留的一批诗人，元初的“汉人”与“南人”诗人，则是谓由南宋而入金的一批诗人（含仕宦类诗人与遗民类诗人等），这两大诗人群体在金源与蒙元所进行杂体诗创作者，实际上皆因盛行于其“故国”北宋与南宋的“杂体之风”而使然。这样看来，可知金、元诗人的杂体诗创作，又是与宋代诗人颇具渊源的。（三）金、元诗人之于诗歌创作，虽然不如宋代诗人那样讲究“以学问为诗”与“无一字无来历”，但其在典实的出处、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却是相当注重的，这从王若虚《滹南诗话》、韦居安《梅礀诗话》、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陈绎《诗谱》、杨载《诗法家数》等现存的金、元诗话中，即略可获知。而此，对于杂体诗在当时的繁荣与发展而言，也是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的。 从总的方面讲，杂体诗之于宋、金、元408年的诗歌史上，不仅具有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题材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变等特点，而且还充分反映出了诗人对于杂体诗的革新意识，以及其求新求变的诗体学理念与审美倾向。更有甚者，则是对前人与时人的杂体诗进行了首次的理性归纳与总结，并推出了诸如桑世昌《回文类聚》、厉震廷《唐宋百纳集》等这样的杂体诗总集与专集，以供雅好杂体诗的诗人们对杂体诗进行理论上的把握与认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使得宋、金、元杂体诗的创作成为杂体史上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章来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0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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