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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上八大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麻城孝感乡”，一直以来便是川渝民众心目中的故乡所在地。流传了近五百年的“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的民谣，更是反映了移民后裔内心深处浓浓的故乡情结和对祖先居住地的深深追忆。这种追忆从本质上是移民后裔对于家族迁徙历史、祖先功德的一种历史记忆。而族谱作为民间记忆的主要载体，它不仅记述家族渊源、历史变迁、祖先事迹还承担着弘扬祖德，约束子孙行为的功能，从而达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的目的。正是基于族谱对于家族历史变迁记忆的记述，从而保存了大量有关家族迁徙历史的信息。谭其骧先生指出：“移民史使用族谱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移民后裔在追忆祖先迁徙时间、迁徙原因、迁徙地点等问题上所留下的信息，是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的。近年来，四川学者在移民史、方言习俗等方面运用大量族谱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运用族谱的基础土，通过相关的488部民间族谱，围绕“麻城孝感乡”现象，就湖广麻城尤其是孝感乡的移民后裔是怎样传承家族历史记忆的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移民时代的记忆 在中国移民史上，元代以来尤其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开启了自东向西的迁徙流向。虽然“湖广填四川”作为一句歌谣在民间传唱，少见于正史记载，并未引起当时学者过多的关注，但是大量迁川移民后裔却对于此歌谣一致认同，并通过移民族谱对家族的迁徙时间、祖籍地作了详尽的记载。 由于以“湖广填四川”为背景的湖广籍移民迁川活动从13世纪持续至18世纪，时间长达近500年，以至民间族谱在追忆祖先的历史上，往往存在着时代交混的问题。笔者通过对488部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撰写的族谱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信息进行初步整理，发现民间族谱在涉及祖先迁入四川的时间记忆上，有八种表述，故可以细分为八个时段：(1)元代：元代及以前迁川家族。(2)元末明初：元末、明初时迁川的家族。(3)明夏时期：明夏政权时入川或洪武元年(1368年)至四年(1371年)入川家族。(4)洪武时期: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迁川的家族。(5)明代洪武三十一年以后迁川的及载明明代迁川的家族。(6)明末清初：明末、清初、顺治时期迁川的家族。(7)清康熙时期：载明康熙时期迁川的家族。(8)清代雍正、乾隆等时期迁川的家族。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1、“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历元至清不间断的持续近五百年的波澜壮阔的移民事件。 从时间的连续性上看，可以把八个移民时段划分为三个大的移民时期： (1)元末明初：(包括元代、元末明初、明夏、明洪武时期)此时期始自元代，最早在元代中期，已有麻城孝感乡籍移民迁川活动。例如：王氏，原籍山西太原初迁麻城，元大德年间(1298—1307年)避兵乱迁川之宣汉双河。又如：赵民忠，原籍湖广麻城孝感乡，元仁宗延祜七年（1320年)迁川之简阳大桠口枷檐湾。当然，此时迁川的人数是零星的，从统计来看也只有7例，占总数的1.43%。 麻城孝感乡移民迁川在经过元末战乱、明夏招抚移民至明洪武组织移民三个时期而达到高峰。此时大量家谱记载了这三个时段的情形。 元末：如洪氏，原籍湖广麻城，元末避徐寿辉之乱迁川之涪陵龙潭。 明夏：如李祖一，原籍湖广麻城孝感青山。因明夏招抚，兄弟七人迁川之仁寿又如:何德明，江西庐陵迁湖广麻城，为明玉珍将，子舜卿归附明朝，落业涪州。 洪武时期：如杨汉杰，麻城孝感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与旺杰、玉杰兄弟奉旨迁川之蒲江高桥乡。又如:姜明继，湖广麻城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从军征云南平凉山夷后守大渡河落业黎州。此一时期的移民运动以湖广人为主体，占到整个移民时期的50.82%。 (2)明代和平移民时期:在移民的高潮期过后，移民活动并没有就此终止。在经过明代二百余年的和平发展移民迁川依然保持了它的连续性；而此时期的移民还是以湖广人居主，但是在移民的方式上呈现出多元化。明代麻城孝感乡籍移民家族112例占总数的22.95%。如曾氏，湖广麻城人，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迁四川井研县东。又如李乔，原籍湖广麻城，明代宦游入川，落业四川庆符县。李富阳，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明代迁四川资阳丰裕、资州西二里。可见明代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一移民运动仍未停止。只是与之前的元末明初的移民运动和之后的明末清初移民运动相比无论在规模、数量、影响上都比较逊色。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的逊色而忽略了它的存在，跳过对明代的这一和平时期的移民运动的考察，是无法从整体上来把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 (3)明末清初及清代的移民运动:是元末明初与明代和平时期移民运动的继续，包括明末清初、康熙时期、清代三个时段。在这一时期移民运动的发展趋势是：从原来的因明末战争避乱入川，发展到后来清廷平定四川开始大规模的招抚人民迁川，从而出现十余省份移民齐聚四川的移民高潮。据曹树基先生研究认为：“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人口增加达到顶点，以后人口开始渐次下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基本停止。”四川自此结束了近五百年的移民大潮（1298-1776年），形成出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笔者认为，在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时段划分上，不应该忽视明代和平时期的移民运动，不可以一次说、两次说或朝代说来划分这次移民运动，而应该把自元以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看做是一个考察的整体。 2、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麻城孝感乡籍移民数量呈现出由高潮到低潮递减的规律。 这一历经近五百年的大移民运动中，麻城孝感乡籍的移民扮演了重要角色，贯穿于移民运动的始末。在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移民是移民运动的主力，无论因元末红巾军之乱迁川，还是跟随明玉珍部队上川，还是洪武时期组织的复迁黄、麻人来实兹土。上述三个时期湖广移民迁川家族的比例占一半以上。可以肯定地说，此一时期是麻城孝感乡移民迁川的高峰期。正是由于麻城孝感乡移民不断涌入四川，这才导致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消耗而撤销。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麻城移民的迁川，整个明代麻城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地迁向四川。此一时期的移民数量占到总数的22.95%。其后，在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中，由于政府的号召，移民省份从原来较为单一的湖广省，逐渐扩展到湖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十余个省份。而麻城移民只占到22.74%。宣统《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的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湖广占25%、河南和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微5%、江苏浙江10%、广东和广西10% 等。可见在这次移民中，省份来源广，湖广移民人口在构成上没有占到优势。加之，此时的湖广包括湖南，如果除去湖南一半人口，则整个湖北省移民只占四川人口的12.5%，显然也就结束了以麻城为主体的湖广人在移民人口中的优势。虽说众多的移民后裔自称祖籍麻城孝感乡，其中确实有一部分祖籍为麻城或麻城孝感乡；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冒籍心理在作怪。因此，从一个纵向的时段可以看出，麻城孝感乡移民在这一历史时期移民数量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割裂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连续性，就不可能完整地呈现出移民运动的起伏动态。 二、移民原因的记忆 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向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和“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心理。如果没有特殊的事件发生，中国人是不会丢下故乡、祖先坟墓而另迁他乡的。在历时数百年的移民运动中，关于祖先为什么离开故乡而千里迁川，在家谱上一般都有明确的记载。在笔者所见的488例家谱中，明确记载祖先移民原因、动机的家族共126例。 移民迁川的原因和比例情况如下: 1、避难、避乱、避兵入川 此原因占入川家族的将近一半。集中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战争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其入川情形又可以分为两种： (1)地主、贫民因战争、天灾等而逃难、避兵、避乱入川。例如：罗田祥，湖广麻城人，元末避难入川迁四川营山鸡山之阴。王子宗公系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梧桐村黄桷树坎人氏，“麻城第一家”因避陈友谅乱，明洪武元年（1368年)与其子觉高、觉兴、觉奚，挽舟逆水而上入蜀。落业于嘉定、仁寿、资中、资阳。张氏，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元末因避红巾军之乱，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西乡黄河镇两河口。石氏，原籍湖北麻城，明末避难入川落业宣汉天生。程氏，原籍麻城，明末避难入川落业宣汉天生。 因投奔红巾军，对抗朱元璋，而在明初避难入川。如:宋张文，湖广麻城人，明初恐受牵连灭族，三兄弟改为宋、毛、张三姓避难四川峨边。樊继川，江西迁麻城，曾助陈友谅拒明，太祖定鼎，惧逮率子孙迁蜀之江津永川。吴氏，湖广麻城孝感乡明洪武年间附逆惧逮避难迁川涪陵龙潭。 (2)和平时期逃罪入川。如王学仲，麻城孝感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避难入川到遵义府后迁夔州合州。 又如：王氏，麻城孝感人，明嘉靖年间避难四川合州。 2、宦游入川 多为外省人赴川任官而定居四川。其中，可分为以下情形: (1)文官任职而迁川。如：新繁大陌林杨氏之先，家湖广麻城孝感乡，元季有名世杰者，由礼部尚书迁蜀总管，因家于射洪，其后始居于新繁。 陶文斌，湖广麻城人，洪武初，绵竹始建，文斌公首知邑事，后卒，子孙家焉。 (2)军职镇川守土迁川。如:王移，太原迁麻城，明末授宁远将军入川镇守临邛，子孙世系。 又如：张近岑，湖广麻城人，洪武间从军征云南有功，授千忠留守黎州，遂家焉。 3、奉旨、奉诏入川 这类入川家族多为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家庭。其中，又分为几种情形: (1)明夏政权招抚入川。如：元末李祖一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李祖一兄弟七人(洪武年间)迁蜀，因于祖一公载籍仁寿。 黄氏，原籍山东，元代迁江南，五代后迁麻城孝感乡，明洪武元年（1368年)奉命迁川。 (2)明洪武组织移民入川。如：杨汉杰，麻城孝感人，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与兄弟旺杰、玉杰迁蒲江高桥乡。 简阳汪氏远祖，原籍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洪武四年（1371年)，同胞兄弟四人奉旨迁川。 (3)清代组织移民迁川。如：马氏，湖广麻城人，清乾隆年间奉命垦荒至四川忠县石宝寨沙地坝。 王氏原籍山阴，后迁江西临川，再迁湖北麻城，清代奉旨入川到重庆通江。 4、随军入川 多为跟随起义部队入川或跟随政府军队平蜀入川。其中，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跟随明玉珍军队入川。如：何德明，江西庐陵迁湖广麻城，为明玉珍将，随玉珍军入川，后子舜卿归附明朝落业涪州。 陈氏，原籍孝感陈家河，先代于元末随明玉珍军入川。 (2)明洪武平蜀入川。如：李文富，湖广麻城人，洪武四年以御林军征夏明异后驻黎州,军屯子孙家焉。 刘启，麻城孝感人，明山海关总兵，洪武四年(1371年)入川居简州老龙场。 (3)明代和平时期从军入川。如：潘荣富，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高阶堰，明弘治三年从军入川，迁四川绥定府达县，十三世孙潘元栋迁渠县清河坝。 (4)明末随张献忠军队入川。如:武氏，湖北麻城人，明末从军入川，居四川宣汉东林。 5、贸易入川 如：顾金徐，湖广麻城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贸易入川，落业于黎州尚礼乡，苟家营。 刘廷奇，原籍湖广麻城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先命家人刘俊巨，到四川中江“相土”“定宅”，然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 6、贬谪入川 如：文天富，湖广麻城人，明代因贬谪迁川之潼川长丰。 7、弃官归隐入川 如：刘朝弼，湖广麻城人，明建义将军，入川，弃官归隐居眉阳。 通过以上家族迁川原因的列举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历时近五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众多的原因中由于战争导致的避难、避乱、避兵这种非正常的人口迁徙，是移民大量迁入四川的主要原因，所占的比例近50%。 第二，移民迁川集中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时期，迁川人员的身份存在有明显的区别。在元末明初，由于红巾军起义爆发于两湖、江淮地区，严厉打击当地的地主士绅。因此在避难、避兵的迁川移民中，尤以官员及地主等为多，无论是避难入川的“麻城第一家”王子宗，还是文官杨世杰，或是军官李文富、刘启等。这批移民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在战后恢复和发展四川经济、文化事业中充当了传播者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明代，麻城孝感乡籍的移民后裔不仅人才辈出，而且获得了极高的名望，明代新都杨升庵家族就是其中出色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末清初的移民主体则是农民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随张献忠部队入川士兵，在张献忠失败后，士卒大多在四川归农落业。另一部分移民的主力则是在战争结束后，以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份的百姓居多。他们因原乡遭遇天灾、人口增多、土地狭窄而迁川。所以，在此次迁川的人员构成中，不仅省份多、人口构成复杂而且经济实力和知识层次都普遍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此阶段迁川的麻城籍移民，无论在移民数量和经济实力上都不如前者。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麻城移民在四川的社会地位，加之战后很多逃亡在外的麻城籍四川人的返乡，新老麻城移民结合，使得麻城籍移民重新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因此，在整个清代，麻城籍移民依然在四川社会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第三，战争是造成移民最为直接的原因。尤其在战争时期，此时的移民除了避难、避兵入川的地主、平民外，还有许多人是随部队迁川。尤其是在明夏政权、明洪武平川及张献忠入川等大规模的战争时期，一大批军队从省外进入四川，在战争结束后，一部分士兵归农落业，或是因戍守而落籍四川，由此成为迁川移民的先行者。而当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为医治战争创伤，便出台了迁民实川的政策，于是，民间族谱上便出现了所谓奉旨、奉诏、奉命入川的记载。这种移民虽然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是正常的移民输出，但在大移民运动中不仅数量上占很大比例，而且是恢复战后经济的主力。在战争的背景下迁居四川的移民们，彼此之间也许有先来后到之别，但是在恢复四川经济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移民地名的记忆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往往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许多地名实体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而得名，即使社会遭遇重大历史变故，地理实体消失了，但地名却仍会延续下去。“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影响深远，也反映在移民地名上。 麻城孝感乡因户口消耗于明成化八年(1742年)被撤销，但它却让川渝数千万民众魂牵梦绕，记忆难以泯灭。由于孝感乡是迁川移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即使到了四川定居，心中的那份眷恋与不舍之情依然十分强烈。因此，当定居新地建祠修谱时，沉淀在心底的浓浓乡愁便会喷涌而出，于是在家谱上，往往郑重地写上原籍或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细微到村名，乃至村边的一棵树、一道湾、一丘土、一个小地名都丝毫不遗漏。笔者搜集到的家谱，载有孝感乡小地名的，共有37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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