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羹尧，清朝名将，颇有才，文武双全，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并加封太保、一等公，可谓位极人臣。那么为什么在六十二天内，自一等公递降为庶民，遭到了赐死的命运。从平步青云，又跌落谷底，年羹尧成为清朝高位落马的一个典型。 年羹尧之死颇有些传奇色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真正导致的是年羹尧的恃功骄纵、利令智昏、僭越了君臣之别。 自1723年（雍正元年）起，年羹尧由于平定西藏叛乱和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中立下赫赫战功，在一年多时间里，年羹尧被加太保衔，任大将军，封一等公，加一等子世职，又加一等男世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其他各种赏赐络绎不绝。此时的年羹尧身兼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二要职，集西北军政财经大权于一身，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权势太重，至致尾大不掉。 从1724年（雍正二年）春季起，年羹尧随着功高爵显，权威愈重，年羹尧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自恃功高、擅作威福、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这时，年羹尧的“狂悖”已发展到“谋为不轨”。他已从皇权的支柱、国家的栋梁变成了朝廷的威胁。 对雍正帝来说，年羹尧问题的必须解决，不仅因为年羹尧有颇大的政治野心，还在于他拥有不可小视的实力。作为大将军，年羹尧有权调动西路八旗官兵；作为川陕总督，他统率着川、陕、甘号称绿营精锐的十万大军；年羹尧经营川陕已十余年，他控制部分盐、茶、木材的生产和贸易，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川陕的巡抚、提督、总兵官多由他保举，文官司道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由他就近题补，不需引见，使其亲信党羽、门生故旧布满川陕。 由于实行密折制度，雍正帝的耳目甚多，各省主要官员有义务将所见所闻随时密奏。年羹尧的所作所为，雍正帝当有耳闻。1724年（雍正二年）九月命年羹尧入京陛见之举，意在当面考察。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正是以1724年（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入朝之后，年羹尧依恃着自己的不世功勋和先前的亲戚关系，年羹尧一度真忘了雍正帝是皇帝了，以对待“哥们”的态度对待雍正，更犯了政治大忌——一举一动，完全是“无人臣礼”。不久，京中又有传言到达雍正帝耳边：坊间传说，皇帝赏功，都是年大将军要求的。与其说是御赐，不如说是年赏！当然，让年羹尧最终身死的还是他的嚣张跋扈。军中无皇帝，赫然自为王。 听到如此传言，雍正帝咬肌滚动，杀心陡起。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帝的谕旨，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于是，雍正帝开始明示、暗示有关的官员，特别是年羹尧昔日的亲信们，要他们和年羹尧分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不要站错队而遭到朝廷处理。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1725年（雍正三年）四月，雍正决定拿下年羹尧，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务，命其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然而此时年羹尧却不速速赴任，致使雍正勃然大怒，一并革掉杭州将军的职务，并着手查处年羹尧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罪名。年羹尧的政敌们看到了苗头，立马上奏纷纷揭发年羹尧之罪。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 当年羹尧的罪行接连暴露后，雍正帝顾虑有“狡兔死,走狗烹”的议论,念及年妃（年羹尧的妹妹），迟迟下不了决心，雍正帝即于1725年（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削去其太保官衔；七月二十日，降为二等公；二十五日，降为三等公；二十七日；革退杭州将军，降为闲散章京；八月初十日，降为一等子；二十四日，降为一等男；二十六日，降为一等轻车都尉；九月二十二日，将其所有职衔俱革去，锁拿进京治罪。年羹尧自一等公递降为庶民，共六十二天。这时，距年羹尧就任大将军时整二年。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 雍正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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