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格赫访谈录 采访人： 张芸 摄像： 娜乌云嘎 高苏雅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22日 采访地点：内蒙古电影集团 录音整理：尹悦婷 文本选编：张芸  受访人简介： 卓·格赫，男，蒙古族，1953年11月30日出生，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人。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至今。先后从事过的专业有歌舞团的小提琴手、作曲者、小说创作者、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和导演。电影代表作《尼玛家的女人》《蔚蓝色的杭盖》《索密娅的抉择》《荒漠中的狮子》《德吉德》等。  卓·格赫导演采访照 张芸：卓导您好，非常荣幸能够采访您。首先我简单地向您介绍我们做“内蒙古电影口述史”的目的，我们通过内蒙古电影人口述的方式，记录、整理与内蒙古电影有关的一切事实、史料、发生、发展以及文化记忆，我们希望能够将内蒙古电影的历程、60余年来内蒙古电影人的精神，通过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项工作既是抢救留存珍贵的内蒙古电影资料，同时也是留赠未来有志于内蒙古电影创作、研究的后学。做内蒙古电影口述史是一项迫切的工作，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首先，请谈一谈您进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经历。 卓·格赫（以下简称“卓”）：其实起初我没想过干电影行业，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作曲，我的业余爱好是写小说。后来小说获奖了，当时的厂长葛根塔娜通过塞夫问我愿意不愿意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做编剧，我说愿意，于是1982年我就调入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 张芸：您1982年调入电影制片厂，是不是才20多岁？ 卓：还没到30岁。我是从音乐专业跨到编剧的，我的专业是交响乐创作，我那时候不想在家乡待着，就想着考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就准备放弃，开始写小说。因为那时候我的小说已经获了好几次奖，全国的和自治区的奖都获过，正好葛厂长也说到了电影制片厂缺编剧的事，我当然愿意了。但是歌舞团不放我，我知道自己在那里不会有多大发展，就毅然辞职了，就这样进入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 1984年电影厂还把我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这次学习是宣传部组织的，是为了跟北京进行文化交流，那年送去导演系学习就我一个。我对学导演没有什么兴趣，学了半个月以后，我就给厂里打电话说要退学。按要求应该学两年，厂里没同意我退学，我就一直学下去了。当时郑洞天老师让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留校当一名老师，因为当时体制的关系，如果离开电影制片厂就不太可能做电影了。我想既然学了，就要做民族电影。那时，广东省电视台也想要我，但是我想到如果留在电视台还是不能拍电影，所以我就回来了，回厂以后我就上班了。 我拍电影做导演，不像一些导演在电影现场那么激动，我总是很平静。我喜欢有艺术的气息包围着的感觉，将我脑海中浮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大部分导演在现场脾气都不好，但是我不会，因为我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电影制片厂改制了，像我这样不善交际的人做事就更难了，我意识到自己当导演是不行了，所以就又开始当编剧。后来电影厂不发工资了，我就被逼到北京去了。 张芸：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卓：改制之后，他们就发了一个通知，厂里不给艺术干部发工资了，就留几个行政人员看着厂子。我们厂有16年没发工资了，从那个时候直到前年，我们夫妇都在厂里，因为都是艺术干部，所以都没有工资了。这样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被逼到北京，北漂当编剧，一直漂到现在。 我做编剧的时候，有一个演员叫阿云嘎，磨了我两年让我跟他拍片子，他是小成本制作，我不怕小成本制作，就答应了。这部电影的制作费是这孩子东拼西凑出来的，甚至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所以我对这部电影非常认真，后来我给他拍了两部电影，就是《尼玛家的女人》和《蔚蓝色的杭盖》。 张芸：原来这两部影片有着这样的渊源。 卓：这两部影片当年一起入围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而且电影频道和电影局都非常喜欢这两个电影。当年《蔚蓝色的杭盖》拍完后，在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导演研讨会上选中的六七部影片中就有这部片子，相关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没有参加。《尼玛家的女人》被电影局推到院线去了，而且当年电影局给政治局报的十部影片就有《尼玛家的女人》。在拍《蔚蓝色的杭盖》的时候，主演巴特尔就给了我11天的时间，因为他当时正好在拍安踏的广告，只有这11天的时间，所以拍得很快，这部电影花了60万左右。《尼玛家的女人》和《蔚蓝色的杭盖》的剧本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就这么把电影做起来了。很可惜，后来阿云嘎因车祸去世了。 张芸：这是哪一年的事呢？ 卓：是3年前的大年三十出的事，当天他还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说他过了初五就去北京，请我继续给他拍电影。但是我是真的不想拍，因为我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之前有一个电影局认可的剧本《成吉思汗的水站》，当时差点没有通过审查，后来审查小组给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比如片中喇嘛不能出现。但这是有违常理的，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是有喇嘛的，我后面就改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但他们还是让我删掉。后来我想了一些办法总算把事情给解决了。后来拍摄《德吉德》的时候我才真正地认识到了民族电影，以前都是城市的蒙古族拍牧区的蒙古族，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牧区的生活。我是内蒙古电影导演里唯一一个专拍牧区题材的导演，我不太在乎赚钱。《德吉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第二次放映也是在大学里，我看到旁边的记者采访大学生们，这些蒙古族孩子们都很感动，他们说这部纪录片真好看，我就觉得我成功了，我就是要走这种记录的形式。 张芸：您这部片子首映式的时候我带着我们200多个大学生去参加了，他们回来以后跟我反映说非常好。 卓：因为我一直是在汉语教育的城市长大的，作为一个蒙古族不会说蒙语，我对牧区的感觉是空白的，不像真正从牧区出来的孩子，他们都有在牧区生活的经验。我自己每年都到牧区去，虽然牧民说话我听不懂，但我还是用心去感受，硬逼着自己去弥补这种差距。实际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所以一写就能写出戏剧性，戏剧结构非常好看，剧情可以推动着往前走。《德吉德》的剧本我写了3年，拍的时候还要跟演员请教，因为人家是一位真正的牧民，所以多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才能拍得更真实。这个电影拍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是第一次我在拍电影的同时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过去没有学习的机会。而现在当你作为一个导演去倾听演员的意见的时候，听完以后觉得很受益，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估计绝大多数导演是不愿意这样拍的，拍这种电影就是要甘于寂寞，一是投资不大，二是要常常跟牧民在一起。现在有些导演愿意用少男少女当演员，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干起活来也有意思，跟牧民和羊群打交道一般人不愿意。 张芸：德吉德的男人一直没有出现，即使家里没草了也不出现，这是真实的还是您设置的？ 卓：这是我设置的。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蒙古族男人比不上女人，我们蒙古族女人是出了名的勤劳、忍耐，她们引发了很多世界级的大事，但是没有宣传出去。比如成吉思汗的母亲，还有那个有大智慧的忽必烈的母亲，作为一个寡母，她培养出了4个世界级的汗王。包括忽必烈的皇后，她是第一个在皇宫里搞环保运动的人，还给忽必烈设计过马甲。这些事我都是从史书上看的，有时候我边看边感动得流泪。蒙古族女人一辈子任劳任怨，但很少悲悲切切、自怨自艾，在一起总是快快乐乐的。以前都是男人伺候马，现在牧区也没有马了，他们就只剩下喝酒了，活儿都是女人干。 我在《德吉德》里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我认识一个牧民，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蒙古族表达爱情的方式。他叫老孟克，跟我同岁，他的汉语不好不太说话，他的妻子是嘎查书记，我和她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们都是王爷的子女。书记经常出去开会，开完会很累了回来还要给我们做饭，等我们吃完饭自己吃剩下的，然后收拾碗筷涮锅。我们喝酒时我跟他们说这里的矿泉水很好，明年夏天我要带我夫人来喝矿泉水，我们一直喝到后半夜。第二天，副导演跟我说老孟克告诉他我值得结交，请我明年夏天带我夫人到那个泉水边搭个蒙古包住，并且会杀羊招待我们。他这人一旦看上谁就愿意付出这么多，蒙古族人表达感情非常直接。 张芸：德吉德的妈妈也出现了，她表现得很平静。 卓：剧本我是用汉语写的让演员自己用蒙语翻译出来，翻译得都特别棒。这个老太太的领悟力特别好。她不是群众演员，她就是角色。我的《蔚蓝色的杭盖》就是为了巴特尔写的，他就问我怎么演，我就告诉他怎么舒服怎么演。诺明花日演的时候，我就说你等等再演吧。她是专业演员，容易演过了。拍摄《德吉德》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要赚钱，并且我自己还投入了很多进去，但是结果令我很不满意。我在怀柔参加了一个会议，一个院线经理跟我说电影里不要加入那么多民族特色，郑洞天老师直接站起来说没有民族特色的电影还叫民族电影吗？现在许多老导演坚持把民族电影的品质保持下来，不像有一些人胡编乱造，价值取向不明。 张芸：有没有可能由政府投资这类电影，让导演们不用考虑市场的回报放开手脚创作？ 卓：新疆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电影本身投资不高，走的又是新疆的民族院线，基本能收回成本。但是人们不愿意拍小成本电影，导演们觉得挣不上钱也不干。 张芸：从类型上讲您自己是怎么定位《德吉德》这部影片的？ 卓：我觉得它是一部记录式的电影，也可以当作是纪实电影。 张芸：这种电影和纪录片的区别在哪里？ 卓：其实现在区别越来越不明显了，纪录片也在找演员演，国外好多纪录片都是演员演的。 张芸：您能否具体阐述电影里“狼”的用意是什么？还是当时就真的有这么一匹狼，德吉德就是那样对待那匹狼的？ 卓：我一直对狼特别感兴趣，我看过一个加拿大作家写的一篇小说叫《与狼共度》，非常感动。我还有一个剧本，比狼图腾还早8年，电影集团一直很想拍，叫《最后的狼》，就是写一匹狼和一个老人的故事，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但现在一直没有拍。因为我对狼特别感兴趣，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把狼写进去了。那本加拿大的小说翻译成了好多国家的文字，它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也非常大。我看到这部小说以后，一写牧区的东西就喜欢写出一个狼，但写出了狼，拍的时候却找不着狼，我们的剧组也没有条件去驯养狼。拍摄过程中狼主人拿铁链子把狼从笼子里牵了出来，我让主人把拴着狼的铁链放开。把狼放了以后，狼就围着我们的剧组一直转，整整拍了20天的狼，最后真正能用的素材非常少。最后狼一看见我们都认识我们了，跟我们非常熟悉。 我们蒙古族有一个传说，传说我们是狼的后人。我对狼这个动物还是非常尊重的，我觉得拍蒙古族的电影一定离不开狼，成吉思汗军队的作战战术也是学习狼的战术。 从电影作为艺术的角度来讲，我们传统的电影要走下坡路了，因为它往娱乐的方向走了，艺术性上降低可能才能达到全民娱乐。像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特效用得多，娱乐性非常强，这样的电影票房估计会很高。剩下就是我们拍的这些小成本的电影，现在小摄像机拍出的高清画面在电视台都能播放，过几年或许小的摄像机拍摄的东西都能在大银幕上播放了。将来或许人人都能拍电影，这就是全民娱乐时代到来的前奏，技术含量越来低，才能娱乐起来。在我的观念里，我认为电影是艺术，也是商品，就是艺术含量比别的商品相对高一点。 张芸：《德吉德》是您写的剧本，然后刻意拍的一些场景也有非职业演员，就像做纪录片一样，我觉得这是开拓了一种新的民族题材类型。 卓：其实这个不是我最早应用的，国外已经有很多这样拍电影的导演。在民族电影领域，我的《德吉德》是有突破的，《成吉思汗的水站》也是有突破的。过去蒙古族电影，特别是这种蒙古族的牧区电影，没有人用一种超现实的手法去表现，我在这个方面是有突破的。其实我写小说的时候，几乎不怎么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因为我是从音乐转过来的，我喜欢抽象思维。内蒙古文学界第一个搞现代主义的就是我，后来转到电影上了。我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东西，这也是当时我不愿意读电影学院的原因，我就喜欢创作现代主义音乐，那个时候乐队的年轻人都喜欢我做的东西。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听着交响乐写出来的，当时正赶上周总理去世，挺伤感的，每天听着《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交响乐，后来就真的写出一点东西了。“四人帮”一倒台，我就去投稿。我觉得电影的艺术氛围没有以前我音乐圈子的艺术氛围强。 张芸：请问《德吉德》是怎样运作的？ 卓：我们现在还没有运作，它的投资方是民族电影制作中心，后面就是民族委员会。实际上这部影片是由行政机关制作的，他们不像专业的制片公司在得知影片反响好之后会很认真地去推广它。北京的影展搞了一次商业片和艺术片的评分，商业片评分最高的是《泰囧》，艺术片最高的是《德吉德》，得到这种结果民族委员会的领导就很满意了。他们不会运作，这让我有些受不了，我辛苦创作出来的作品应该好好推广的。 张芸：这部影片的投资大约是多少？ 卓：投资大约在300万左右，原本是给了400万的预算，但是我只用315万就完成了拍摄。这里面有咱们内蒙古的投资95万。我还从亲戚那里拿了100万的赞助，北京方面投资了110万。我担任了这部影片的导演和编剧，但是我没有拿到一分钱酬金，因为影片拍摄到后面资金已经跟不上了，这个片子完成以后，欠的钱就是我的酬金了。包括后来我得奖的10万元也都投入进去了。当时我觉得无所谓，因为电影是我热爱的事业，但是片子后面没有进行运作，我就觉得特别遗憾。 张芸：您觉得在本片中，包括德吉德本人，群众演员和专业演员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卓：我觉得每个人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兴趣点也不一样，我拍电影还是喜欢真实一点的东西，真实的效果有时找专业人员是达不到的。因为拍的是蒙古族电影，我们蒙古族演员肯定要比外地的明星演得好。我在阿拉善盟采景拍《成吉思汗的水站》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男演员看了剧本以后要求免费主演这个电影，但是他的形象不符合蒙古族人特点，即使他名气再大也不能乱用人，最后我还是拒绝了他，这样创作出来的影片才会完美。 张芸：这就是咱们内蒙古电影人的执着，有的导演也许为了商业卖点就妥协了，但是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您身上。 卓：是这样的。电视剧《胡杨女人》我看着就憋气。包括蒙古族自己有时候也把蒙古族特有的东西都忽略了，这就是我后来对做《德吉德》感兴趣的原因。比如，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那时的蒙古跟我们原来想象中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做民族电影不能光就事论事，一个电影要寻根究底它的历史渊源，这样才能把握住这个故事的精神品质，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是活生生的、有现实土壤的作品。就像《德吉德》这样的电影，我去选几个牧区的孩子来演，虽然他们表演技巧上差一点儿，但是他们就适合拍这种类型的影片，最后拍完的效果就会好。在国际电影节或大的电影节上也是如此，只要内容好，技术是排在第二位的。像我这种没在牧区生活过的人还能拍出来这样的电影，要是牧区的孩子好好琢磨琢磨，在家里拿个机器去拍绝对能拍得好。 张芸：那您拍完《德吉德》之后没有再拍别的作品吗？ 卓：我暂时没有新作。但是我有比《德吉德》更好的剧本，完成后肯定能胜过《德吉德》。其实拍摄这个片子费了这么大劲儿，从北京获得的反响也很好，但是因为投资方不知道怎么往下做，导致这部影片的影响不够。像《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得了奖后，直接得到了500万元的运营费。我们这部电影没有运作，到最后也是籍籍无名。作为一个好导演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你的社会活动。过去艺术家的作品只是传达自己的内心，现在这样已经行不通了，你必须把你的作品推广出去，导演必须是一个商人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而真正的画家、音乐家就不用考虑这些事情，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虽然我做这个行当，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行当也就是因为我不想当一个商人。我们的民族电影相信能出来很多不错的东西，但是不能靠我们现在这批导演，我们要把希望寄托给新一代的人。 张芸：您怎么看内蒙古影视联盟？这样的联盟会不会对我们民族影视下一步的发展和走市场化道路带来帮助呢？ 卓：现在的联盟和市场没有关系，只能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民族院线，现在这个民族院线也成了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这跟全国的院线没有关系。其实，我们自己也承认我们内蒙古拍的大多数民族影片都是“穿靴戴帽”。我有一个当皮肤科医生的远房哥哥岁数很大了，他一直就特别气愤，说怎么我看的内蒙古电影片咱们蒙古族没什么关系呢？就是叫了蒙古族的名字罢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导演编剧中能有几个每年闲下心来下乡体验生活，可能这几年也就我一个，就是我拍的《德吉德》。 张芸： 1978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蛰伏的狮子》是您作为编剧拍摄的，您能谈一谈这部影片吗？ 卓：这是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的第一部片子，宁才是这部片子的男主角。我是在一个残缺的图片上看到了黑城的图片，我到处问人最终找着了黑城所在地额济纳旗，写出了这个本子。 张芸：1978年《蛰伏的狮子》的投资是多少？ 卓：那时候还没有改制，投资是40万元。 张芸：从那时到2003年之间您一直没有创作影片，这中断的十几年间，您一直在做什么工作？ 卓：我开始写剧本，到北京闯荡去了。我是内蒙古青年作家，北京也有一帮青年作家，跟他们相比我的优势就是懂音乐，我是专业搞交响乐的，那真不是一般的懂音乐。我都是靠着我的节奏感来写东西，这就是搞音乐的好处。 张芸：您自己的电影可以自己配乐吗？ 卓：我现在不配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多年不碰音乐了，另外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现在的器材我不太熟悉，很多我都不会用。 张芸：《索密娅的抉择》主演张静初那时候还没成名吧？ 卓：在拍摄《孔雀》前，顾长卫曾在我做片子时来看过张静初的表演，那时候张静初还在中央戏剧学院成人教育系学习导演。  《索密娅的抉择》海报 张芸：那您挺认可张静初这个演员的表演？ 卓：在拍戏的时候我跟张静初谈了很多，有时我还要画图解释给她看。我一开始跟她说戏的时候她有点摸不着头脑，她觉得自己心里没数，我说听我的就行，我有数。我告诉她让她放空自己。草原题材电影其实就很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题材，那时的意大利刚刚经历过二战，很贫穷没有资金，使用的大多是非职业演员。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穷到没有资金，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观。张静初现在总是说怀念拍戏的那个阶段，她是个很朴实的演员，特别爱吃羊肉。有时候拿把刀就偷跑出去吃羊肉了。 张芸：您的《蓝色骑士》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卓：是城市文明与草原传统文化的碰撞。《蓝色的骑士》被美国的一个电影节选上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大学让我去讲民族影视，我不想去，想着坐飞机到纽约还要再去加利福尼亚太麻烦。  《蓝色骑士》剧照 张芸：我觉得还是国外对这种艺术片比较关心吧。 卓：要想做好蒙古族电影首先要去研究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有些东西外国人反而更能接受呢？因为在蒙古族传统文明中，相当多的一些古老的文明跟西方发达的先进的价值观是同步的。这种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能把它表达准确了，西方人肯定喜欢。不是说传统的都是落后的，有些蒙古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跟现在发达国家的核心价值基本上是同步的，一点都不落后。 张芸：除了普世价值还有什么？ 卓：普世价值是软实力，蒙古族文化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从蒙古族分化出去的民族有的信了伊斯兰教。只有蒙古族始终是信佛教。同样都是游牧文化，蒙古族跟他们又不一样，非常独特，这种文化仔细研究是很有趣的。 张芸：总觉得您的电影《蓝色骑士》中父亲、女儿和儿子这3个角色的设置表现出了3个人不同的文化观念，很有意味。 卓：首先，故事肯定是编的。但是要编的故事必然已经在心里考虑过很多次了，真正坐下来写的时候故事自然而然就流出来了。我下到牧区体验生活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引发了我的思考。我写成吉思汗的根据我很早以前看过的一个外省的报道，有人在烈士陵园旁边搭了一个歌厅，这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顾不上了。 张芸：是的，能够看出来这里面凝聚了您对生活的思考。 卓：下牧区真是很必要的，比如我现在要是再写一个关于草原牧区的剧本，我还得下乡。但不是所有地方的故事只要下乡就能写出来，北京方面让我写维吾尔族的故事，我说我写不了，我一点都不了解可不能胡编乱造。  《索密娅的抉择》剧照 张芸：我在您的《蓝色骑士》中能体会到女儿对父亲的一种谅解。 卓：因为时代剧变下草原文化的消退也是一种大势所趋，片中的父亲也是知道的。 张芸：这种谅解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吗？ 卓：都是一样的，父亲知道这种趋势他改变不了，但是他还是这么做。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文明的碰撞。所有的人都喜欢城市文化，特别是年轻人。你不能硬编这个年轻人就不喜欢城市就喜欢放羊，即使编他就喜欢放羊也要有充足的道理。这种现象不光只有中国有，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也都是这样的，年轻人都往城里跑了。这是世界性的问题，这种大趋势不是个人能够改变得了的。现在留下这些传统的东西将来由谁来传承，全世界没人能知道，现实就是如此。 张芸：我觉得您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还是跟您骨子里对蒙古族的热爱分不开。 卓：热爱是肯定的。每年过完年就到牧民那里喝酒去，我也搭不上话，就一直在喝，享受那种幸福之感，听着蒙古语的声音就觉得很幸福。 张芸：您都去哪里？ 卓：锡林浩特周边。我老家是阿拉善盟的，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张芸：您认为咱们内蒙古民族题材的电影如果想走市场化道路应该怎么做呢？虽然这些影片具备艺术性质，但是商业性普遍还是不行，您觉得这类影片的前景在哪里？ 卓：我举个例子，有的民族题材电影在剧本上写得很商业性，而在其他方面的选择上就简单地采用“穿靴戴帽”的方式。比方说简单套用一些蒙古族的名字、服装或者风俗，但是把其中的故事放到任何一个环境都能成立。我写的东西就不一样，《德吉德》这个故事拿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成立，只有在草原上才能发生，这就是它的独特性。民族电影一定要有民族的特性，特性都没了，你创作它还有什么意义？那年有个人找我要给我投资一个亿，他让我做那种简单套用式的蒙古族商业片，我考虑都没考虑就拒绝了，这种不伦不类的影片我拍不出来。 张芸：现在民族院线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 卓：已经有了，政府给批出了一个放映厅专门放映民族电影。全国目前已经开始推广了。内蒙古这几年富裕起来了，但是在电影方面投资很少。南方有些地方给民族电影投资，一个县一个市能投几百万，在我们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我们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 张芸：您能给我们谈谈1982年到现在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吗？ 卓：我1982年就到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读了两年“文研班”，又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班学习了两年。1986年回来就拍摄了《荒漠的狮子》，接着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厂就改制了，莫尔吉胡老师是内蒙古最早搞影视投资的，现在电影厂已经变成集团公司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民族电影领域一直是处于领军地位，没有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内蒙古民族电影就发展不起来。 张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期待您的新作！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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