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陆俊文 大学毕业那天，我提着大包小包去赶火车，跟我处了三年的室友突然顶着一张宿醉脸跟我交心：其实我挺羡慕你的，那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我到中文系这四年，做的任何研究，都是别人告诉我我可以我才去做，算下来真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能干什么。说完后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一身的酒气，却无比清醒地祝我前程远大，来日再见。 他算是失败吗？如果我告诉你，他的专业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大四一开始就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硕士，所有人都一定会觉得，他至少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人生。但他却仍旧羡慕我这样一个总是在摸爬滚打到处受伤的人。那天在火车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很多人并不那么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即便是那些看上去无比用功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被父母决定的，甚至说得再远一点，是被命运决定的。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有着怎样的眼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记得之前看过BBC的一个纪录片，讲的是穷富人家子女的阶级流动。时代发展到今天，似乎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可事实上，想要突破自己的原有阶级往上晋升，仍旧显得举步维艰，中产阶级的子女依旧是中产阶级，而贫穷家庭的子女大部分重复着贫穷的生活。我当然相信会存在特例，但能逾越自己阶级局限的，至少都是那些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许，那便是某种被我们称之为“梦想”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说出“梦想”这两个字会很别扭，即使是听了那么多年的american dream之后中国也突然鼓吹起了“中国梦”，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还是羞于将这两个字说出口。我的另一个大学室友，是学校话剧表演的中流砥柱，所有看过他排练、背台词、演出的人都知道，他早就把舞台表演当做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可他却一直不敢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就是喜欢话剧，喜欢表演。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在打包行李，我们彼此都松懈了身上的防备后，他突然向我吐露心声，其实他很想去人艺当话剧演员，但他母亲一直反对，觉得他无论如何都得去美国读个硕士，然后回国，顺利过完一生。他是北京人，他爸爸年轻时候考过北影，没考上，就老老实实做了医生，他母亲在中科院工作，爷爷奶奶那辈也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按理说，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应该会比较开明，然而在中国，绝大部分家庭还是觉得生活最重要的是“踏实”，和文艺沾边儿的职业，似乎都成了没有保障，漂泊，悲惨，不靠谱的代名词，大家敬而远之。 电影《我是路人甲》片子开头，母亲原本不同意儿子去当演员，但犟不过，就只好看着亲手养大的儿子从大老远的东北南下到横店当一个龙套演员。后来儿子受挫，母亲却又在电话中鼓励他既然选择这条路，就要坚持。这个小细节挺令我感动的，倒不是因为感慨母爱伟大，而是想到，一个人对梦想动摇的时候，获得哪怕一点点鼓励，都会感受到无比多的温暖和冲劲。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海参加“新概念”复赛的时候，十七岁，自己一个人从西南一个小县城来到国际大都市的那天下午，没见过地铁，不会买票，就提着行李站在售票机前看着大家人来人往，我把钱塞进去却怎么也吐不出来地铁票。所有人都板着一张冷漠的面孔，我操着一口别扭的普通话，大家完全听不懂我说了什么，没人愿意帮忙，我感觉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特别无助。但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趴在地上的残疾人，手脚不方便，说话也不方便，突然伸出手来示意我该如何操作，我在拿到票的那一瞬间差点就哽咽了。那天下了地铁后我一个人拖着行李走在旧时法国租界的洋房大马路上，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可悲，但又同时觉得这里对我而言是多么有吸引力。 上海真是个特别的城市，有最繁华的高楼大厦，也有最逼仄的弄堂深巷。我一路从宽阔的种有法国梧桐的马路穿进头顶悬挂着被子衣裤的巷子里，找到预定的住所华山路“浦江之星”，很多年前我在“新概念”获奖者的回忆录里看到大家都共同提及那个温馨的“泰安招待所”，可惜我参加的那年泰安停业了，但同样温馨的是，很多“新概念”的前辈和我们一起住在小旅馆里，在饭桌上回忆多年前的往事。有第九届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后来留学法国的钟濛，有第十一届凭借一篇《谁在耶林普提大道的第三个拐角》走红的杨雨辰，有写作挑剔曾一度沉寂而现在挺有人气的方慧，有当年复赛时写了十二张稿纸作为代表发言的杨鑫，还有如今是韩寒“一个”团队里金牌编辑的贺伊曼……大家聊文学，聊吃喝，聊巨鹿路675号的作协院子里发生过的八卦趣闻，聊“新概念”十多年来的情侣、友谊、梦想……到现在我都觉得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 颁奖典礼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萌芽》主编赵长天老师，他很瘦削，但说话却慈悲而充满力量，我到现在仍记得他告诫我们：我知道你们会忍不住想写，但是高三很重要，高考很重要，你们忍一忍，等高考一结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后来，我带着他的祝愿，拿了一等奖的证书获得自招资格，阴差阳错进入了厦大中文系，一晃又度过四年。 毕业后，和我一起获奖的那批写作者，大部分人都没有再继续创作了，能从事和文字相关的，也少之又少。我侥幸进入电视台写起了电视剧本，也仍旧夜夜挑灯抽空写着小说。 现在想来，最快乐的写作时光竟是高中那会儿，因为是封闭管理，一周六天半住校，老师极其严苛，写小说就好像早恋一样的偷偷摸摸，手写的笔记本正面是听课记录背面是小说手稿，老师来视察，我便迅速地翻页，已经训练出了敏锐的观察力。我的第一篇完整小说《新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就的，那年投了“新概念”，竟幸运地入围复赛，得到陈村老师的点评。 看到入围名单的那天深夜我刚下晚自习回到寝室，掏出手机躲在棉被里，南方的冬天湿冷透骨，正是十二月份，我激动得一下子坐起来，战栗着，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寒气逼人。反复刷了三次贴吧，看到自己的组别、省份、名字，不可思议是真，胆战心惊也是真。 因为复赛时间和市里模拟考日期相撞，年级主任不同意我请假，理由是，这是诈骗信息，他不相信。但我后来还是坚持要去，所以一考完试就赶飞机。结果还是挺侥幸的，得知拿了“新概念”一等奖的那天，年级主任也给我打电话告知我考了年级第一。 获奖前我挺自卑的，一没发表过东西，二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可捧着奖杯回来后，周围同学艳羡的眼神使我飘飘然起来。我是看着周嘉宁、张悦然、小饭、韩寒、郭敬明他们写的回忆录长大的，都说自己拿奖后就发表、出书，我也以为自己的文学之路应该会非常顺畅。我幻想着会有出版社找上门来约我写书，报纸、媒体纷纷采访，读者粉丝成群，每天出席在各种发布会现场……但结果不仅一个都没有实现，更没想到的打击是，我几乎每投一次稿，就被退一次稿，退到后面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往编辑的邮箱发信息了，生怕编辑看到我的名字就心生厌烦。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当时的自己幼稚得可爱，这世上哪有一篇高中生习作就能管吃管喝一辈子的事情呢？我离天才还太遥远，少年成名对我而言是不可能了，但还好我没有因此而放弃，不知哪来的觉悟，认为自己坚持写作的话，总有一天能写得让自己满意。 我曾经无数次地回想，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新概念”而进入厦大中文系，如今我会在哪里？父母或许会建议我读法律，老师会希望我读金融，文科生能选的专业寥寥无几，而律所和银行的工作听起来无论如何也比一个自由撰稿人要受人尊敬吧。我也并不是认为不读文学专业，就没办法写作了，但我确实是因为读了中文系，而更坚定自己要写作的信念，否则，我或许会像“新概念”十多年来的大部分获奖者一样，毕业后就不再写作了，天才们就此早夭，留下来的，往往是笨拙却肯努力的那一个。 我常常会收到邮件或私信，一些中学生问我，是否要坚持自己的写作梦想呢？我只会告诉他们，写作已经是最容易坚持的东西了，拍电影还需要机器，玩股票还需要资金，当演员还需要容貌，而写作，有时候就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尽情地挥霍自己的灵感。我从不用外在的成功去判断一个梦想实现与否，甚至能否实现，这些都并不是一个太过重要的衡量标志。尤其对于写作而言，内化的思考，远比外在的热闹，得到的要更多。 我的一个朋友林为攀，也是十二届“新概念”的获奖者，时不时和我开玩笑抱怨说，要放弃写作，回家种地，不留在北京了。可一晃多年过去，他却仍旧战战兢兢地坚持着，尽管读者少得可怜，尽管自己运气不是太好。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口袋里没揣多少钱，住地下室，每天抱着电脑边找工作边写作，连泡面都吃不起，三餐不继。现在生活似乎好一些了，可他天生就是一个随性的人，一旦有了创作灵感，就立马把刚找好的工作辞掉，缩在出租屋里，十天半个月，或者一连好几个月。我很羡慕他这样投入而忘我的状态，即使没有太多的回报，甚至时常乏人问津。去年，他参加“台湾时报文学奖”，结果出来后，遗憾落选，但评委会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说替他惋惜，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他这颗“遗珠”，希望能刊登他的作品。我虽然也觉得可惜，但这样一封邮件至少还有一种鼓励的意味在里面，而这种鼓励，大概是坚持的路上特别需要的东西。 从十八岁参加“新概念”获奖至今，我都很庆幸自己是没有中断写作的那个人，说实在的，我的运气比起林为攀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第一本书因为卖不好，被出版社寄了几箱废书给我抵稿酬，没有拿到一分钱；后来阴差阳错签约郭敬明的公司“最世文化”，又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长篇小说推迟着没能面世；大学时参加香港青年文学奖，组委会发邮件告知我进入决审，但最终还是因为不受赏识而未能获奖；即使是到现在，我也仍旧忐忑不安哪一天自己的文章遭遇不明就里的状况——不久前，一个出版公司的编辑因为特别喜欢我的一个小说而想要收录在一本MOOK了，他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新书的分享会，和书中的作者、现场的读者一同交流文学，说得我欣然向往，但就在新书下印厂的那天，才知道出版社最终因为题材禁忌问题，而临时把我的文章撤下来，让我连据理力争的机会都没有……写作五六年，类似的事情经历得不少，虽然每次都会难过一阵，但又不得不安慰自己其实已经算得上是幸运了，便才释然。 我知道选择写作这件事情后，我往下的一生，都不会是那么顺利的，正如现在我写剧本，要向制片方妥协，要向审片委员会妥协，要向演员妥协，要向大众妥协……早已成为一件无需置疑的事情了，可我还是会努力迂回地坚持自己，哪怕最后被“替换”，被“排斥”，我想，我至少都得试着坚持。 我特别羡慕那些早我五年十年出生的写作者，那时候文学还有市场，文章发表后就不会孤单，身后站着一大批的读者，哪怕写累了看一眼读者留言，都会让自己又充满动力。可我有时候也会替他们感到难过，蒋峰在《白色流淌一片》的序言“我为什么还要写作”里说，他几年前去南京买书，结果老板让他把书放在秤上，告诉他六块钱一斤，十块钱两斤。蒋峰是经历过“新概念”最热闹年代的人，他的《维以不永伤》当年被多少人传阅啊，等一切烟消云散风云沉寂后，仍在默默坚持着创作，才是最不容易的吧。因而我很喜欢他文末的那句话：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在这里。 或许，极端一点来说，没有经历过文学的寂寥，就不足以谈坚持，就不足以谈梦想吧。 无论如何，我都很感谢当年收到《萌芽》给我寄来的一纸“新概念”复赛通知书，我并不是因此才知道自己喜欢文学的，但是，我因此知道了自己应该为此而坚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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