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墓竹简有管子、晏子、墨子、孙子，偏偏就是没有孔子，这让批孔的人找到了武器，狠狠修理了一下孔子儒家。所幸在后来的河北定州出土了竹简《论语》。即使是出土了竹简《论语》，但如果以质疑《管子》非管仲所撰的方法论证，孔子《论语》就当是一部伪书。
孔子和管仲的名字和事迹都最早记载于《国语》一书。
《管子》一书的出处最早是公元前250左右的韩非子。至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受命主持校勘古文献，其中包括《管子》。关锋考证在刘向编定的八十六篇的《管于》书之前，还另有一本《管子》书。
(1)韩非《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难三》引管子曰：“言於室满於室，言於堂满於堂，是谓天下王”(今本《牧民》篇中，无两“於”字，“天下王”作“圣王”)；又引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於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於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今本《权修》篇略有不同)——可见在战国后期已经有《管子》书，且传抄甚广；韩非引管子，他是当作管仲本人的话来引用的，并且商、管井称，没有发生著作权的问题。
(2)司马迁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史记·管晏列传》)并引《管子》，“故其称曰：‘仓糜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曰：‘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在今本《牧民》篇)—一司马迁所见的《管子》书，当然也不是刘向所编定的一本；而是另外的一本，并且流传较广(“世多有之”)。韩非称“商管之书”，司马迁称“至其书”，皆谓管仲所作(当然，其书，当时亦未必定名为《管子》)。
(3)《史记·贾谊传》引贾谊上文帝疏：“莞(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贾谊《新书·俗激》也有：“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日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贾谊所引的也在《管子·牧民篇》，他见到的《管子》书，当然也不是刘向编定的八十六篇本，而是另外一本。
(4)裴驷《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皆管仲著书篇名。”——按刘向《管子校录序》，他并不认为八十六篇的《管子》都是管仲所著；而这里他对司马迁所举出的篇目，却认为是管仲所著。
(5)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刘歆《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很显然，刘歆《七略》著录，还是十八篇本的《管于》为一种，他父亲刘向所编定的八十六篇本的《管子》书为另外一种。《汉书·艺文志》只著录《管子》八十六篇本，在道家；可能是十八篇本与八十六篇本一部分的重复，班固“删其要，以备篇籍”。
从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两个论断：
(一)早在韩非以前就有一本《管子》书，这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见到的《管子》书，也就是刘歆所说的“管子十八篇”本。韩非对他所见到的《管子》书，司马迁、刘向对《管子》十八篇中的《经言》为管仲所作，均未发生怀疑。韩非所见《管子》书(或即是十八篇本)可能是战国齐稷下先生们编定，成书于战国中期(到韩非时就“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了)。这时，同时代人的作品，是不会被当作管仲的作品编进去的。
(二)《管子》十八篇的篇目是什么呢?司马迁提出的有；《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当然，他不必全部列出)。刘向说：“《山高》一名《形势》(《山高》即以该篇头两个字为题；篇名何者在先，还是一开始两者并存，无从考见；也可能原本没有篇名，是稷下先生们编辑此书时所立。
而关于《论语》一书的记载考证就非常单薄。
孔子司马迁《史记?孔子史家》虽然记载孔子的事迹，但没有提到《论语》一书。刘向编纂典籍也没有《论语》。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可这里提到的是《鲁论语》，而不是《论语》。
《论语》这个书名第一次出现，已经是公元前1世纪末的王充，其《论衡?正论》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认为当时收集的章句是很多的，而成《论语》时确有所不录。
《论语》一书的出现比《管子》晚了200年左右。
《论语》一书的成书，多认同宋朝柳宗元的说法，他在《论语辨》中说：“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其中的“杂记其言”就是指平时各自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记录下他的言论，孔子死后编成书。但也有人认为《论语》是汉代的学者所作。
经学家也好，理学家也好，谁都没有提供《论语》结集时间和作者的确凿证明。既然如此，《论语》能否成为关于孔子的第一手材料，岂非存在莫大疑问？
还有，《论语》在两汉时的称谓却不一致，或单称《论》或《语》，或叫《传》，还有叫《记》等，所以就给人直到汉代《论语》尚未成书的误解。《论语》版本流变基本保留《论语》的原貌。传世本《论语》依何晏《论语集解叙》之说乃“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这个“考”字是考据、参考的意思，并非有所增益的意思，所以，传世本的《论语》实际是以《鲁论》为底本的。这里说的《齐》《古》是指《齐论语》和《古论语》，和《鲁论语》一起并称“三论”，是汉代流行的《论语》三个版本。《史记》载：“何氏(何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汉书》也有类似记载，看来当时的《齐论》篇章比《鲁论》要多，但并没有不能因此证明文字上多出的部分，所以还存在分章而多章的可能；而《古论》和《鲁论》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分篇上“尧曰篇”分作两篇了。
《管子》一书的竹简在临沂银雀山汉墓有出土，在湖南马王堆汉墓也帛书出土涉及《管子》的内容。《管子》竹简一起出土的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墨子》、《春秋事语》、《黄帝四经》、《易经》等竹简帛书，说明版本可能久远，应在战国之前。而定州竹简则主要是《论语》，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而这个《论语》简本有700多处与现在的《论语》不同。现在的《论语》共计15000多字，简本当不足1万字，就有700多处不同，可见差别巨大。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
以此证明，现在的《论语》版本是汉代作品确定无疑。
如此，以《论语》来论《管子》，《论语》史证资料更为单薄，难与《管子》相比，就更是一部伪书。即使后来确定了孔子弟子收集孔子言论所编，也明确不是孔子的著作。
特别是先秦典籍中都没有提到《论语》，即使是孟子、荀子这两位战国后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也没有讲到《论语》，而他们引用的孔子的语录，也没有出自《论语》一书的。司马迁《史记》中写到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提到《春秋》和《周易》，却就是没有提到《论语》，提到了《鲁论语》和《齐论语》，但毕竟不是《论语》，有学者讲《论语》是汉代作品，也无法辩解反驳。
那么为什么我们却少见有学者质疑《论语》不是孔子所作，而却绝不相信《管子》是管仲所撰，完全是两个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