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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是中古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力量，士族在中古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如果仅对魏晋隋唐时代加以粗略地观察，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中国政治结构的实质就是由皇权与几十个大家族所构成的官僚阶层来共同分享治权力，但若细加辨析，就可以注意到这一权力结构稳定不变的表象背后，内部的不断变迁以及士族阶层之内的升降沉浮与代际更新。 正如伊佩霞通过对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我们从崔氏家族中所能获得的最基本的启示就是描绘贵族家庭的用语的恒定不变，掩饰着其内部所发生的可观的甚至是持续的变化。绵延不绝的士族谱系是构成士族社会恒定不变表象的重要侧面，士族谱系表面上的连续性很容易给研究者造成中古社会缺乏流动性的错觉。“冢中枯骨”和“当朝显贵”是构成士族门第的一体两面， 世系绵长是构建士族门第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谱系对于士族政治、社会地位的升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士族谱系在构建的过程中往往掺杂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其一是攀龙附凤式的追认，即士族极力地将自己的先世追溯到汉魏高门。其二是伪冒士籍，即出身较低的士人千方百计地冒入士族之中。这两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造成了中古士族谱系的紊乱。 对于士族谱系的辨伪是研究士族的第一步。本文以渤海高氏为例，讨论士族谱系建构过程中产生的攀附和伪冒问题。之所以选择渤海高氏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渤海高氏本非汉魏旧门，见诸于正史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晋末年的高瞻、高隐，最终却将家族的系谱追溯到春秋齐国的高氏，其家族崛起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与胡族政权关系密切，在此期间曾多次出现冒姓渤海高氏的案例，所以在攀附世系、伪冒士族这两方面，渤海高氏皆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是一个颇具有典型性的个案。 攀附先世： 渤海高氏谱系的纵向延伸 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主要有三个特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的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士族谱系的形成过程也极具启示意义。以下便以渤海高氏为例，讨论士族谱系层累造成的过程。 关于渤海高氏的谱系，我们所能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三类，正史中高氏人物的相关传记；《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等记载士族谱系的姓氏书；以及新出土的大量墓志中对于高氏世系的记载。首先需要明晰这三种文献不同的史源与价值，正史传记出自史官之手，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其主要依据官方的档案修撰而成。尽管唐代以前官修正史的制度尚不齐备，南北朝正史的编纂多以私家著述为基础，其间也会参考当时流行的家传、谱牒等材料，但无论如何，士族的谱系被载入正史，要经过史官的考量审核，对于不可靠的谱系，往往标注为“自云”，志之以存疑。尽管正史编纂不免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但南北朝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史官每立一传，言某家某族郡望所在，渊源所自，事关政治、社会地位之升降，为举朝所瞩目，要在其中上下其手，实非易事。以魏收修撰《魏书》为例，稍有乖舛，则朝野鼎沸，蒙秽史之讥。所以相对而言，正史所载的士族谱系经过官方的审定，可靠性较高。 林宝《元和姓纂》修成于唐宪宗元和七年，林宝自序云：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姓纂》主要汇聚了当时所见的各种姓氏书、氏族志以及士族的家状、谱牒编辑而成，其主要功能是备朝廷封爵之用，非为世系辨伪而作，且该书编纂时间甚短，仅二十旬成书，并无详考每一姓氏世系源流的可能。《姓纂》对于士族的谱系记载多较正史为详，姓氏书与正史性质不同，其专载士族谱系，较之于经过严格删削选择的正史，更为详尽本是应有之义，但我们更要注意到中唐以后，士族势力已日趋衰弱，“风教又薄，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士族谱系的重视程度已大为下降，郡望伪滥的情况颇为普遍。加之《姓纂》成书匆忙，未能详加考辨，故对其记载的可靠性需要谨慎辨别，不可盲目依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乃是据《姓纂》编成，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仿《姓纂》体例而成，其内容十之八九皆源于《姓纂》、《新表》，郑樵《通志·氏族略》也本之于《姓纂》，可知目前所见的姓氏书大都以因袭《姓纂》记载为主。 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墓志为我们研究士族的谱系提供了宝贵的新史料，但是墓志撰写的依据主要是志主亲属提供的行状、谱牒等材料，故究其史源而论，墓志与《姓纂》等姓氏书乃出于同一史源，皆是据士族自身提供的谱牒而成，且墓志撰成之后，埋于地下，时人并不能见，因此墓志所载的世系往往只能代表志主亲友的一家之言，未经审定，故对其所追溯的先世，尤其是曾、高以上，当抱有审慎的态度，切不可盲目迷信出土文献的价值，更不可仅据墓志来校补正史中士族谱系的记载。 渤海高氏最初见诸于《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其记载颇为简略，仅言高瞻与其叔高隐率宗族乡党避乱于辽东，并未提及高瞻父祖的事迹，更遑论追溯高氏先世。《晋书》载记部分主要的史料来源当是崔鸿《十六国春秋》，而司马光作《通鉴》时《十六国春秋》尚有二十卷残本存世，司马光多有参考，故《通鉴》记十六国事多有逸出《晋书》之处，尚载有高瞻之子高开、高隐之孙高泰的事迹，而《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佚文中记有高开之弟高商的事迹，则高瞻、高隐子孙在十六国时期的活动斑斑可考，但皆未追溯其先世。 渤海高氏经过十六国北朝的发展，其家族地位日益提高，完成了士族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其家族的谱系也日益绵长。《魏书》所载渤海高氏人物甚多，分见于六卷之中，特别是将其先世追溯到汉太傅高裒之后，迈出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关键一步。《魏书》对于渤海高氏的记载特为详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魏收编纂《魏书》时，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两人皆与魏收有亲，魏收遂为其家并作传，此事乃是后世讥评《魏书》为秽史的重要依据。但高德正的先祖乃是北魏名臣高允，为其立传本无疑问，而魏收的徇私之处便是多书录并无事迹可称的渤海高氏成员，此外，当时把持朝政的高欢父子自称出自渤海高氏，在此政治环境下，魏收对于高氏先世多有粉饰本不足为奇。 北魏末年，渤海高谅曾编纂《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高谅与魏收时代相近，此谱魏收修撰《魏书》时当能见到，或是魏收撰写渤海高氏诸传的重要依据。但魏收也仅仅记载高氏为汉太傅高裒之后，却在高裒与高隐之间留下了数代空缺，可知尽管魏收与渤海高氏关系密切，有意为之作佳传，并有高氏谱牒可供参考，但在当时并未能找到多少有关高氏先世的记载，所谓汉太傅高裒之后说法，因为高裒与高隐之间存在的世代缺失，显得破绽百出，若非《魏书》修撰受制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当在此前加上“自云”两字方才符合史例。 今本《元和姓纂》中高姓的条目已佚，仅有佚文言其为 “齐太公六代孙，子高，孙傒，以王父字为氏”，可知到了中唐时代高氏世系已被进一步的拉长到春秋时期，所幸据《姓纂》编成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高氏先世甚详： 高氏出于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文公亦，生公子高孙奚，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桓公命奚以王父字为氏，食采于卢，谥曰敬仲，世为上卿。敬仲生荘子虎，虎生倾子，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丽，子丽生止，奔燕。十世孙量，为宋司城，后入楚。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县。洪四世孙襃，字宣仁，太子太傅。襃孙承，字文休，国子祭酒、东莞太守。生延，字庆寿，汉中太守。延生纳，字孝才，魏尚书郎、东莞太守。纳生达，字式逺，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约、乂、隐、汉。隐，晋玄莬太守。 《新表》不仅将高氏的起源追溯到齐太公之后，并巧妙地将其与《魏书》所载的世系勾连在一起，并填充了其中世系断裂的部分，补充了高氏祖先的活动，使其系谱显得丰满可信，从而完成了渤海高氏世系层累建构的过程。此后的姓氏书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明代凌迪知《万姓统谱》都基本沿袭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 这种将高氏先世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记载，不仅见诸于姓氏书之中，在出土的墓志中也颇为常见，兹举几例为证，《唐赠户部尚书高府君墓志铭》云： 高氏出于炎帝，自四岳自太公，从其封姓曰吕。自太公至敬仲，以父字为族曰高。敬仲十代孙洪，光武时举孝廉，孝明时为渤海太守。乃系族望。洪十代孙隐，晋末避地幽州，为玄菟太守。爰处子孙。隐以雅志沉静，旷怀疏远，虽名系郡中，而志逸林下，积德垂裕，生北燕司空汶阳侯庆，庆五代孙普武兴王豫州刺史太宰，详于齐史。太宰六代而生尚书。 此方墓志是笔者所见唐代高氏墓志中叙其先世最为详尽的一方，其表述方式和内容大意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颇为相近，只是在世系上颇有出入，该墓志完成于元和二年，与林宝编纂《元和姓纂》的时间相近。比较《新表》与该方墓志的记载，不难发现两者同出一源，皆取自于家状、谱牒，只是相对而言《新表》的表述更为详密，而墓志则略显粗疏。其他事例如《大唐蒲州猗氏县令□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帝神农之苗裔，齐太公之胤绪。孔门达士，以淳至而标名；汉代高人，以好学而流誉，《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买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并□》云：其先盖出自虞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吕，历夏、商数代，始有齐国，子孙食焉，是分源流，命我高氏。迨春秋称敬仲之德，炎汉美孝甫之才，《唐银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上柱国渤海开国公高府君墓志铭并序》云：炎农之际，其源浚邈，虞则伯尼列岳，周乃尚父作藩，都营丘，大齐国，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举贤尚功，未可量也。八代有公子高，高之孙曰傒，遂以王父之字而命氏焉，皆可印证高氏谱牒中将其先世追溯到春秋以前，在唐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本非汉魏旧门的渤海高氏，一跃而成为自春秋以来绵延不绝的世家大族。渤海高氏这一个案充分体现了时代愈后，士族的谱系愈长这一悖论，反映出士族谱系层累造成的特点。 透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相关墓志的记载，高氏先祖的活动似乎清晰可见，魏收尚不明了之事，到了数百年之后的唐人那里却完全不成为问题，不仅是姓名，连字号、官位、事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可见时代愈后，士族祖先的事迹也就越详细，顾颉刚先生所揭示的层累造成的古史中的第二个特点也在士族的谱系中也体现了出来，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来研究这一谱系是如何被层累建构出来的。 高氏谱系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魏书》中所载的汉太傅高裒，他的出现是谱系建构的开端。高裒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高洪四世孙襃，字宣仁，太子太傅，当是同一人，但高襃未见诸于史籍的记载，线索到此为止便已中断，尽管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特点已足以让人对《新表》的记载产生极大的怀疑，但家状、谱牒与经过删削选择的正史毕竟是两种性质的文献，谱牒以详载士族谱系为目的，其对士族世系的记载有逸出正史之处本属平常。那么《新表》的记载究竟是确有实据，还是移花接木，或者根本就是信口开河，让人难以遽断。尾崎康先生最早注意到的一条史料为我们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可能，据洪适《隶释》记载：雍丘县县南五十里善乡墓下有两块汉碑，分别题为《汉执金吾高襃碑》、《汉太尉高峻碑》，雍丘县在汉代属陈留郡辖下，直至宋代，县南墓前依然存有两块汉碑，可以推断此处为陈留高氏的家族墓地，而这两块碑上的结衔表明陈留高氏是汉代的一个官宦世家，从正史上的记载也可以印证这一判断，陈留高氏确实是汉晋名门，三国曹魏的名臣高柔便出自陈留，其父高靖曾为蜀郡都尉，其子高光仕于西晋，颇有声誉，高氏一姓，在汉晋时代，以陈留最为显赫，或许是因为高光之子高韬卷入八王之乱，家门覆灭，其家族不显于后世。此处的高襃尽管与《魏书》、《新表》中的高襃官位不同，但名字完全一样，给人留下了思索的空间。但尾崎康先生并未能进一步加以探索，仅指出无法探明陈留高氏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渤海高氏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渤海高氏谱系中的高裒很可能就是陈留高氏中的高襃，缺少魏晋门第可供凭依的渤海高氏在显贵之后，通过巧妙嫁接，将其先世攀附到汉晋名门陈留高氏的身上，而陈留高氏在汉晋之后的湮没无闻也为这种追认创造了条件，这种攀龙附凤地追认使得先天不足的渤海高氏一下子拥有了与魏晋旧门分庭抗礼的资本，这是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则是进一步要将渤海高氏的谱系与齐国的高氏勾连起来，高氏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世卿，对于齐国高氏的谱系，学界已有所研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颖达疏引《世本》曰：敬仲生庄子，庄子生倾子，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孙之子也。这是关于齐国高氏世系最早的记载，《新表》所载当本于此，但所谓敬仲乃是齐太公之后的记载却是在《新表》中最早出现的，并未见诸于其他记载，或是渤海高氏攀附世系时自己的发明，可知渤海高氏在攀附齐国高氏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炫耀其家族的世系绵长，同时也将齐国高氏的谱系进行了拉伸。其实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可以证明齐国高氏与渤海高氏或是陈留高氏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东汉《益州太守高颐碑》自称为齐国高氏之后，但其世系无考，难以据信。或许对于隋唐人而言，秦汉之前的历史亦属微茫难求之列，既无信史可供辨伪，加之谱牒的日益紊乱，则为攀附之举大开方便之门。 据此，渤海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过程大体可分解为两个步骤，首先将其世系攀附到陈留高氏之中，这一过程当在北魏末年完成，并被魏收载入《魏书》。随着士族之间关于世系长度的竞争愈演愈烈，便进一步将其先世攀附于齐国高氏，这一过程或许开始于隋代，大业三年的《高六奇墓志》云：□尚父□□于周大□□道于汉，尽管志文漫漠不清，但从尚可辨识的文字中能够判定，此方墓志已经开始将其先世追溯到齐国的高氏，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将渤海高氏的谱系追溯到齐国高氏的事例，但其所述较为简略，或可表明渤海高氏此时刚刚开始试图将其世系与齐国高氏相联系，而这一追溯在唐代的姓氏书、墓志中得以日趋完善，并将齐国的高氏与陈留高氏的系谱勾连起来，填补世系中漏洞，合二为一，构造出了渤海高氏的先世。 渤海高氏这一层累构建先世的复杂过程，使得唐代高氏在追祖溯源时，常常出现误认祖宗之事，典型的如《大唐宣德郎通事舍人高君墓志铭并序》载：昔廷尉执法平允，声振魏朝；明尹至孝淳深，名高晋代。可惜志文中所称引的两位先人皆非出自渤海高氏，魏之廷尉指的是上文提到的陈留高柔，而以至孝闻名于晋代的当是广陵高崧，甚至在墓志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本出自高丽，冒称渤海高氏，但又自云是高渐离后人的离奇事例，我们固然可以将其视为数典忘宗的笑柄，但笔者更愿意将其看作为一种“有意的误读”，反映出唐代郡望观念的变化。与南北朝时期士族不断地甄别士流、考订谱系不同，唐人尽管也以郡望为标榜，但对于郡望的内涵并不十分在意。 “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在此情形下，郡望只剩下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其内涵已日益虚化。既然人们已经不再重视郡望的实质究竟如何，既然所有的高氏都可以自称为渤海高氏，那么将所有的高姓名人都统纳渤海郡望之下，岂不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唐人并非没有辨识这些明显错误的能力，只是这一考镜源流的工作对于日益把郡望当作一种文化符号的唐人来说既不需要，也无意义。 伪冒士族： 渤海高氏谱系的横向叠加 如果说攀附先世是士族谱系的一种纵向延伸的话，那么伪冒士籍则可以视为士族谱系的横向叠加，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时代愈晚，从每个士族中分化出来的房支也就愈多，士族房支的分化固然归结为迁徙、居官等客观原因，但也无可否认伪冒也是士族房支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伪冒者的进入一方面给士族的谱系造成了紊乱，但在另一方面，冒入者也给士族本身带来了活力，仔细地观察中古大族的历史，可以发现郡望名称未变的表象背后，其家族内部的持续变动，甚至会出现李代桃僵的现象，伪冒者替代早已衰弱的本支成为某些士族的主干房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某些已经衰败的士族个体重新注入活力。从这一层面而言，伪冒士籍可以视为中古社会流动的一种特殊方式。伪冒者即是士族社会的破坏者，同时也是士族社会的维护者，伪冒郡望行动的本身即体现了对于士族价值观念的认同，而冒姓者作为新鲜血液的注入，也是整个士族社会能够保持活力、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 渤海高氏作为一个从西晋末年开始逐步崛起的大族，经过了十六国北朝的政治沉浮，逐步完成了士族化的过程，渤海高氏的郡望也在此阶段逐步形成。由于长期的战乱与人口的迁移，伪冒郡望的现象在北魏普遍存在。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士族为了强调自己谱系的纯正、血统的高贵，不断地进行甄别士流、修订家谱的活动，以期杜绝伪冒郡望的行为。但长期的战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士族本身也难以断定谱系的真伪，又给了伪冒者以可乘之机。而士族的社会地位愈高、愈是强调自己谱系的高贵纯正，对于伪冒郡望者提供的利益驱动也就愈大，想要冒入士流的人也就愈多。在此鱼目混珠的情况下，甚至连谱学家也难以准确地加以判别，史书中不得不常以“自言”、“自云”之类的词语来加以标识。 而北朝政治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汉人士族虽然地位不低，但政治实权一直掌握在鲜卑贵族、外戚甚至恩倖的手中，一些出身低微的外戚、恩倖在显贵之后，往往伪托士族的郡望，北朝皇帝常常纵容、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汉人士族在皇权的压迫之下，不得不默认这些贵戚的公然的伪冒。例如在太武帝的干预之下，外戚魏郡杜超得以与京兆杜铨为同宗。而士族默许外戚的冒入，也能收获直接的政治利益，例如杜铨在与杜超联宗之后，得以迁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在政治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伪冒郡望本身也是对于郡望价值的一种认同，对于渤海高氏这样一个逐步上升的大族来说，伪冒郡望者的出现，也是其郡望形成，士族地位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魏书》所载渤海高氏共有高湖、高允、高祐、高聪、高崇、高遵六个房支，除了高湖一支涉及高欢冒姓的问题历来争议很多之外，尚有高崇一支的来历颇为可疑。献文帝初年，高崇一支从高丽返回，赐爵开阳男，居辽东，诏以以沮渠牧犍女赐高崇之父高潜为妻，封武威公主。高崇一支自称渤海高氏，四世祖高抚永嘉中与兄高顾避难奔于高丽，《魏书》定其为渤海高氏，但《北史》则称高崇之子高道穆自云辽东人，李延寿《北史》以沿袭正史记载为主，若非有其他可靠史料，当不至于妄改。但奇怪的是辽东高氏本非高门，并无伪冒的必要，此处“自云”两字显得颇为突兀，不合史例，笔者推测此处的“自云”两字或许是在暗示高崇一支本非汉人，乃是由胡族伪冒。 姚薇元先生认为辽东高氏，本高丽族，且高顾为高肇的五世祖，高肇为高丽人，认为高崇一支也是高丽人，而冒姓渤海高氏。姚先生的怀疑十分有力，但是其论证过程却不无瑕疵，辽东与高丽之间有南北两道可通，交通联系颇为便利，高丽高氏确有很多分布于辽东，且与慕容鲜卑关系密切，如慕容恪之母高氏，北燕的高云皆是高丽高氏，但是分布于辽东的高氏也并非皆为胡人，慕容政权前期的谋士辽东高诩，应该即是汉人。而高崇一支从高丽返回在献文帝初年，高肇一支从高丽返回在孝文帝初年，高崇一支的返回尚在高肇之前，可以推定高肇可能通过攀附高崇一支而自称渤海高氏，却不能逆推得出高崇一支也是高丽人的结论，所以姚薇元先生认为高崇一支为高丽人的两条论据皆难以坐实。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高崇一支的世系确实也是疑点很多，如果说高崇一支是伪冒渤海高氏的话，也是伪冒得相当巧妙，仅在七、八十年之后，魏收已难以辨别，将其认作为渤海高氏了。永嘉年中，高瞻率高氏宗族避地辽东，依附于东夷校尉崔毖，后崔毖为慕容廆所破，逃往高丽，高瞻则被迁往棘城，若说高氏宗族之中，当时有人追随崔毖逃往高丽，本是颇有可能之事，高崇一支自称永嘉中避难高丽当就本于此事。由于高瞻所率乡里千余家，人口众多，本来就难以一一辨识，加之战乱辗转，年代久远，高崇一支言之凿凿，渤海高氏其他房支就算是有所怀疑，却也难以证伪。 从现有材料来看，高崇一支冒姓的疑点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其进入北魏之后，待遇甚高，与沮渠牧犍之女通婚，沮渠牧犍之妻武威长公主为太武帝之妹，太武帝平定凉州时，公主颇暗中助之，太武帝对其颇为宠遇。武威公主是两人之女，沮渠牧犍为卢水胡，武威长公主为拓跋鲜卑，武威公主是胡父鲜卑母的胡族混血儿，在此时期渤海高氏的其他各支皆无与胡族通婚的经历，高潜却与胡族通婚，这是疑点之一。但被赐与胡族通婚，也是北魏常用的笼络手段之一，如司马金龙北奔之后，先后纳源贺、沮渠牧犍之女为妻。仅此一点，尚不足以怀疑高崇一支的血统，但高崇本为高潜与武威公主所生之子，沮渠牧犍因谋反事诛。公主遂以高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宣武帝景明中，方才复为本姓。高崇在复姓不久之后即告去世，年三十七，可知在其生前大多数的时间里，高崇本人是以沮渠崇的名字行于世的。世系绵延是中古大族最为重视的事情之一，除高崇之外，也未见高潜尚有其他子嗣，不惜以损害自己的家族的世系绵延为代价，将自己的子嗣改为胡姓，过继给胡族，无论是从华夷之别，还是从家门礼法而言，皆是中古大族决不能接受的举动，高崇曾经改姓沮渠一事无疑是其世系中的最大疑点。此外，高崇一支未见有与渤海高氏其他房支交往的记载，高潜归国之时，高允正担任中书令的要职，高允素来对于提携高氏宗族素来不遗余力，但未见高潜与高允之间有任何交往。而高崇一支归魏之后先是居于辽东，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其家百口皆在洛阳，与渤海乡里并无联系，可见高崇一支与渤海高氏其他房支的关系颇为疏远。而《魏书》与《北史》记载的牴牾则进一步增添了我们对高崇一支的怀疑。 而高崇复归汉姓时机颇为突然，综合各方记载，笔者认为其复姓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伪冒汉人大族，高崇死后追赠渔阳太守。永安二年（529年），复又追赠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谥曰成。从其追赠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略微窥知其冒姓的过程，高崇先是被追赠为渔阳太守，追赠本郡或是本州是中古大族死后常有的荣誉，渔阳也是高氏一望，北魏的名臣高闾便是出自渔阳，其五世祖原为晋安北军司、上谷太守、关中侯，高闾主要活动于献文、孝文、宣武三朝，曾任中书令、中书监等要职，卒于景明三年（502年）。而高崇恰在景明中恢复汉姓，正值高闾地位最盛之时，其最初当是想冒入渔阳高氏，故被追赠为渔阳太守，渔阳与辽东地域相邻，其自称望出渔阳而迁居于辽东则显得更为可信。 高崇之子高道穆在北魏末年贵盛一时，永安二年（529年）的改赠当是出自于他的推动，而沧州则是渤海高氏的本州，改赠沧州刺史则意味着高崇一支转而伪冒地位更高的渤海高氏。高崇之子高谨之也曾担任沧州平东府主簿，可知高崇一支确实已经以渤海高氏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出仕本州僚佐。 高崇一支伪冒的成功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在政治上表现与汉人大族无异，家族成员皆好学有文才，如高崇子高谦之好文章、留意老易，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与大族名流交往，如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昇之徒交游，政治上抑制豪强、敢于谏争，高崇后妻李氏、其子高谦之妻中山张氏，皆属于汉人大族。经过三代之后，在高崇的子嗣身上已看不出胡人的迹象，从其交往、通婚的网络而言，高崇一支的士族身份已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高崇一支通过迅速汉化的方式，加之借助于皇权力量的帮助，得以颇为成功的冒入渤海高氏。更有意思的是，东魏时北豫州刺史渤海高慎据武牢投降西魏，高崇之孙高士镜追随高慎入关。现在已难以确知高士镜参与高慎的反叛，是因为其本为高慎之部下，还是因为两人皆是渤海高氏，同气连枝的缘故，若是后一个原因，那么真伪渤海高氏之间不但外人难以辨别，甚至是其家族内部也能互相认同，真可谓雌雄莫辨了。 在北魏历史上，辽东、高丽高氏归于北魏的除了高崇一支之外，尚有其他四支。较早的是高琳、高道悦两支。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 高琳一支为高丽人，其归魏当在北魏立国之初，从其受封领民酋长来看，可见宗族部曲还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而羽真氏本是高丽之姓，高丽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可见高琳本姓羽真氏，其后的赐姓，只是恢复本来的胡姓而已。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蓚县。 高道悦的曾祖、祖父皆仕于北燕，太武帝时归魏。罗新先生怀疑其本是高丽后裔，与北燕高云是同族。但从高道悦家族的行迹来看，与汉族士人无异，或许亦有可能为本居辽东的汉人大族。最值得关注的是，从高道悦之父玄起开始，该族移居于渤海蓚县。高道悦的墓志1969年在今山东省德州市城北胡官营出土。而北魏渤海高氏家族墓群位于河北景县城南十五公里，从出土的高雅墓志来看，该墓群是渤海高氏高祐一支的家族墓地。高道悦、高雅两人的墓志皆载其葬地为孝义里，现今两地相距大约十二公里，皆属于北魏时孝义里的范围之内。渤海條县崇仁乡孝义里是渤海高氏家族的聚居区，可知辽东高氏高道悦一族确实迁到了渤海蓚县，其居住的地区与传统上渤海高氏聚居的地区非常接近。但无论是在《魏书·高道悦传》还是《高道悦墓志》当中，皆明言高道悦为辽东新昌人，高道悦死后追赠营州刺史，亦是把辽东作为本望，并无意伪冒渤海高氏。假设高道悦一支有意要伪冒渤海高氏郡望，其迁入渤海行动理应受到渤海高氏的抵制，但辽东高氏的迁入，似乎也未有受到渤海高氏排斥的迹象，两族之间相安无事。既然并非是为了伪冒渤海高氏，那么高道悦一支为何偏偏要选择徙居渤海蓚县？ 笔者以为与上述高崇一支的情况恰恰相反，高道悦一支很有可能本身出自于渤海高氏，因躲避战乱而移居辽东，遂著籍辽东，改为辽东高氏。由于渤海高氏本非汉魏旧门，其郡望当时尚未形成，并不能为高道悦家族带来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所以变更籍贯一事并无大碍。归于北魏之后，高道悦一支重新迁回渤海乡里，但一时之间并未能将郡望改回，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北魏末年高道悦之子高敬猷被追赠为沧州刺史，此时辽东高氏已经把居住地沧州作为自己的本州，那么也很有可能也把渤海作为自己的本望，在移居渤海三代以后，高道悦一支的郡望似乎又从辽东转移到了渤海。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北魏早期从高丽、辽东迁回的高氏，皆无意冒入渤海高氏，可知在当时渤海高氏的社会地位尚不是很高，其郡望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所以并无伪冒的必要。但在北魏中后期迁入的高宾、高肇两支皆伪冒渤海高氏的郡望，可知在北魏中期以后，随着渤海高氏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试图伪冒渤海高氏郡望的人也日益增多。 （高）宾，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边，遂没于辽左。祖暠，以魏太和初，自辽东归魏。 高宾一支孝文帝初年归国，号为渤海高氏，所谓没于辽左是胡人伪冒汉族郡望时的惯用语，高宾之子高颎为隋代名相，《隋书·高颎传》称其自云渤海蓚人，可见高宾一支的世系也极不可靠，姚薇元先生认为高宾一支本为高丽人，当可信从。但高颎一支的后裔在墓志中也自称为渤海人，可知在唐代高颎一支完全是以渤海高氏的旁支自居。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字法脩。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采帛。遂纳飏女，是为文昭皇后，生世宗。 高肇一支也是在孝文帝初年归魏，其伪冒渤海高氏的手法与高崇相似，并进一步攀附其五世祖高顾与高崇四世祖高抚为兄弟，这样高崇与高肇两支变成了同宗，在冒入渤海高氏的问题上两支形成了利益同盟的关系。高崇、高肇两支皆与北魏皇室关系密切，高崇复姓在宣武帝景明中，而高肇一支的显贵始于宣武帝继位的景明初年，这两支冒姓活动开始的时间颇为接近，加之这两支所冒的为渤海高氏的同一旁支，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可以想见这两支的冒姓活动很可能是共同谋划、互相支持的。由于高肇一支在北魏晚期的政坛上十分活跃，记载较多，加之其家族墓志的大量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该支的冒姓过程提供了条件。 高肇家族的墓志从清代开始就陆续出土，王昶《金石萃编》卷29收高肇之子高植的墓志，卷30收入高肇之子高湛的墓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5收《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高贞为高肇弟高偃之子，这三块碑志都发现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入洛阳出土的高偃之女高英墓志，20世纪30年代在洛阳东北小李村又出土了高肇长兄高琨之子高猛及其夫人元瑛的墓志，60年代在河北曲阳出土了高肇之姐营州刺史长岑侯韩贿夫人高氏的墓志，70年代在大同东郊小南头村，出土了高琨的墓志，以及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的高肇之妹文昭皇后高照容的墓志。尽管《魏书》之中对高肇五世祖高顾避难辽东的事情言之凿凿，但是在高肇一支出土的九块碑志中，却都未提及高顾以及避乱高丽的经历，除了《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将其先世虚无缥缈地与炎帝联系起来之外，其可靠的世系大都只追溯到高肇之父高飏，只有《文昭皇后高照容墓志》中提到其高祖名孝，可见《魏书》所载的高肇一支的世系并未被载入墓志，这或许是因为《魏书》记载的世系被编造出来的时间较晚，而墓志埋入的时间更早，未能及时载入。 尽管这九块碑志皆自称渤海高氏，但是从其碑文所述中依然能够发现其伪冒的蛛丝马迹，《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载高贞字羽真，追赠营州刺史，而羽真氏本是高丽之姓，高丽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高贞碑》提及此事可谓是欲盖弥彰，反而透露出高肇一支本为高丽人的真相，而其所赠的营州刺史，是将辽东作为其本望，与自称渤海高氏相牴牾。而《魏故持节征虏将军营州刺史长岑侯韩使君贿夫人高氏墓铭》载高氏曾被封为辽东郡君，也印证了高肇一支本出于辽东。而本传所载高肇之弟高显曾任高丽国大中正，与墓志的材料相对应，更进一步确定了高肇一支本是出自于高丽的身份。但颇为可贵的是我们能从墓志记载中发现高肇一支为了冒入渤海高氏所作的种种努力，如高飏被追封为渤海郡公，高琨、高猛被追赠为冀州刺史，试图将高肇一支与渤海郡望联系起来，这是最为常见的冒姓手法。而《高琨墓志》中又载其母为汝南袁氏、其妻为巨鹿耿氏，试图造成其与汉人大族世代通婚的印象，但据《魏书》可知高琨之妻为盖氏，盖氏为高丽之姓，为了抹去高肇一支中的高丽痕迹，利用“盖”、“袁”两字形近的特点，将盖氏改为袁氏，并进一步将其附会于东汉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 高肇一支要达成伪冒渤海郡望的目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归葬渤海，从而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高植墓志》、《高湛墓志》、《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都发现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可见高肇一支已经成功地迁葬入渤海。据《高贞碑》所载高贞死于延昌三年（514年），归葬渤海则在正光四年（523年），其间迁延了十年之久，其中固然有高肇在孝明帝继位之后被杀，高氏势力一度中衰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是因为在归葬渤海的问题上争执不下。高肇一支试图归葬渤海，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渤海高氏的抵制，高肇固然权势熏天，但渤海高氏也是仕宦不绝，并拥有强大的乡里势力，高肇一支想要归葬渤海绝非仅仅依靠权势便能达成目的。延昌三年（514年），宣武帝曾下诏令高肇将其父兄迁葬于乡，所谓迁葬于乡当是指父兄之墓从平城迁往渤海，这当是高肇利用皇权的力量，试图伪冒渤海高氏的一次努力，但是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此次迁葬却是不了了之，高琨确实是被重新安葬、并营造规模宏大的坟茔，重新制作的墓志中也详细标明了其渤海條县崇仁乡孝义里人的身份，但是高琨依然被安葬在平城旧茔，而未能迁葬于渤海，可见高肇一支试图归葬渤海的努力绝非一帆风顺。笔者推测高肇一支最终能够归葬渤海，渤海高氏中的高绰、高聪两人或许在其间起了一定的作用。高绰、高聪两人皆曾经因为党附高肇而被元匡弹劾，可知两人与高肇的关系密切，高肇试图伪冒渤海高氏努力若能得到高绰、高聪的支持，便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而高绰、高聪二人通过党附高肇，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权贵的庇佑，双方各取所需。尽管高绰、高聪去世略早于高贞归葬渤海，但并不能排除两人周旋于其中的可能性，在迁延十年之后，高贞得以归葬渤海的背后，很可能存在着政治默契，而且高贞葬于渤海之后，高植在神龟年间、高湛在元象二年（539年）分别归葬渤海，高肇一支如此大规模地迁葬渤海，当是得到了渤海高氏的默许。 由于高肇、高英均未能得以善终，高肇一支冒籍渤海高氏一事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但正是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为我们观察北朝贵戚伪冒士籍的方法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利用皇帝的权威在封赠过程中做些手脚，伪造家族的谱系并勒之于墓志是最常见的手法，但在士族时代，要达成冒姓的目的，仅诉诸于政治权威并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毕竟士族地位更多地来自于社会的认同，而非皇帝的敕封。如何取得士族社会的认可，进而改变原来的著籍地，迁入想要冒入士族的聚居地，如此这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则有望洗去冒姓的痕迹。 而随着渤海高氏郡望的逐步形成，伪冒郡望的事件日益增多。在此情形下，高氏宗族内部也必须有所行动，北魏后期，高谅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便可以看作为高氏家族内部的应对之策。身处冒姓的压力之下，渤海高氏内部也开始注意辨别源流，以期能维护家族谱系的纯粹，而高谅编纂《亲表谱录》行动的本身则可以被视为渤海高氏郡望形成的重要标志。 关于高欢冒姓问题的再检讨 关于渤海高氏谱系的研究，学界关注最多的是高欢一支的族属及其是否出自渤海高氏的问题，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关于高欢与渤海高氏的关系，开创性的研究是由滨口重国先生完成的，他详细考辨了高欢一支的族属源流，发现高欢家族与河州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据《魏书·高湖传》、《北齐书·高归彦传》等相关传记的记载，可知高湖长子高真一家三代皆居住于河州，而高真之孙高归彦、曾孙高普在高欢平定京洛之后皆是从河州投奔高欢，可见高真一支长期定居于河州。而高湖本人曾为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次子高各拔之子高猛虎为鄯善镇录事，幼子高稚为薄骨律镇将，高稚之子高陀为沃野镇长，这些地区皆邻近河州，或许与其家族居住于河州有关。尽管高欢所出的高谧一支在坐法徙居怀朔之前居住地不明，且相关记载抵牾之处甚多，颇有经过粉饰的痕迹。但是由于高湖一支皆居住于河州，高谧一支也很可能居住于河州。笔者以为滨口重国先生的这一发现是判定高欢一支冒入渤海高氏最为有力的证据，渤海高氏与乡里宗族关系密切，大都聚居于渤海乡里，如高允十余岁时，奉祖父丧还本郡等事例皆可证明高氏家族与乡里社会关系密切，而高湖一支却长期定居在胡族聚居的河州，其非出自渤海高氏明矣。 除此之外，尚有许多旁证可以支持这一论断，例如渤海高氏的成员多以文学才能见长，而高湖曾率领三千户归魏，总领代东诸部，行迹与领民酋长类似，高湖的子孙多担任边境军政的武官，与渤海高氏的门风完全不同。又如《北齐书·高乾传》史臣曰：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启疏，假手天诛，枉滥之极，莫过于此，其中“异丰沛故人之语”可以证明高乾与高欢非出自于同源，又如王鸣盛所云：高允与高欢乃是五世内的近属，却未获追崇。而支持高欢出自渤海高氏的意见，如陈群先生认为自高谧至高欢不过三世，在谱系严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恐难掩人耳目，但是考虑到高欢时期高压的政治形势，借助政治权威伪造谱牒并非难事。另外尚可补充的是高欢一支的冒姓活动背后很可能有渤海高氏的成员参与其中，高洋曾命渤海高德正领宗正卿，高德正是高洋亲信的汉人大臣，宗正卿一职一般多由宗室担任，高洋用高德正担任此职，固然有视渤海高氏为同宗，笼络高德正及渤海高氏之意，但值得关注的是宗正卿的职责之一便是辨析宗室系谱，以高德正出任此职或许正是要借其手将高欢一支冒入渤海高氏的谱牒之中。李培栋先生认为：高欢只追崇四世之内的祖先，而高允距高欢五世，未获追崇本是正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王鸣盛的意见，但对于高欢一支伪冒渤海高氏基本论证并无动摇，因此高欢一支乃是渤海高氏的假冒牌当可无疑。 作为鲜卑化程度很深的人物，高欢仍自称为汉人名门渤海高氏，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重视门第的一般风气。值得注意的是北齐覆亡之后，高欢一支依然能够维持渤海高氏身份，不被揭破。这主要应当归功于高欢从弟高岳之孙高士廉，高士廉为唐初名臣，与唐太宗为姻亲，曾负责编纂《贞观氏族志》，《贞观氏族志》的编纂方针之一便是崇重今朝冠冕，在此方针的指导下，高士廉很可能借机将其本支纳入渤海高氏的谱系中去。与高肇一支不同，高欢的家族没有因为北齐的覆亡而丧失显贵地位，这是其能够在唐代维持渤海高氏身份的重要保障。 更值得注意是，高欢一支的后裔在唐代已经成为了渤海高氏的主流房支，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所载唐代渤海高氏出现宰相的两支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欢一支在唐人心中已被视为渤海高氏的正宗，甚至连谱学家都难以辨识，高欢一支后裔的墓志发现甚多，皆自称为渤海高氏，并不讳言先世乃是出自于高欢，其中一方更是出自谱学名家柳芳的手笔：夫人姓高氏，讳态，字淑，渤海蓚县人也。周锡茅社，魏尊股肱。洋洋青史，可略而言。曾祖士廉，皇尚书左仆射，赠太尉，谥曰文献。言之凿凿之下，高欢一支冒姓痕迹，随着时间的冲刷已渺然无痕。不但是外人对于高欢一支冒姓的记忆已日益淡漠，难以辨识，就连渤海高氏宗族内部也将高欢一支视为正宗，序其行辈，高峤撰写的《大唐故洛州司户高府君墓志铭》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证，志主高缵出自渤海高氏高祐一支，是高德正的玄孙，而墓志的撰写者高峤则是高士廉之孙，高欢从弟高岳玄孙，两支尽管皆号称渤海高氏，但据上文考订，出自于高欢支系的高峤乃是渤海高氏的假冒牌无疑，但有意思的是志后原署：族父绛州曲沃县令乐安县开国公峤撰文，从这一题名中可知高峤与高缵两支已经互相认同，视为同宗，从高缵后人邀请高峤撰写墓志一事还可以推知这两支间的关系颇为密切，尽管高峤所撰志文中对于高缵的先世叙述的颇为详尽、准确，应该不难发现两支并非同源，但对于同宗的认同与想象却能够超越这种疑问，使两个本没有关系的家系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其背后的意义究竟如何？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的问题。 高欢一支的冒入对于从南北朝进入唐代渤海高氏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这种借助于皇权力量对于士族谱系的重新构拟，同时也对渤海高氏宗族内部的认同产生了影响，这种假冒牌与正宗房支合流现象的出现便是其表征之一。 高欢、高颎等房支冒入渤海高氏，是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另一侧面，房支数量的横向增加，造成了渤海高氏谱系的紊乱，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是渤海高氏能在隋唐时代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以渤海高氏名义活跃于隋唐政治舞台的房支，维持了高氏郡望保持不坠。纵向的攀附与横向的叠加是士族谱系层累建构过程中的一体两面，通过分析高氏谱系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古士族郡望名称保持不变的背后，内部的社会流动与代际更替，新房支的崛起，无论其真伪如何，都印证了这种社会流动的存在。这种通过冒姓表现出来的隐性、缓慢而持续的社会流动是士族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而又恰恰是这种社会流动扩大与加快，伪冒姓望现象的泛滥，使郡望失去了原有价值，造成了以士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崩溃，埋葬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士族制度。
自从陈寅恪先生提出李唐先世乃是伪托陇西李氏郡望这一问题以来，伪冒士族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大量个案研究的积累，我们对于不少士族谱系中的断裂可疑之处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 例如王永兴、韩昇先生先后对杨坚一支冒入弘农杨氏的问题进行了揭示。与笔者研究的渤海高氏情形类似，太原王氏家族的谱系中也体现出了层累造成的特点。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研究中否定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唐代碑志中将太原王氏系谱追溯到周灵王的太子晋、周文王、后稷、王子成父、周平王的王孙赤这五种记载，认为太原王氏的可靠谱系至多追溯到后汉的王柔、王泽兄弟，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在汉魏时代显赫一时的太原祁县王氏，由于王凌起兵反抗司马懿，家族中衰，相对后起的太原晋阳王氏则以西晋功臣的身份后来居上，成为后世太原王氏谱系的正宗这一郡望转移的过程， 陈爽先生也揭示出活跃于北魏政治中的太原王氏王睿一支乃是由中山王氏伪冒，其家族在皇权的支持下大规模地迁居并州，徙葬太原晋阳，通过这一土著化的过程，中山王氏到了唐代已经成了太原王氏的主支之一。 郭锋先生在对晋唐张氏郡望变迁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张氏共有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四望，进入唐代，随着清河张氏日益显贵，清河一望成为了所有张氏的“共同姓望”，而其他三望则逐渐湮没。 陈勇先生新近发表的关于袁氏的研究也注意到汝南袁氏的郡望在汉唐之间发生了从陈国扶乐向汝南汝阳再向陈郡阳夏的转移，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袁氏谱系则是拼合以上三支袁氏世系而成。 王明珂先生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指出透过“得姓”以及与姓相连结的祖源历史记忆，华夏周边非汉族群的统治家族，以及中国域内社会中的家族，与黄帝（或炎黄）建立想象中的血缘联系是整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学界其实已经普遍注意到士族谱系连绵不绝的表象背后普遍存在攀附、伪冒、嫁接等种种暗流，但问题是现有的研究更多的停留在发现谱系中牴牾之处，加以辨伪的层面，但对士族谱系被不断地人为拉长、越变越“胖”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动因则关注不多。 笔者通过对于渤海高氏的个案研究，提出士族谱系的形成具有层累构成的特点，其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当然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来加以检验。但通过这一视野，我们有机会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探索士族谱系的建构对于当时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意义。必须注意到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士族谱系在历史上绝非是一成不变、一次写定的，而是通过多次改写层累堆积而成的，进而我们在实证研究中可以更多地关注每一次改易谱系、增添房支背后政治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角逐，促进我们思考士族普遍改易谱系这一现象对于整个中古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士族郡望这一金字招牌千年不变的表象背后，社会流动、阶层升降是如何展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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