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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 摘 要：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受儒家、道家、佛家三种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在这三种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人生境界。这些变化都与苏轼所接受的文化有很大关系，是在其文化底蕴的作用下产生的，也是其对人生、对生活的思考之后的结果。 关键词：苏轼；人生境界；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34-0246-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34.142 儒家、道家和佛家是我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三种文化，虽然其起源并不相同，但却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许多文人墨客都受其影响，而三种文化的综合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三种文化的综合影响在北宋时期达到高峰，北宋时期的文人和思想家大多受这三种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这三种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人生境界，而每种人生境界都和这三种文化的综合影响密切相关，即使每个阶段中都会有一种文化成为思想的主导。下面，本文就从苏轼在人生中经历的三个阶段来分析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背后的文化底蕴。 一、 满腔治国抱负的有志青年 这一时期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阶段的苏轼有着治国情怀和报国的热忱，这也是儒家出世思想、“兼济天下”思想的体现。这和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有着很大关系。苏轼幼年时，其父母为了让苏轼将来走入仕途，以当时应试的儒家经典教之，使其早早具备“奋厉有当世志”的宏伟蓝图。苏轼在父母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奋斗目标，饱览儒家经典，钻研治世之术。 苏轼对儒家经典及儒家思想的继承可以从其作品《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一探究竟。 “夫《春秋》者，礼之见于事业者也。孔子论三代之盛，必归于礼之大成，而其衰，必本于礼之渐废。群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礼而定其位。至以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 上文所述内容是儒家积极推崇的“礼”文化，儒学大师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礼”教的传播，而苏轼的一番议论就是对礼教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说明，体现了苏轼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对苏轼的影响。正如文中所述，苏轼认为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由“礼”来决定的，“有礼”之人则事业成功，“无礼”之人则事业失败，这一道理同样可以运用到国家之中，有礼则国家昌盛，无礼则国家亡，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靠礼维持的，父子之家，君臣之间，莫不是如此。将这一观点再推而广之，就连陌生人之间，也需要礼，可见，礼的重要性。 而苏轼对孔子的推崇，更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影响，他在《论孔子》中不仅将孔子看成为圣人，更将其看做是具有浩然正气的能臣。苏轼不仅推崇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者们，还身体力行践行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这在其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二。比如，从《南乡子》一词中就可以看出苏轼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关心。 词中这样写道： 旌旗满江湖， 诏发楼船万舳舻。 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 帕首腰刀是丈夫。 粉泪怨离居。 喜子垂窗报捷书。 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 一斛明珠换绿珠。 “投笔将军应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一句，充溢着豪情壮志，其爱国情怀可见一斑。而能体现苏轼继承儒家思想和其爱国精神结合的词作，则是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被研究苏轼的学者们认为是苏轼豪放派作品的代表作，词中充满了豪情壮志和报效国家的热情，这些正是满腔抱负的有志青年所应具备的。 以上就是苏轼的第一个人生阶段，充满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同情。 二、 重要转折——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境界的重要转折。乌台诗案对他造成了重大打击，也给他带来了人格上的侮辱，自此以后，苏轼的仕途开始走下坡，并不断遭受被贬谪的命运。这一事件也使他思想中隐藏的佛家思想变得活跃，成为他这一阶段的主导思想。 苏轼年少时，曾在多家寺院中读书，这是他佛教思想的萌芽期。又从十三岁时开始阅读佛家经典，从二十二岁开始与僧人交往。苏轼在游历成都时，就与惟度、惟简二僧结为好友，由此奠定了他们一生的友谊。其二人对苏轼的学佛之路帮助很大。而据统计，苏轼一生之中，与之交往的僧人大概有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大多数都与苏轼有着诗词来往，而这些僧人也大多是名僧，其对苏轼的人生境界的影响有很大作用。 而苏轼的创作自然是离不开佛教的影子。苏轼在其作品中经常用到梦、空、水等意象，这几个意象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梦”这一意象，苏轼的创作中经常出现人生如梦的观点，这与佛教思想中人生如梦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苏轼这一人生境界的形成与他所遭受的乌台诗案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佛家思想也是在这一事件中形成。其次，苏轼人生如梦的观点所涉及的虚无正与佛家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一观点相似。这是苏轼在遭受人生磨难之后的所具有的幻灭感，同时也是苏轼吸取佛家精髓产生的思想境界。这一方面的代表诗作则是《西江月·平山堂》，苏轼在这首词中写了与欧阳修的交往，表达了对欧阳修的感恩之情，但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慨。而那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就是苏轼人生如梦的感慨，而这一感慨也成为了千古名句。 三、 贬谪岭海后的超脱 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仕途开始走下坡路，并不断被贬谪到偏远地带，此时，苏轼的人生境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儒家的兼济天下变得更注重自身的价值，由关心国家、人民变成关心自己的命运，也从关心外界变成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和精神上享受。此时，他远离政治斗争，沉浸在山水之间，生活随性率真，开始感受老庄哲学的超然外物和顺其自然。这是苏轼对自己的人生反复思考的结果，在遭受贬谪之后，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慢慢变淡，对不如意的人生表现出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他的这一变化，同样是受老庄哲学影响而形成的。 而苏轼与道教的结缘也是发生在苏轼幼年时期。他年少时，曾拜张易简道士为师。张道士对苏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是苏轼接受道家思想的启蒙者。其后，苏轼在的成长道路上，又接触了许多道士，据统计，苏轼游历过的道观不可计数，而每到一地与当地道士结交也成了苏轼的习惯和爱好，正像他结交下许多僧人一样。苏轼的道士朋友在苏轼遇到人生磨难的时候，都成了苏轼的开导者，他们清逸的道风，让苏轼在艰难的人生中感觉到了一丝轻松，同时也找到了精神伴侣。在被贬岭海后，苏轼对道士逍遥自在的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也开始思索人生，最后走进了顺其自然的道家世界，造就了广阔豪迈的胸襟，其豪放派的作品就与此有关。 苏轼对道家思想的继承，除了受到道士潜移默化的影响外，也和其自身研读道家书籍有关。苏轼在被贬黄州后，闭门谢客，开始研究道家经典，从中寻求安心解脱之法，其思想和人生境界也往前迈了一大步，从之前的追求人生的价值，转变成追求自身的价值，逐渐内化而变得更注重自己的内心。再加上自身的遭遇，使他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老庄哲学的奥秘。 苏轼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露了对老庄哲学的羡慕之情，他敬佩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也追求陶渊明老庄哲学式的归隐，其在《临江仙》一词中就表达了想要归隐田园的热切希望。苏轼对田园的向往，不只是其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还是其对大自然的向往。而大自然也给予了苏轼许多创作的灵感，他那首代表性的词《定风波》就道尽了大自然的魅力，以及从中受到的启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塑造了一个不管是面对自然界中的风雨还是人生之中的坎坷都坦然面对、豁达洒脱的形象，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被世人流传。大自然的魅力、老庄哲学的精髓，也使得苏轼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了安心之所。 四、 结语 即使在苏轼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思想主导着他的人生观，以此产生不同的人生境界，但苏轼这些变化的原因都与其所接受的文化有很大关系，这些变化是在其文化底蕴的作用下产生的。而苏轼的文化底蕴与其幼年所受的教育以及其自身的选择有关，幼年时，其教育是受外界影响，接受了儒家、佛家、道家的不同的文化，而他成年后的选择，则是他听从内心的决定，特别是上述苏轼在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对不同思想文化的选择。这是苏轼自身主观意识所决定的，也是其对人生、对生活思考之后的结果。 但并不是说，在苏轼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中，只有唯一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其人生境界的形成，而是儒、释、道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其中某一个文化较为突出，引导了苏轼这一阶段的人生境界，成就了不一样的苏轼。这三者的结合，也是北宋社会的一大特点，当时许多文人墨客都受其影响。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在苏轼身上最明显的表现则是苏轼对于生死的考虑。其对于生死的观点也在随着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而这一明显变化的显现依旧是对苏轼影响极大的乌台诗案。在经过牢狱之灾的折磨之后，他渐渐开始思考生死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话题，也是世间最值得追究的问题。在牢房的时候，苏轼有过轻生的念头，这是他放弃生命的表现，同时也是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弱化的表现，而在出狱后，他对生死开始了更深刻的思考，而连续被贬，则让他开始重新思索生死这一命题，并寻找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最后，他在道、释两家中找到了解脱，但他依旧在朝为官，可见他并没有放弃儒家文化，也许是儒家文化对苏轼的影响太深，也许是习惯使然，他依旧坚持在官位中。也许他正像廉颇那样等待为国效力的机会，这说明他对朝廷尚存希望，也对自己保家卫国的可能性抱有希望。 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在当今社会依旧存在，可见，这三种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广、之深。而苏轼也依旧存在于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散发着鲜活的气息、豪迈的光彩，他旷达的人生观、豪迈的精神给予我们很多启发，也激励了许多人。忘不了他在雨中披着蓑衣独自穿林打叶而去，这一份洒脱里也有几分哀愁吧，这一份孤独中也注入了苏轼的幻灭的梦想吧，答案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只有静静欣赏、静静品味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带给我们的文学享受。 参考文献： [1] 刘永丰.北宋文化对苏轼书论创作的外部滋养[J].黑龙江史志，2014（21） . [2] 孙旭东.苏轼文化人格及其成因再探讨[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4（20） . [3] 李芳，张蓉.略论苏轼的人品与文化性格[J].中华文化论坛，2014（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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