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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演义》时，极力称赞“三绝”：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其中，诸葛亮被认为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 我觉得，《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理想。小说在塑造诸葛亮形象的时候，融入了非常浓厚的中国古代士人气息——包括士人的政治理想、政治情操和生活态度。 诸葛亮之所以被历代文人士大夫称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仅是一位功勋盖世的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更是一位涂染着浓重的士人色彩的政治家。那么，作为一个士人政治家的典型，《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诸葛亮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 （一）择主而事 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最憧憬的政治理想，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龙从云，虎从风”，中国古代士人由衷地渴望风云际遇，得到明君的重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大展宏图。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还没有出场，他弟弟先唱了一首楚歌，代他表明心迹：“凤翱翔于万里兮，无梧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于陇亩兮，以待天时；聊寄傲于琴书兮，吟咏乎诗。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鎡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袖而归。”（卷8《玄德风雪访孔明》） 楚歌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非主不依”——不是我看得上的明主贤君，我就不愿为他效劳。如果遇到明主贤君，我就可以“展经纶于天下”，“救生灵于涂炭”，“立功名于金石”。这正是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家的抱负。 诸葛亮是很有才华的人，他常常“自比管仲、乐毅”（卷8《刘玄德三顾茅庐》），徐庶甚至认为“管仲、乐毅不及此人也”（卷8《徐庶走荐诸葛亮》）。所以诸葛亮有着非常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 在汉末群雄争霸的时代里，诸葛亮虽然隐居南阳，躬耕垄亩，自己称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诸葛亮传》），实际上他胸怀大志，抱经天纬地之才，而且声名远扬。 当时，在诸葛亮隐居的南阳周边，北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东边是踞长江而窥天下的孙权，离南阳不远的荆州一带则有汉宗室刘表，西南边的西川有刘璋。这些诸侯都有相当的势力，雄霸一方。 我们不禁要问：在汉末群雄逐鹿、风云际会的历史条件下，有众多的英雄豪杰崛地而起，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曹操，不选择孙权，也不选择刘表、刘璋，偏偏选择了刘备？ 我们还可以问：当时真正有一统天下的势力和能力，恐怕得数曹操。从诸葛亮本身来说，他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他应该选择能够一统天下的诸侯，但是他没有选择曹操，反而选择刘备，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有两条明确的择主标准：第一，他所选择的人主必须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如果是庸才，诸葛亮肯定不会选择，所以他肯定不会选择刘表，不会选择刘璋。 第二条也很重要，诸葛亮在择主时，特别想到这个人主必须能够尽他之才，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能够把他作为委以重任的股肱，这样的人主才是诸葛亮选择的对象。 尤其是这后一条，在根本上决定了诸葛亮的政治选择。 《三国志》里记载，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孙权，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诸葛亮认为孙权的确是一位盖世英雄，这没问题，但是看他的度量，虽然能器重我诸葛亮， 但是不能尽用我的才能，所以不选择孙权。 的确，与孙策相比较，孙权只是守成之主，而不是创业之主，他怎么能让诸葛亮真正实现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呢？ 可见，诸葛亮认为，他所选择的主人不仅仅要看重他，不仅仅要礼贤下士，要求贤若渴，更重要的是，既然出山了，一定要干出最轰轰烈烈的这种事业，所以仅仅礼贤下士是不够的，还应该能够尽他之才。 那么，什么样的人主才能尽诸葛亮之才呢？ 在曹操一方，人才济济，即使是佼佼英才，厕身其中，也很难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华，难得脱颖而出。 据《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当诸葛亮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想要到中原求取功名的时候，诸葛亮曾经劝阻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是大实话。你瞧，像司马懿这样的不世人才，在曹操手下混了19年，不是也没混出个名堂来吗？而人生能有几个19年？ 同样，孙权一方的人才也是非常充足的，并不缺人，甚至不缺统帅式的人才，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等。 当时，能够称为当世英雄，又在人才资源上真正匮乏的，恰恰是刘备。 相对曹操、孙权来说，刘备的人才观念比较滞后，对人才一直不太重视。他一开始到处流窜，寄人篱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缺乏真正能够为他所用的人才，尤其是属于智力方面的人才。他有关羽、张飞这两个结拜兄弟，但在出谋划策方面都不管用。好容易得到一个徐庶，帮他打上一阵胜仗，但是又被曹操给逼走了。 所以，刘备兵不过千，流离失所，无处栖身，除了关羽、张飞两位“哼哈二将”和赵云、竺麋等几位忠心耿耿的战将以外，在人才资源上一直极度匮乏。 诸葛亮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刘备，才急需像他这样的人才。刘备在群雄逐鹿时代的“劣势”和“短处”，在诸葛亮择主的慧眼中，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 当然，刘备一方也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首先是他姓刘，好歹是皇族，他可以打起刘姓的旗号来争霸天下，不管这个旗号有多虚假，但毕竟是一杆旗子。曹操只是姓曹，孙权还是姓孙，而刘备毕竟是姓刘，相比较来看更为正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群雄逐鹿的局势中，刘备以他的“大仁大义”道德品质，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赢得了天下的口碑。 所以，诸葛亮选择刘备，既看重刘备的皇族身份，也看重刘备特有的口碑。诸葛亮虽然隐居隆中，却看得非常明白，真正能够和曹操、孙权构成一种竞争势力的，不是袁术，不是袁绍，更不是刘表、刘璋，而是刘备。 当然仅此还不够。诸葛亮之所以在众多诸侯中唯独看中刘备，认定只有刘备才是他一直等待的有道“明主”，不仅仅因为刘备姓刘，血统纯正而得天独厚，也不是因为他与刘备志同道合，有志于“兴复汉室”，更不仅仅因为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三国志•后主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刘备已经陷入穷途末路、饥不择食的境地，极其缺乏人才，非诸葛亮不可，这样才可以真正地“尽”诸葛亮之才。 中国古代的士人，从孔子开始，就有一种求得“明主”、实现抱负的政治理想、政治期望。孔子就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论语》）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所以《三国志演义》以洋洋洒洒的篇幅，浓笔重墨地描写了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君主风范，更重要的是为诸葛亮自抬身价、择主而事做足了文章。 与一般的和平年代不同，诸葛亮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动荡年代。他既无法靠老辈子的“门荫”“世袭”，也无法靠科举考试“鲤鱼跃龙门”，走上仕途。他生活在乱世里。 “乱世出英雄”，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非常重视人才的时代。《三国志演义》讲了许多选才、用才以至于争才、抢才的故事，争夺城池甚至都不如争夺人才重要。曹操在攻下荆州后就说：“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蒯越）也！”（卷9《刘玄德败走江陵》）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是君择臣，另一方面是臣择君，是一种双向选择。在这种双向选择中，可以显露出一个人政治选择的智慧。 诸葛亮在这些人才中是最杰出的，他不是坐等着别人来选他、用他，而是静观形势，“非梧不栖”，主动地选择“明主”，保持着一种在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以后士人丧失已久的“择主而事”的权利。士人一旦取得了这种“择主而事”的权利，就是获得了政治生活中的自由。 （二）为帝王师 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为帝王师”，即做帝王的老师。他在智慧上，在能力上，远远高出帝王，但是他不会去篡夺帝王的权力，而只会自我定位，做好辅弼的工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选择了刘备，意味着他本身有让刘备能够选择他、能够认可他的那种非同常人的厚重本钱。这种厚重的本钱，就是他的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就有了“隆中对策”。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策略。在汉末动荡的年代里，他第一个看到了“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三分天下”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是要统一天下。但是在汉末特定的历史时期，“三分天下”的确是不同凡响的政治策略 对刘备来说，“隆中对策”所勾勒出来的政治前景，特别具有诱惑力。刘备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前景，所以诸葛亮给他描画出的政治蓝图，一下子就把他给震住了，这令他对诸葛亮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刘备“三顾茅庐”，不仅仅请出了一位诸葛亮，而且请出了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明晰的政治目标。在这点上，诸葛亮堪称“帝王师”！ 对诸葛亮来说，当刘备前来请他的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地推辞，不愿出山，最后好像是被迫出山了，这也是为了自尊其位，为成为“帝王师”作铺垫。 诸葛亮的选择是明智的。出山以后，刘备对他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君臣投契，如鱼得水，使他得以尽展雄才大略，纵横捭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人生。 对于诸葛亮的出山，老百姓的看法和士人并不一样。 古代士人认为，诸葛亮能够选择刘备，这是君臣风云际会，如鱼得水。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诗，其中两句道：“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弟》）因为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就如鱼得水，从此以后就可以大展宏图了。这是士人的解释。 而老百姓不这么看。元杂剧《火烧新野》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之后，刘备恳切地邀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怎么也不愿意，坚持继续隐居。他说：我的对策已经卖给你了，但是我本人不出山，不能干这个事情。 刘备非常着急。这时赵云闯了进来，报告喜讯，说刘备夫人生了个儿子，就是阿斗。诸葛亮听了很高兴，让人把新生儿抱过来。古代戏剧舞台是虚拟的，不管多远的距离，人物在场上转一圈，就能把阿斗抱过来了。抱来以后，诸葛亮一看阿斗的面相，知道“此子有数十年帝王之相”。在历史上，阿斗当了41年皇帝，其中十几年是诸葛亮做宰相。按照正常推理，既然阿斗有几十年皇帝之命，那么，只要诸葛亮能够长寿的话，就能有几十年宰相之命。所以诸葛亮就答应出山了。 在老百姓看来，一个人假如能做十几年、几十年宰相，一生轰轰烈烈，这就够本了，没白活了。可见老百姓的理解和文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文人觉得有“鱼水相合”的君臣合作就足够了，能做“帝王师”是士人的政治梦想。老百姓觉得这还不够，还要有更现实、更功利的考虑。 为了突出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身份，《三国志演义》小说甚至有意贬低刘备的能力与作用，极力抬高诸葛亮，使二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小说中，在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是相当聪明的，不管是保护自己，还是要取得人们的信任，都有智有谋，是个难得的英雄。连曹操对他都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英雄，何况他人。但是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的才能、智力就急剧地下降，下降到甚至不如一个小儿的地步。 比如赤壁大战以后，周瑜设计要夺荆州，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假称要发兵帮助刘备取西川，假道过荆州，驻扎下来补给一些粮饷，乘机夺取荆州。 谁都知道这个做法是“假途灭虢”之计。但是刘备愣没明白过来。诸葛亮大笑说：“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却一再追问“此是何意”（卷12《诸葛亮三气周瑜》）。连一向心疼刘备的毛宗岗，读到这里，都忍不住皱着眉头评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评语） 刘备几乎丧失了主见，成为诸葛亮任意操纵的提线傀儡。比如，历史记载刘备过江东去娶孙夫人，无论是入吴就婚还是脱笼返回，都是刘备自己拿的主意，诸葛亮反而多方谏阻，但未被采纳。史书对此有清楚记载，见《三国志》的《先主传》及《载记》。 但到了小说里，整个过程由诸葛亮全权包办，他用“锦囊妙计”调度一切，刘备却毫无主张，只能一味地“依计行事”，简直成了诸葛亮的“阿斗”（卷11《刘玄德娶孙夫人》）。刘备甚至迷恋孙夫人，迷恋江东的繁华生活，不愿意回成都受苦受难。 这不难看出，自从有了诸葛亮，刘备的智力下降到何等程度！他居然连自己毕生远大的政治目标、政治责任都可以放弃。而真正鼓励他、帮助他、辅佐他，真正成为蜀汉的核心人物的，就是诸葛亮。 自由地择主而事，成为“帝王师”，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甚至可以引导君主，左右政治局势，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当然也是他们的梦想。《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的辉煌成就，为中国古代士人圆了一场政治之梦。 二、士人的政治道德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不仅主动选择“明主”，而且主动选择了失败。 小说写道，徐庶要去许昌之前，专程拜访诸葛亮，告诉他：“庶临行前，将公荐与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见之，当展平生之大才，不负夙昔之所学也。” 诸葛亮“闻之，作色而言”，说：“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你这不是把我当作祭祀时用的牛羊吗？说罢，拂袖而入。（卷8《徐庶走荐诸葛亮》） 可见诸葛亮心里非常明白，徐庶把自己推荐给刘备，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成为刘备的殉葬品。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刘备，选择了明知会失败的事业。 诸葛亮选择的是失败的事业，小说还通过侧面加以描写。比如，诸葛亮的朋友司马徽在他未出山时，就深深地感叹：“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也是他朋友的博陵崔州平，对刘备说：“将军欲见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 （卷8《刘玄德三顾茅庐》）司马徽、崔州平能预见到的结果，当然诸葛亮也能预见到。 “得其主，不得其时”，这构成了诸葛亮政治选择内在的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他的确找到了一个能够尽他之才的君主，却没有赶上一个好时机。 刘备集团的最终失败，这是天意注定的，当然也是历史注定的。除了重新进入时光隧道去改写历史，否则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总是由果溯因的，所以这种历史事实被后人视为“历史宿命”。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诸葛亮无疑是个君子，而且聪明过人，料事如神，他的智商应该还高出一般的君子，不可能“不知命”，包括知天命。 在小说中，对诸葛亮是不是“知命”，是不是知天命，是不是能够真正地把握住“天时”，具体描写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是知命、知天时的。 比如华容道故事。火烧赤壁后，诸葛亮调兵遣将，他算计出，曹操肯定要败走华容道。这时他选择关羽前往华容道堵截曹操。 这个选择连刘备都觉得不合适，很荒唐。他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因为谁都知道，关羽和曹操的关系过于密切，还欠曹操一份人情，你选择谁不行，为什么偏要选择关羽呢？ 但是诸葛亮解释说：“亮夜观乾象”——“乾象”就是帝王之象，曹操虽然没当皇帝，但还是上应乾象——“曹操未合身亡”，天意注定曹操还不该死。所以“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反正曹操不会死，就让关云长去做个人情。刘备听后竟然夸他说：“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卷10《周公瑾赤壁鏖兵》）。 这叫什么“神算”？不过是“世所罕及”的傻算罢了。如果诸葛亮不相信天命的话，华容道堵截曹操，可以派张飞去，也可以派赵云去，那么曹操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如果曹操真的命不该死，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他也可能不死；否则，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不就可以杀死曹操了吗？这不就解决一个大问题了吗？但是诸葛亮不这么做，他不去和命运抗争，在命运面前宁愿听之任之。从这一点来看，好像诸葛亮是知命的，而且不愿意跟命运抗争。诸葛亮偏偏要让关羽“做个人情”，这不是有意为之吗？ 另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虽然知命，却不惜违抗天命。 诸葛亮明明知道自己出山跟随刘备，面对的可能是失败，如果要取得统一天下的大业，他不如跟随曹操，或者跟随孙权，取得胜算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偏偏选择了取得胜算最小的刘备。 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经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他不可能不预知自己选择了刘备，也就选择了失败。实际上，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扶汉兴刘的结局，对自身的悲剧命运，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否则他就不会对徐庶说出“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这样的话了。 既然失败是天命注定的，那么，假使诸葛亮信从天命，他可以放弃这种选择，也可以不去“六出祁山”，反正最终是失败的，还折腾什么呢？ 但是诸葛亮努力地跟命运抗争，自愿承担起演绎悲剧的重任。 所以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诸葛亮主动选择了失败；第二，诸葛亮主动选择了他早已预知是徒劳无功的事业。 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事业呢？我认为，他是要通过这种事业，去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 一个人能够在别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上，甚至自己都不看好的事情上，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需要很大的能耐。用古人的话说，是“把死蛇给弄活了”。这明明是一条死蛇，我却能把它给弄活了，这才是真本事，是最高超的一种本事。谁也不看好，甚至连自己都不看好的一番事业，你却能搞得轰轰烈烈，能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里谱写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来，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本事。 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赤壁大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诸葛亮一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淋漓尽致地施展出“补完天地之手”，展示出过人的才华，建立了盖世的功勋。 诸葛亮看透了天意、天时，但是他还要尽自己的个人努力去做，而且在尽力做的过程中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去做，能不能努力做好。正如毛宗岗所说：“在草庐之中，而识天下三分，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读三国志法》）三分天下，是“达乎天时”的，所以水到渠成；六出祁山，是逆乎天意的，但也要“尽乎人事”。 孔子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论语》）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对后主刘禅说：“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并对诸葛亮说：“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也？”诸葛亮回答说：“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卷19《孔明初上出师表》）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如果你认准了“成事在天”，而放弃了自己的努力，那么这是消极的，是悲观的。如果你认准了“成事在天”，仍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继续去“谋事”，那才是积极的，是乐观的。 真正一番人生的事业，不是在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结果，而是在实现事业的过程当中。当你能把整个的人生过程，谱写成一个崭新的篇章，那么你就是真正有能耐的人。 （二）鞠躬尽瘁 在“尽乎人事”的过程中，诸葛亮不仅要考验自己的能力，也要考验自己的道德，考验自己能不能忠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王朝，能不能忠心耿耿地辅佐一个根本辅佐不起来的阿斗。 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卷17《白帝城先主托孤》），刘备临终时把诸葛亮叫到面前来，语重心长地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如果阿斗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可辅佐，你自己可以当皇帝。 这句话实在说得太重了，诸葛亮听了以后，震惊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马上对刘备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说罢，跪倒在地下，“以头叩地”，磕到两只眼睛都冒出血来，真是诚惶诚恐。 当然诸葛亮说到做到，此后一直没日没夜地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件事使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刘备这么说究竟是为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刘备可能早就估计到了，也可能真的没有估计到，像诸葛亮这样的士人，是不会也永远也不会去篡位夺权的。他们能够有志于为“帝王师”、登宰相位，却从来不曾想到、更从来不会去做“帝王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知己者死”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我觉得刘备有可能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拿这么重的话来激诸葛亮。他知道诸葛亮的道德人品，逼着他在自己临死的时候，许下“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诸葛亮既然说了这话，那么他就一定会身体力行，一定会实践自己的诺言，而不会有贰心。 但是刘备实际上没有想到，像诸葛亮这样的政治家，和一般的政治家有极大的不同，即他是一位士人政治家，说白了，他们在骨子里，在本质上，不是政治家，而是士人。士人虽然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补完天地之手”，但是要让他们篡权，要让他们当皇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去做了。 后代很多文人墨客歌颂诸葛亮，就是看中他的这种品格，把他塑造成一个忠臣的形象。其实，如果从现实功利角度来看，诸葛亮忠于刘氏王朝，忠于刘备，甚至忠于刘禅，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深刻地看，诸葛亮真正看重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看重的是他自己一生的辉煌事业——因为这才是士人立身之本。 毛宗岗说：“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踏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庐，已知三分天下。然则伐魏之不成，出师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非逆睹，何哉？盖以智而愚者，自尽老臣之责；而仍以愚而智者，上杜幼主之疑。”为报刘备知遇之恩，不惜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人们通常对诸葛亮与悲剧命运抗争的心理动机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以此为根据，说六出祁山，只是为“尽老臣之责”、“杜幼主之疑”，这种看法太过于肤浅。依我之见，六出祁山，这是诸葛亮在挑战自我的极限，“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什么诸葛亮要“六出祁山”？他明明知道“六出祁山”是很难打赢的。魏延曾经给他献过计，说可以出奇兵。别这样稳扎稳打，别总是通过汉中这一带稳扎稳打地打过去，这么打是打不赢的。你在正面把曹魏的大军吸引住，同时出奇兵从西边包抄过去，给我五千兵马，我立刻能够直捣许昌老巢。这样前后夹攻，就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懿也明白这是很好的一招，但是他知道诸葛亮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六出祁山”时，诸葛亮一直稳扎稳打，非常辛苦。他也知道这个战是很难打赢的，但是他坚持一直打下去。 “六出祁山”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诸葛亮提出的政治目标是“恢复中原”，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诸葛亮虽然以“相父”身份辅佐阿斗，但他在蜀汉的地位并不是特别稳固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诸葛亮几次出师，几次后方都有人献谗言，在他打得最热闹的时候，还被逼不得不回师，因为朝中有人掣肘。 咱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为了消解内部的矛盾，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矛盾引向外面，一致对敌，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外面战场上，那么内部的矛盾就可以相对缓和些。这大概也是诸葛亮治蜀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很别致的一种方法。 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虽然展示出他巧妙的计策，但在整个打法上是比较笨拙的，并没有更多招数。在这种情况下，碰上司马懿的软磨硬抗，他更没办法了。他想打胜仗，但是没有更多的招数可打胜仗。 对诸葛亮来说，在出祁山的整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粮草问题，粮草跟不上。因为他的战术是进攻型的，粮草要一直跟上，不像防守型的，守在那儿不动，粮草可以源源不断地运来。你是进攻型的，一直往前打，粮草的保证就非常重要。而对粮草的保证，诸葛亮一直拿不出很好的办法。 有人说诸葛亮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用李严。李严是个贪贿之人，作为管粮草的后勤部长，最容易贪贿。因为他的贪贿，致使粮草不能及时，有好几次使诸葛亮有后顾之忧，无法继续进攻。甚至有一次，李严明明知道自己贻误粮草了，为了瞒住诸葛亮，他向后主献谗言，愣是把诸葛亮的军队从前线招回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不打是不行的，打仗至少可以确立他在蜀国的政治地位，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他知道魏国是很难打赢，即使不说肯定打不赢，至少是很难打赢的。很难打赢，但是又不得不打，这是诸葛亮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特殊的人生选择。 即使面对宿命般的失败，诸葛亮依然在内心存有一份信念，与命运甚至与历史进行不屈的抗争。虽然面对的是注定的失败，但他仍然以一种履险如夷、视死如归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并不因此而对生命和前途产生畏惧和绝望，充分表现出从孔子以来儒家士人秉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风范。 最后一次出祁山，在五丈原，诸葛亮死在战场上。他临死的那一幕非常悲壮，他深深地感叹：“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卷21《孔明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追求的人生道路，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年他五十四岁。诸葛一生叱咤风云，罕逢敌手，临终却有如此凄凉悲苦之叹，这不正是对挑战自我却难违天意的悲叹吗？ 在读《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诸葛亮的一生的确是悲剧的一生；同时也感受到，诸葛亮自己也在品味这种人生悲剧，在咀嚼人生悲剧，在体会当中，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升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我觉得这是诸葛亮作为一位独特的士人政治家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的地方。 当然，诸葛亮的一生虽是悲剧，但是辉煌的；他的功业虽然失败，但是不朽的。诸葛亮正是在悲剧的一生、失败的功业中，证明了自身的能力，锤炼了自身的意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发扬了自身的道德。 后人歌颂诸葛亮，把他这一生的辉煌事业和他所表现的道德品质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极完美的道德人格，这就是毛宗岗所谓“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而这种“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恰恰不是一种官僚似的政治家，而是一种士人政治家。所以，成为士人政治家的精神典范，是诸葛亮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以来，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借诸葛亮形象寄托自己救国救民的怀抱。陈寿著《三国志》，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卷35《诸葛亮传》）；杜甫热情地歌颂：“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陆游感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他们都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或者以诸葛亮作为自己的精神典范。很显然，这种精神典范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中国古代的士人，能够像诸葛亮这样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敬仰诸葛亮，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像诸葛亮有所建树，但也感慨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 三、士人的军事谋略 （一）神机妙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不仅是忠贞的典范，而且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位智慧超群的士人政治家。 诸葛亮的智慧首先表现为政治智慧，尤其是“三分天下”的政治智慧，但在小说中更突出的是他的军事谋略。这一点与历史并不相符。 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是智慧，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在军事方面，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叙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即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出谋划策并不是他的强项；他是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却不具备在战场上随机应变、运用奇谋妙计的本领。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擅长出奇制胜。 《三国志演义》小说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经天纬地、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把诸葛亮塑造成了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火烧博望”的胜利，便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在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久之，先生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这一事件发生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主要是刘备的智谋。但是小说却移花接木，把这一事件安排在诸葛亮出山后，还使诸葛亮成为这场战役中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 小说先写十万曹军挥师南下，气势汹汹，而刘备只有数千人马，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渲染出一幅泰山压顶的紧张场景。但是诸葛亮临危不乱、从容不迫地调兵遣将。此时，关羽、张飞等人都瞧不起这位乳臭未干的军师，因迫于形势才对他言听计从，但都心存疑虑，就连大胆放权的刘备也“疑惑不定”。 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队大获全胜，关羽、张飞这两位心高气傲的大将不得不对诸葛亮心服口服，称赞他：“孔明真英杰也！”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确立。 随后的“火烧新野”事件也是纯属虚构的情节。诸葛亮在新野一带，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极为惨重。 从此，诸葛亮凭借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在跟刘蜀军队对阵之时，像得了“恐亮症”一样，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 中国古代描写战争，不管是早期的《左传》还是晚期的《三国志演义》小说，在写两军对阵的时候，往往是智斗的场面多于武斗的场面，在斗智斗勇当中，以斗智为主。所以整个赤壁大战实质上是敌对双方的智力竞赛。 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主要英雄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政治、军事作为，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成了决定赤壁大战胜负的关键人物。整个赤壁大战，能够前前后后把过程和结果算计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的，就是诸葛亮。尽管他在吴国军队中身居客位，他却是“赤壁大战”的幕后策划。 不信你看：孙、刘联盟的建立，是由诸葛亮一手促成的；孙权抗曹的决心，是由诸葛亮使之坚定的；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都被诸葛亮一一看穿。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关键性的计策——火攻计，也是由诸葛亮与周瑜共同商定的；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更是凭借诸葛亮的高超智慧巧妙地“借”来的。 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体现出诸葛亮独特的智慧。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打败曹操不是不可能，但会是相当困难的。小说里的这种描写当然不完全符合史实，却突出表现了诸葛亮在整个赤壁大战之中的超人智力。 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中，在孙、刘联盟的内部矛盾中，在与周瑜、曹操两位杰出人物的斗智中，诸葛亮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诸葛亮是又敬重又嫉妒，多次企图除掉他，但诸葛亮都一一地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 赤壁之战“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不及诸葛亮，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随后的“三气周瑜”、“刘备取汉中”、“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三国志演义》小说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在与对手的军事较量中，诸葛亮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在战场上，诸葛亮即使处在劣势，也能以少胜多，以劣胜强。即使失街亭打败仗，他仍然临危不乱，出其不意，“空城计”成了他智慧的杰作。 《孙子兵法•兵势篇》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诸葛亮正是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用兵如神、指挥若定的智谋大师。 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谋略，小说还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目空一切，却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临终时，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也总是疑神疑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 （二）多智而近妖 《三国志演义》小说有意强调、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比较现实的层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层面；另一个是像鲁迅所说的“多智而近妖”的层面。 就比较现实的层面来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但在极其谨慎的过程中，他有时候也出一些奇招，出奇制胜，这个时候就表现出高超的智慧。 比如诸葛亮用“空城计”，必须知己知彼，既要知道自己的特点，也要知道对方的特点，更进一步地，得知道对方对自己了解的程度，这是很难的。诸葛亮知道自己的特点，这没有问题；他也知道司马懿的特点，这也没有问题的；但他还要算到司马懿能估计到我诸葛亮一生是极其谨慎的，不会采用这种极其冒险的计策，这就需要高超的智慧了。 小说写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有时候虽然还是现实的智慧，却已经有点出神入化了。 比如“借东风”，你说是天意还是人算？这就有点疑问。你说是天意吧，寒冬腊月，农历11月底，要刮东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按常识来说，可能几百年上千年有这么一次。而这次恰恰就被诸葛亮算中了。这里描写的主要是天意，只不过被诸葛亮恰恰算中罢了。虽然他在七星坛上祭风，煞有介事，装神弄鬼，但还算不那么“近妖”。 小说中还写了诸葛亮更“近妖”的地方。比如“五出祁山”的时候， 诸葛亮跟司马懿对阵，魏后已经快要追上蜀兵了，这时候，“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魏兵怎么追也追不上。司马懿心里害怕了，说：“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亦能呼风唤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卷21《诸葛亮五出祁山》）所以收兵败退。这么写就是“近妖”的描写。 从总体上看，《三国志演义》小说的许多具体描写中，与其说诸葛亮用的是妖术，不如说他的用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诸葛亮的那种人间的智慧，把《三国志演义》看成一种智谋大全，而其中核心的当然是诸葛亮的智慧。 在西晋的时候，人们就称赞诸葛亮具有“独含天灵”的智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引西晋太傅李兴祭表）。到唐代，诸葛亮己被称为“智将”。到宋代，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说：“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更加突出了诸葛亮智力的“神奇”。 所以《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的智谋具有传奇色彩，这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说，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现在是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但“商场犹如战场”，所以《三国志演义》可以成为商家攻略的智谋大全。“水煮三国”、“麻辣三国”之类的炒作，也可以看出作为智谋大全的《三国志演义》在现代延续着新的生命力。 四、士人的政治手腕 （一）纵容关羽 作为一位士人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很有个性的。比如他极端高傲自大，“自比管仲、乐毅”，常常爆发出自命不凡的笑声。他有时甚至唯我独尊，与关羽、张飞等刘备亲信的兄弟之间，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人政治家，诸葛亮还常常使权诈之术，甚至对刘备也不惜使用诈术。比如袭取益州，逼刘备登极，用的都是诈术。可以说，诸葛亮有时是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他想要达到的大多是正当的目的，至少是人们认为的正当目的。 尽管如此，“宅心仁厚”的大文豪苏轼还是看不惯诸葛亮的一些作派。在《诸葛亮论》里，苏轼批评诸葛亮唆使刘备智取西川的行为，说：“仁义诈力之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义诈力之杂用”，这不符合士人的道德准则，但却是政治家的惯常伎俩。诸葛亮既然是士人政治家，就不能不染上这种政治家的习气。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生动的描写。 比如，诸葛亮故意派遣关羽到华容道堵截曹操，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用人失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诸葛亮这么做，是有意考验关羽，让关羽陷入“忠义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这样关羽一辈子都有把柄在他手上，他就便于驾驭关羽了。可见他使的还是诈术，而且是一种不容易被别人看穿的诈术。 我们再看看后来蜀国用关羽守荆州的部署。 荆州作为战略要冲，是魏、蜀、吴三方的必争之地，蜀国一开始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人马更为精良。 但是当庞统战死西川，刘备向荆州求援的时候，诸葛亮却一下子带走了张飞、赵云两员大将，只留下骄傲自大、意气用事的关羽一人独守荆州。这么做，可以说是既投合了刘备的心意，也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但显然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在移交荆州印绶时，再三嘱咐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卷13《张益德义释严颜》）。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这一点诸葛亮是洞若观火的，所以要谆谆嘱咐。 但是关羽本来就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他根本不愿意理会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荆州，常常恶意辱骂孙权是“禽兽”，动不动就想要出师灭吴。 当关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时，诸葛亮却一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结果最后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殉难。 可见，作为主持军国大事的丞相，诸葛亮的确有纵容关羽、乐观其败的重大嫌疑。历史上有人甚至说，诸葛亮是“借刀杀关羽”，比如章太炎《訄书》就说：“诸葛氏假手于吴人，以殒关羽之命。” 这话说得是太过分了，因为再怎么说诸葛亮也是希望蜀汉成功，而不至于祈求蜀汉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诸葛亮的内心中，未尝没有一点儿对关羽之死兴灾乐祸的心理。 所以，当关羽的死讯传到成都的时候，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甚至“一日哭绝三五次”，真是“如丧考妣”。而诸葛亮劝他说：“主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关公平日刚而自矜，今日故遭此祸也。”（卷16《汉中王痛哭关公》、《曹操杀神医华陀》） 毛宗岗在评道：“以不记军师‘东和孙权’一语，故似有埋怨之意。”（《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这可谓是“诛心之论”。 （二）驾驭魏延 文武不同道，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事情。但是，诸葛亮经常表现出的那种驾驭武夫的“诈术”，的确让人不免感到寒心。这一点，可以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作为例证。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当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带着厚重的见面礼投奔刘备的时候，诸葛亮一见，便“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并对刘备解释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后来虽然刘备刀下留人，但诸葛亮还是对魏延说：“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有异心，早做早取汝头，晚做晚取汝头。”（卷11《孙仲谋合淝大战》） 如果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诸葛亮给魏延定的三条罪状，其实都难以成立。在刘琮降曹以后，魏延就决计投奔刘备，只是因为从襄阳追赶刘备，没有赶上，才暂时进入长沙栖身。所以韩玄原本就不是他想要事奉的主人，诸葛亮说的“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两条理由就都落空了。只有第三条“魏延脑后有反骨”的理由，真是说不清、道不白，这怎么能成为魏延非死不可的罪名呢？ 魏延投降蜀汉后，能征善战，败郭淮，诛马遵，射曹操，斩王双，几乎战无不胜，所以深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在五虎大将相继谢世以后，魏延实际上成为支撑蜀汉大厦的栋梁之材。 而且魏延还多谋善断。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一出祁山时，他就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率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连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19《司马懿智取街亭》）可是诸葛亮却不采纳这一计策，还因此而加深了对魏延的偏见。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传》还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从这儿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诸葛亮与魏延在战略战术上的确一直有矛盾，诸葛亮讲究稳扎稳打，魏延则喜好出奇制胜。 所以，在小说里，诸葛亮一直不信任魏延，守街亭这样的重任，众人都以为要交给魏延，而诸葛亮却偏偏交给马谡，导致后来的街亭失守。小说中还写诸葛亮哄魏延说：“前锋破敌者，乃偏裨之将耳。”而让魏延侧应，则是“大都督之任也”（卷19《司马懿智取街亭》）。这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毫无心计的魏延竟然信以为真。 最值得注意的是“六出祁山”时的上方谷之役（卷21《孔明火烧木栅寨》）。 在这一战役中，魏延奉命率兵引诱司马懿入谷，诸葛亮派马岱将上方谷谷口垒断，采用火攻，要把魏军烧死在谷中。这时魏延兵尚未退出，正往后谷中走，只见谷口已经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突然狂风大作，天降大雨，他们都得救了。 嘉靖本在这里有小字注，写道：“此乃孔明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后孔明死时，遗计与马岱，将延斩之。” 事后，诸葛亮因为魏延当面责问他，便把责任都推到马岱身上，当着众将怒斥他，还下令斩马岱。幸亏众将再三哀告，诸葛亮方才罢休，只是削去马岱的官职，贬为散军。 有趣的是，这时诸葛亮又私下让樊建告诉马岱，这是丞相的“密计”，让马岱尽管推托截断谷口这一计策是长史杨仪出的主意。马岱次日私见魏延，说明情况。结果魏延非常痛恨杨仪，并向诸葛亮求马岱做他的部下裨将。 诸葛亮明明知道杨仪与魏延从来不和，他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故意嫁祸于杨仪，更加深了两人的矛盾，这实际上加速了诸葛亮去世后蜀军内乱的发生。毛宗岗改本无法解决文本中的这一矛盾，所以干脆将这些情节统统删去。 李贽评道：“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第一百三回）在下一回又评道：“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第一百四回） 在史传中，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的矛盾“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甚至连吴国的孙权都耳闻其事（《三国志》卷39《董允传》裴注引《襄阳记》、《汉晋春秋》）。而诸葛亮则在两人中起平衡作用，他“深惜仪之才，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40《杨仪传》）。 但在小说里，诸葛亮却明显地偏袒杨仪，贬抑魏延。所以诸葛亮临终前交代后事，竟把魏延排除在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杨仪，而没有交给费祎或姜维，结果是逼迫魏延与马岱投降魏国。这是小说家言，于史无据。而杨仪存有叛变之心，却是《三国志•杨仪传》中有明文记载的。 民间说书人神化诸葛亮，说他能算命，能未卜先知，神机妙算。他早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预知他会作乱，所以才“遗计斩魏延”。在小说中，魏延在诸葛亮祈禳北斗时，不慎扑灭了代表诸葛亮生命的主灯，真是罪该万死；他不但头上有反骨，而且曾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预示头上用刀，必然死于刀下（卷21《孔明秋夜祭北斗》、《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些近乎荒诞的描写，掩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不公正态度。 总的来看，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在魏延没有任何反迹而且屡立战功的情况下，居然定下计策，要把自己人魏延和敌人司马懿父子一起烧死；阴谋败露后，他又嫁祸于杨仪，激化杨仪与魏延之间的矛盾，种下了内乱的祸根；他还将计就计，让马岱身受苦肉计，取得魏延的信任，日后可以成为魏延投魏的见证人。这样的描写，造成了诸葛亮形象的人格分裂。在后来的版本演变中，这种文本的矛盾逐渐得到统一，特别是到了毛宗岗评本，将所有不利于诸葛亮的文字都删除殆尽了。 《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诸葛亮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早识“反骨”的先见之明，硬逼魏延造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诸葛亮的权诈心术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将相不和，文武争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少见，如著名的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故事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三国历史记载中，关羽和魏延一样，都是“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这一点当然为后世的士大夫深恶痛绝。所以在小说中留下了诸葛亮与关羽、诸葛亮与魏延关系极不融洽的生动描写，但也留下了诸葛亮使用诈术，将关羽和魏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描写。其中孰是孰非，值得我们深思。 士大夫与赳赳武夫之间的是非恩怨，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有趣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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