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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颠沛中顽强发展的宗族例证  历观《北史》中记载的北方宗族,普遍具有迁徙经历，限于篇幅只能列举河北李氏、崔氏与陇西李氏三支宗族作为代表。这三支宗族迁徙的距离或近或远,为时或短或长,各自的经历均具有个性；但是,它们都曾在流离中谋求生存, 在颠沛中顽强发展，从它们的迁徙实践之中能够提炼出共性。分析其中共性，就能归纳北朝历史系统中宗族发展的普遍规律。由于三例之中有两家都姓李,为了不致混淆，按照各自迁徙的区域特色分别称作河北李氏和陇西李氏。 第一例：河北李氏宗族 仕于北魏太武帝朝至文成帝朝的李灵是平棘县人，其孙李显甫率领宗族迁徙到邻近的殷州。《北史·李显甫传》记载： 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
平棘县是赵郡治所，位于今河北省赵县赵州镇。殷州治所在广阿县，位于今河北省隆尧县隆尧镇，此处所谓西山应位于隆尧镇西。据此推断，平棘县与殷州西山相距不超过100公里。相对而言,李氏宗族的迁徙是短距离的位移。西山之下这片土地被取名为李鱼川，表明那里是繁衍李氏宗族的宜农宜渔之风水宝地。 到李显甫之子李元忠这一辈,李氏宗族在李鱼川一带已有很大影响。《李显甫传附李元忠传》记载：
（北魏）孝庄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余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
由李元忠俨然一副地方霸主的架势来看，仅仅经过两代的经营李氏宗族就已成为新居地的强宗豪右了。 当局势发生激烈变化时，李元忠便利用宗族势力从事政治投机。《李元忠传》接着记载：
会齐神武（高欢）东出，元忠便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神武闻其酒客，未即见之。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食之，谓门者曰：“本言公招延俊杰，今闻国士到门，不能吐哺辍洗，其人可知。还吾剌，勿复通也。”门者以告，神武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元忠进纵横之策，深见嘉纳。……时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据州，元忠聚众与大军禽斩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迁太常卿、殷州大中正。
李元忠的政治投机能够获得成功，不仅因为善于适时钻营，更在于具有强大的宗族可以凭借。依赖宗族势力，不但李元忠个人成为支持高欢集团勃兴的重要人物，李元忠的同宗子侄辈也纷纷沾光，不少人显赫于东魏、北齐乃至隋朝。因此，在《北史》卷33之末“史臣论”曰：
各能克广门业，道风不殒，余庆之美，岂非此之谓乎！
就是这样，植根殷州的李氏宗族，通过扩大社会影响而发展成为强宗豪右，再藉政治势力而上升为世家大族。这是北朝宗族之中一支成功移植他乡而获得充分发展的典型。 第二例：崔氏宗族 清河郡武城县的崔氏宗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其成员崔宏曾经出仕后燕。北魏攻灭后燕，崔宏被魏军追获，随后被道武帝召到身边，任为黄门侍郎。不久，道武帝将后燕遗民数十万强行迁徙平城，其中就有崔宏之家。《北史·崔宏传》记载了崔宏到达平城之后的情况：
迁吏部尚书,时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被信任，势倾朝廷。
崔宏位高权重，其宗族在平城迅速植根和兴旺成为必然。 崔宏之子崔浩，于道武帝朝起家，历仕明元帝朝和太武帝朝，皆获隆恩厚宠。《北史》卷21之末“史臣论”曰：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文，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焉。属明元为政之秋，太武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
崔浩的才华与贡献确实堪比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但可惜居高位却不善收敛，终因编撰《国书》触犯禁忌而酿成祸难，不但自身被杀，甚至连累本家几乎灭族。幸有远亲崔宽相助，《崔宏传附崔宽传》记载：
初，（崔）宽通欵见浩，浩与相齿次，厚存接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崔）林旧墟。以一子继浩，与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
由于崔宽的移花接木，方使崔氏旧墟香火复燃。 崔宏父子经历约五百公里迁徙，从河北来到异族统治中心，受到重用而势倾朝廷，崔氏宗族因此成为北魏前期国都的显要门阀。然而，平城崔氏仅存两代就遭遇灭门之灾，是为先成功而后挫折的宗族例证。 第三例：陇西李氏宗族 李延寿以《北史·序传》的整卷篇幅给予自家宗族以详尽的记录，此外在《旧唐书·李延寿传》和《新唐书·李延寿传》等文献中也有相应的记载。《旧唐书》称李氏“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新唐书》只言李氏“世居相州”，而不言其出自“陇西著姓”。[10]这些或繁或约的记载给后人留下了猜想的空间，不过对照各书而言，“陇西著姓”的时代已经接近北朝当世，而且自此以下的人物履历清晰可征，应属切实可信。 由《序传》得知，有名曰李柔者，仕西晋为相国从事中郎及北地太守。西晋末年战乱风起云涌，李柔从子李卓率领宗族投奔前凉国，李柔之子李弇跟随来到陇西姑臧。李弇历任前凉骁骑左监、天水太守，封安西亭侯，为李氏修成陇西著姓奠定基业。据此基业，李弇之孙李暠活动于敦煌、酒泉之间，创建起西凉国。不过，西凉国仅传两代三主就败灭于北凉国。国破家难之后，李暠之孙李宝流徙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境)，臣于柔然。随后，李宝召集遗众二千，试图复兴祖业。时隔不久，北凉被北魏败灭，他趁机率众自伊吾南归敦煌。在修缮城府的同时，李宝又向北魏奉表归诚，因此被授予沙州牧、敦煌公等职爵，受命“仍镇敦煌”。李宝的长子李承也被赐爵姑臧侯。从李弇到李承，李氏经历六代发展成显赫宗族，号为“陇西著姓”真乃实至名归。 然而，李氏规复西凉祖业的宏图不久就遭破灭。太平真君五年（444），李宝抵北魏国都晋谒太武帝，遂被留在平城，拜为外都大官。于是，李氏宗族从河西移植到平城，李宝成为平城李氏的始祖。李氏宗族很能适应新的环境，又在平城发展起来。李宝生有六子，大多在文成帝以后诸朝就任要职。尤其是少子李沖，后来深得文明太后恩宠，担任中书令等官位。李氏宗族也因此增光添彩，《序传·李沖传》称：
沖家素清贫，于是室富。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羇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将北魏国都迁往洛阳，沖被孝文帝委以营构之任，担当起洛阳新都的规划者。作为新的国都，洛阳不仅恢复昔日繁荣景象，而且取代长安成为天下中心。李氏宗族趁着北魏政权南迁的大好形势荣耀地返回中原，在李沖权势的庇荫下，李家“显贵门族，荣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官爵”，成为在异族国都兴旺的汉族新贵。 李沖去世后，李氏尚能维持不衰的局面。李沖之侄李韶在宣武帝朝参定朝仪律令，到孝明帝朝官至礼部尚书。李韶三弟李虔，在孝文帝朝与宣武帝朝历任刺史，在孝庄帝朝官至骠骑大将军。李虔第四子李晓博涉经史，然而生逢北魏末世，命运遂多乖蹇。 北魏南迁之后一度呈现昌盛景象，但是繁荣的洛阳成为贵族腐败的温床，促使新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纠结起来，终于酿成六镇暴乱。北魏武泰元年（528）契胡首领尒朱荣乘乱攻入洛阳，随后在附近的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境）肆意屠戮鲜卑王公与汉族官僚。李晓的三位兄长都死于河阴之变，李晓携诸子侄侥幸脱逃。北魏在内耗与外争中分裂成东、西两魏，李晓随从东魏朝廷来到邺城，此后投奔母兄崔陵，寓居其清河的乡宅。清河郡在北魏时属于相州管辖，《旧唐书》与《新唐书》皆云李氏“世居相州”，所指应该是这个时期的李氏宗族，其始祖则为李晓。 李晓次子李超在北齐官至晋州别驾。不幸的是，李超到任不久，晋州就遭北周大军围攻。寻而城破，李超被俘。李超无意与新朝合作，情愿归还乡里。隋朝取代周朝后，李超被召补洛州主簿，但因反应消极而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李超视官场蔑如，称疾返归乡里，以琴书自娱。此后，朝廷还曾除授李超清江令、洛阳令等职，李超则屡以疾病为由辞返归家，最终病故于洛阳永康里宅。李超是一位品德正派而不谋权势的士人，这对于子孙的品性能带来正面影响，但对他们的仕途则会带来负面影响。李超的长子就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 李氏宗族于西晋末年离开中原，辗转于河西的姑臧、酒泉、敦煌以及西域的伊吾，发展成为陇西著姓；李氏宗族在北魏太武帝朝东迁平城，在孝文帝朝南迁洛阳，此后又随东魏迁往邺城，寄居于清河崔氏，成为世居相州的名门：其间颠沛数千公里而流离半个中国。至北齐、北周以至隋朝，李氏宗族依旧不得安定，但是迁徙范围显著缩小。直到李延寿这一辈，适逢盛唐天下太平，李氏宗族得以安居中原。经过将近三个半世纪的辗转迁徙，李氏宗族竟能屡经沉浮而不灭，真可谓战乱频仍中顽强发展的典型。 两家李氏和一家崔氏是所处时空截然不同的三件案例。三家宗族的经历看似不同，却包含着共性，它们都曾在艰辛的迁徙与开发中创基立业,也都藉助武功或政治提升社会地位,还都经培养道德与修炼文化以绵延影响。以下逐次分析之。 其一，在艰辛的迁徙与开发中创基立业 三家宗族的迁徙距离，近者百公里内，中者约五百公里，远者数千公里开外，无论远近经历过许多艰难。《崔宏传》中对崔家途经恒山的情景略有记载：
还次恒岭，帝亲登山顶，抚慰新人，适遇宏扶老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
这段扶母登岭的记载，原本是为了表彰崔宏的孝心和道武帝的礼贤，但也因此透露出此次旅途的险阻。崔宏离开河北时已经任职黄门侍郎，在迁徙途中尚且会陷入窘困之状，不难推想一般宗族成员在旅途中的辛苦。 崔氏宗族徙居平城之后，虽有位居高官的崔宏佑庇，但人生地疏也不免陷入拮据状态。崔浩在自撰的《食经序》中叙述道：
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所知见，而少不习书，乃占授为九篇。……亲没之后，遇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粱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
文中崔浩自诉“遇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此述虽为概言北魏初期征战的举动，也未尝不是自诩“与参大谋”的功劳和对“赏获丰厚”的得意。不过，他也有所自警，想到当初自家曾有过“饥馑仍臻”的惨状。这个所谓“昔遭丧乱”的阶段，正是崔氏宗族迁徙往平城之初，那时崔浩之母尚健在。如今写《食经序》之时已在“亲没之后”，因此崔浩深为感慨。从而想到，崔家从仅得以“饘蔬糊口”的窘况转变为拥有“牛羊盖泽，赀累巨万”的富足产业，虽然得益于朝廷的丰厚赏赐，但也离不开谨慎的行事和辛勤的操持，所以决不可以忘却当初，因为创业实在是不容易的。 河北李氏迁徙距离较近，且仍在华北平原，途中不会像崔氏那样艰难。不过，李氏开辟新家园也非易事。赵郡平棘位于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殷州西山为丘陵坡地，其间环境变化不小。李氏宗族必须披荆斩棘，方能辟出良田清塘，付出的辛劳必然巨大。 陇西李氏经历千里跋涉，肯定饱尝艰辛，重建家园亦必劳苦。只是最初在河西创业的经历不见记载，好在其再创相州家业的事迹略有撰述,也有表明创业不易的意义。《序传·李晓传》记载，李晓获得崔陵所赠良田三十顷，“遂筑室居焉”。李晓投奔舅氏而寄人篱下，其生活与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虽有良田资助，也须组织族人筑室架屋，还要经年辛勤耕耘，方能再次植稳宗族根基。 要之，三支宗族都曾有过困苦迁徙与艰辛创业的经历无疑。 其二、藉助武功或政治以提升社会地位 为了保护农耕收获和巩固新建居所，必须建立武备，河北李氏的表现是这方面的代表。《李元忠传》不但称赞李元忠一向“骑射不废”，而且刻意描绘了他的弹射之功：
性甚工弹，弹桐叶常出一孔，掷枣栗而弹之十中七八。尝从文襄（高洋）入谒魏帝，有枭鸣殿上。文襄命元忠弹之，问得几丸而落。对曰：“一丸奉至 尊威灵，一丸承大将军意气，两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李元忠出色的弹射之功具有强劲的震慑威力，这是他最初号召宗族起事和后来炫耀于朝廷的资本。 在《北史》的记载中，李元忠是成功地组织和利用宗族武装的范例。李元忠凭借宗族武装，在激烈的战乱中保护了宗族居地，在动荡的政局中投靠了兴起于北边六镇的高欢，襄助高氏集团创立起北齐政权，自己也因此获得崇高的官位。当然，李元忠的政治投机能够成功，客观上也由于兴起于北边六镇的高欢集团需要李元忠这样的宗族势力给予支持。《李元忠传》记载：
每宴席论旧事，元忠曰：“昔日建义，轰轰大乐，比来寂寥无人问，更欲觅建义处。”神武（高欢）抚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赐白马一匹。元忠戏曰：“若不与侍中，当更觅建义处。”神武曰：“建义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须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征拜侍中。
两人追忆旧事的调侃，恰到好处地表明高欢与李元忠之间在政治上相互利用的关系，这是河北李氏宗族能够与北齐王朝俱荣的根本原因。 与河北李氏相比，陇西李氏经历了起伏不定的政治沉浮。最初前往河西的李弇，只是依附于从兄李卓的青年，后来受到前凉国主张骏器重，《序传·李弇传》记载：
弇本名良，妻姓梁氏。张骏谓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孙何以 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启中兴之业，吾方赖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弇。 张骏希望李弇仿效东汉名将耿弇，说明李弇一定具有不凡的武略功底。事实证明，正是依仗武略，李弇建立起适应新环境和繁衍宗族的基业，李弇之孙李暠进而将家族发展成陇西著姓，而且创建起西凉国。 正当陇西李氏蒸蒸日上之际，岂料形势逆转，西凉国败灭于北凉国。不久，北凉国的灭亡给了李暠之孙李宝复国兴家的机会，然而北魏却迫使李氏脱离旧的根基，将其移植平城。幸亏李冲适逢北魏盛世，得以施展政治宏图，令李氏宗族再次发达。又岂料河阴之变终使李氏宗族一蹶不振，东魏、北齐之时不得不依附于清河崔陵，勉强维持“世居相州”状态。此后李氏子孙祸福不时，宗族跌宕起伏，又与北周及隋唐间动乱局面密切相关。 如前已述，与两支李氏宗族不同，崔氏是依靠谨慎从政而平步青云的。《崔宏传》记载：
约俭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帝闻益重之，厚加馈赐，时人亦或讥其过约，而宏居之愈甚。
细细品味“帝闻益重之”等语，让人隐约感到其实崔宏未必深被朝廷信任。对此《魏书》卷24《崔玄伯传》中也有文字大体相同的记载，但在“（道武帝）闻益重之”之下多出“尝使人密察”五字。这五字其实至关重要，因为它透露出像崔宏这样位高权重的汉族士人尚且处于北魏朝廷严密监视之下的信息，表明拓跋统治者对归诚的汉族士人并不完全信任的心态。 投身政治是迅速提升宗族地位的机会，但也包含巨大风险。崔宏一贯谨小慎微，总算平安通过种种密察而获得道武帝的尊重。其子崔浩仕途顺利，竟然忘记自己写下的“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幸惹下国史之狱。崔浩惨遭杀戮的根本原因在于，此际北魏社会中民族冲突尚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民族关系十分敏感，他却行事忘乎所以，不慎牵动这条敏感的神经。 要之，藉助政治以发展，是迅速提升宗族社会地位的捷径，但也难免因政局变化受到制约乃至挫折。欲令宗族绵延久长，根本在于涵养文化。 其三、培养道德与涵养文化以绵延影响 培养道德与涵养文化属于精神层面的提升，与经济实力、武功本领、政治韬略乃至生育能力等因素相比，对宗族的发展更具有持久效应。 《李元忠传》记载： 初，元忠以母多患，专心医药，遂善方技。性仁恕，无贵贱皆为救疗。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焚契免责，乡人甚敬之。 李元忠焚契免责事件令人联想到战国时代冯谖为孟尝君“烧券市义”的典故，表明他的仗义疏财性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刻意效仿古代君子的义举。对德行的如此追求，无疑是在与族人共同创业中培养起来的。 高尚的德行能够受到族人的尊敬，也会影响后代，《李元忠传附法行传》记载： （李元忠女）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为尼。……齐亡后，遭时大俭，施糜粥于路。异母弟宗侃与族人孝衡争地相毁，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来取之，何为轻致忿讼？”宗侃等惭，遂让为闲田。
法行的义举或许有佛教思想的影响，不过也与乃父的品性相承不悖。 河北李氏的道德与文化呈现为随宗族的发展而逐步提升的态势。《李显甫传》称赞李显甫豪侠知名，却只字不提其文化程度，应是这方面乏善可陈。李元忠与其父趣向已有差异，能“粗览书史及阴阳术数”，不过依旧不脱尚武风格。他在母丧之时虽然悲痛哭泣，却肆意饮酒，还曰“礼岂为我”，[27]流露出他与传统礼仪的隔膜。 可是李元忠的豪侠性格和尚武精神并未遗传给儿子李搔。李搔不尚骑射，却酷爱艺术,《李元忠传附李搔传》记载：
搔字德沈，少聪敏，有才艺。曾采诸声，别造一器，号曰八弦，时人称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记室除河内太守。居数载，流人尽复。代至，将还都，父老号泣，追送二百余里，生为立碑。终于仪曹郎。 李搔年少时别有情趣，与父亲的杀伐气势迥然不同。后来他成长为文治良吏，于东魏武定年间（543—549年）出任河内太守，受到当地父老的爱戴。仅仅相隔两代，就能培养出娴于文艺的人才和治理一方的官员，可见文化对于士族门风的转变之效。 不同于河北李氏，植根平城的崔氏一直是恪守礼教的宗族,具体表现为奉行节俭而力行孝道。如前所述，崔宏在“约俭自居”的同时能够做到对母亲“供养无重膳”，然而此类举动却会受到朝廷密察，那是因为拓跋统治者对汉族礼教不理解的缘故。崔氏这样的名门一向以为只有自己才占据着道德与文化的高地，因此最注重文物礼教和文化制度。所以崔宏热衷论道“古人制作之体及往代废兴之由”，也由此获得道武帝的赏识。不过，崔宏并未依靠投机去争取政治地位，《崔宏传》称赞他“未尝謇谔忤旨”，但是“亦不谄谀苟容”，表现了孤傲清高的品格。身在异族朝廷不得不察言观色，崔宏能做到不“苟容”实在不易了。 至于崔宏之子崔浩，也是学问卓识而秉性正直的士人,他为编撰《国书》献出了生命，是值得同情和惋惜的，不管其写作动机是否为了炫耀文采，但毕竟表现了求真的高尚史德。《崔浩传》记载，“浩能为雅说”，“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崔浩曾积极为拓跋政权陈说“秦、汉变弊之迹”，促使其尽快适应汉族地区新的形势。同时，他还努力将传统文化灌输给皇帝，将海内外人才推荐给朝廷，推动北魏沿着汉化的方向发展。为此《崔浩传》总结道，“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崔浩在文化上的贡献显著超越前辈，只是拓跋统治者并不明白失去他对于北魏是多么惨重的损失。隋唐制度渊源之第一文化因素为北魏、北齐之源，清河崔氏是背负这方面文化的主要宗族，其代表人物正是崔宏、崔浩父子。 陇西李氏宗族的漫长发展经历，也是不断磨砺品德和提高素养的过程。精神境界的提升使该宗族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此处只能略举几位。 李氏始祖李弇展现了武将形象，但到他的孙子李暠这一辈就转向文武兼修了。《序传》称，李暠“遗腹而诞，祖母梁氏，亲加抚育”，既“通涉经史，尤长文义”，又“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李暠能够发迹，与他文武兼修的风格密切相关。这样的风格被其孙李宝继承下来，进而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和团结的观念。《序传·李宝传》称，李宝“沈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为之用”。[32]坚韧的意志和团结的观念是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德性，当宗族蒙难之际就能转化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宗族的境况化险为夷。后来李宝能使陇西李氏复兴绝非偶然。 有鉴于此，李宝少子李沖尤其注重宗族的和谐，《序传·李沖传》记载： 冲家素清贫，于是室富。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羇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 李沖富贵以后犹能垂念羇寒，这对于和谐宗族具有美好作用。更进一步，李冲还以传统礼教推动北魏制度改革，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作出卓越贡献。他抓住太和年间力行改革的机遇而推波助澜，积极向拓跋统治者介绍汉族文明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作蓝本为北魏制礼作乐，孕育成适合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制度，如对基层行政影响极大的三长制就是李沖提出来的。不仅如此，李沖还是孝文帝迁都事业的积极襄助者，这项壮举使凝聚平城的中华文明转而沉淀回中原。隋唐制度渊源之河西文化流派，就是由陇西李氏为首的众多宗族背负在肩，于太武帝朝输往平城，再经孝文帝迁都而传送中原的。通过这条途径，永嘉之乱以后幸存于西部的汉族传统文明，经李冲为代表的士人之手在东部发扬光大了。 家道兴旺时理应凭借文化为社会作贡献，家道衰落时更当放宽眼界而坚持文化修炼。李晓率宗族寄居崔氏宅地后，他没有钻营政治，而是一意训勖子弟，《序传·李晓传》记载：
时豪右子弟，悉多骄恣，请托暴乱，州郡不能禁止。晓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时论以此多之。晓自河阴家祸之后，属王途未夷，无复宦情，备在名级而已。及迁都之后，因退私门，外兄范阳卢叔彪劝令出仕，前后数四，确然不从。
在李氏宗族蛰伏期间，门风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政治发家转变为文化治家，这样的变化发轫于李沖，实现于李晓。 以文化治家能够熏陶出高尚的品德，这是有益宗族复兴和长远发展的举措。宗族成员在蒙难之际的杰出表现更会给后辈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发挥榜样作用。为此，李延寿在《序传·李超传》中对祖父李超在晋州被北周军队围困时的高尚举动作了生动描写： 及周师围晋州，外无救援，行台左丞侯子钦内图离贰，欲与仲举（李超之字）谋，惮其严正，将言而止者数四。仲举揣知其情，乃谓之曰：“城危累卵，伏赖于公，今之所言，想无他事，欲言而还中止也？”子钦曰：“告急官军，永无消息，势之危急，旦夕不谋，意欲不坐受夷戮，归命有道，于公何如？”仲举正色曰：“仆于高氏恩德未深，公于皇家没齿非答。臣子之义，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钦惧泄，夜投周军。 侯子钦见李超秉性忠义而执意抗敌，只好狼狈地夜奔周军。旋而晋州终被攻破，李超成为周军俘虏。不过李超的坚贞反而获得敌方敬重，他便利用机会劝说敌将对残败之城施以德泽，以图保全受难之民。《李超传》接着记载：
周将梁士彦素闻仲举名，引与言其及其事。……仲举乃曰：“今者官军远来，方申吊伐，当先德泽，远示威怀，明至圣之情，弘招纳之略，令所至之所，归诚有地，所谓王者之师，征而不战也。”士彦深以为然，益相知重。
李超被围之际不失高风亮节，兵败之后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与名声，竟能顾全大局，曲意保全残破之城，实在难能可贵。高尚的情操是教育后代的楷模，利于培养以宗族自豪的情感，进而弘扬成优良门风。李氏屡经迁徙困苦，却总能抱定坚韧不拔的意志,精诚凝聚和发展宗族，就是因为注重精神修养的缘故。 要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与提炼文化素养，利于优化宗族传统习俗。两家李氏和崔氏的优良门风不仅被载入史册，甚至在当世就受到赞颂。赵郡李荣曾赞叹陇西李氏道：“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真吾师也。”[37]赵郡李氏一向自视门第高贵，陇西李氏得到李荣赞誉是很荣幸的。 综上所述，在战乱背景下迁徙的宗族，首先要开垦农田，营造休养生息的环境；其次需凭藉武备以立足地方，利用政治机遇以谋求提升社会地位；最后应培养道德以树立社会形象，增进文化素养以绵延社会影响：只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地区植根和发展。这样的规律虽然仅仅归纳自三家宗族，但是它们的经历都在各自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归纳其中共性具有普遍意义。在北朝历史系统中有无数支宗族在离乡背井地奔波与奋斗，他们的迁徙区域大多与上述三家宗族不同，但是发展规律是符合从三家宗族的经历中提炼出来之共性的。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不管处境顺逆，各家宗族都会依赖血脉为维系纽带，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努力经营，又且凭借道德与文化形成坚强有力的凝聚作用，以维护其和谐与发展。 无疑，陇西李氏是北朝历史系统中最具典型的宗族。在《序传》中，西晋以后有其名者共121位，从李弇传到李延寿毫不中断地繁衍了11代。李氏宗族从黄河下游跋涉到河西走廊的尽头，又从西域东来平城，再从雁北南下中原，先后衍生出陇西李氏、相州李氏，形成为绵延不断的运动轨迹，不仅与西晋以后的十六国北朝相始终，而且隋唐之后还在繁衍。它的发展脉络打破了前后错综或左右对立的各个政权之间的界限，这支屡经颠沛而顽强发展的宗族以生动的实践昭示了社会必定统一的趋势，揭示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李延寿的文字虽然朴实无华，却充满了热爱亲人、热爱故乡的深情，这正是《序传》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的。 五、突显宗族是《北史》独到的价值 《北史》是编辑相关断代史著撰成的再生作品，历代对它褒贬参半，评论集中点在于史料处理和家传体例是否得当，褒扬最多处是追求统一。历史现象是多变的，编撰过程是漫长的，因此历史著作会融入参与编撰者的多重主题思想。《北史》是李大师与李延寿父子积数十年接力编撰而成的史学巨著，由于两代人的历史背景不同，对于历史现象关注的重点有所区别，追求的目标就有差异，各自为该书注入的主题思想难相一致，这是《北史》问世后受到莫衷一是评论的潜在原因。李大师身处隋末大动乱时代，内心追求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将统一确定为《北史》的主题思想。李延寿将淝水之战至隋朝动乱之间出现的各政权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框定为称作北朝的历史系统，这样的框定便于揭示中华社会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曲折轨迹，体现了唐初结束战乱的政治目标，也为后世研究者探索中华各民族从林立趋向融合的发展规律奠定基础，从而客观地确立了北朝的历史地位。 李延寿虽然没有违背父亲的宗旨，却将父亲设定的编年体例改变为家传体例，以便在《北史》中融入颂扬门阀士族的主题思想。这是因为统一已经实现有年，李延寿尤其关注在初唐得势的陇西世家的缘故。幸而北朝历史系统是宽广的,包含的内容是宏富的，所以并不影响两代人的主题思想并存于《北史》。不料《北史》问世之时，门阀士族衰落而庶族官僚骤然兴起，李延寿的主题思想也过时了。然而，作为门阀士族基础的宗族依旧遍存于中华大地,并与中华社会相适应而绵延流长。由于运用家传的体例编撰《北史》，生动展现了众多在颠沛流离之中顽强发展的宗族，突显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面临战乱动荡局面而能凭借宗族为纽带得以传承不息的现象，后世的读者不但能清晰感悟到北朝历史传统的时代特征，而且便于从大量的例证中考察到宗族发展的规律，进而发现宗族组织在延续中华民族血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上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战乱状态下，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基层的个体家庭乃至家族都是十分脆弱的，高踞上层的朝廷也是不断更替的，处于中层的宗族却能坚持生存和发展。不少宗族能屡经曲折而久不断绝，更有文化世家不断繁衍十余代乃至几十代，例如李延寿的宗族，又如传续至今七十余代的曲阜孔氏。当然，多数宗族的命运总是沉浮不定的。就像编织绳索的纤维，纤维再长亦有断裂之时。然而，由纤维编织的绳索却与单根的纤维不同，它经不断地编织而能漫长地延展下去，并且越经外力捆拧，反而越是牢固。中华民族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宗族组成，就像用众多纤维编织成的绳索，越是压抑就越是团结。所以，尽管各个宗族的命运有长有短，但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却繁衍不断，中华文明必定长存不衰。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虽久经磨难而能弥坚持久，就在于其社会之中宗族组织发挥着坚固凝聚的力量和接力相续的作用。 由此看来，以姓为类而将众多家传融于一炉的编撰体例，恰恰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式。不过，普遍展现宗族与特别突出陇西世家大族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反映共性，是表述北朝历史系统而产生的客观效果；后者体现个性，是李延寿刻意追求的主题思想。好在北朝历史系统是宏富的，二者可以相容在《北史》一体之中。具体地讲，采用家传体例以广泛表述众多宗族，客观上体现了作者卓越的史识；特设《序传》以整卷篇幅弘扬陇西李氏，则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不仅如此，最初李大师追求统一的主题思想也未被排斥在外。客观史实与主题思想相得益彰，既彰显《北史》永葆的价值，又映衬李氏优良的家学文风。 李延寿的思想传统却又敏锐，文笔简洁而且到位，蕴含着家学厚实的素养。自从汉族中央集权统治被战乱摧毁之后，由朝廷掌管的文化设施和学校便屡遭劫掠，原本由太学博士承传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中断，代之而行的是在宗族内世代传承文化的形式，因此提倡家学成为社会流行的现象。于是，家学随从宗族的迁徙而播撒于广泛地区，从而推动文化的普遍交流与融合。那么，陇西李氏的家学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既是政治学，也是社会学，最终是历史学。首先是政治学，其营养汲取于从李暠到李宝的施政体会和从李沖到李韶的参政经验，这些生动的体会和具体的经验能够令人养成辨析宏观发展趋势的能力；其次是社会学，陇西李氏先辈的亲身体验以及耳闻目睹的其他宗族的实践活动，潜移默化地熏染着李氏子弟的感性认识，从丰富的感性认识中能够提炼出前瞻的理性认识；最终是历史学，完成史著的重任应时地降落到李延寿的肩上，他运用卓越的史识将包含自家在内的众多宗族的运动轨迹从前人积累的文献中提炼出来，粘连成线，铺展成面，删节成体，归纳成书，得以流传于世。从政治学经社会学发展到历史学，这就是陇西李氏的家学，其理性认识的结晶便是《北史》，同时还有《南史》。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注释皆略去，引用请核对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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