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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及完整的教师待遇，却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曾经是一名知青，在下乡时有过一段难忘的代课教师经历。 聘为代课教师 1977年，由于“文革”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由于报考人数爆满，政策规定先初试、再复试。对此我带着半信半疑的思想参加了初试，全公社报考大学42人中有7人初试合格，我是其中一个。但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在复试中还是被淘汰了。而一部分人都考入了中专，无形中感到压力很大。正在我心情不好时，大队小学一名老师要临产休假，急需招聘代课老师。经组织上推荐，由我担任代课老师。 当时的小学很简陋。没有常规的活动设施，没有体育老师；一块泥操场、几间平房、几名教师，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一名教师语文、数学都要教，体育也不例外。尽管条件差，但人们还是十分注重教育质量，学生们也非常努力。上级教育部门也很重视，经常要求上交备课笔记进行检查评比。 那个年代，虽然代课教师的待遇很低，每月只有十几元的薪水，但和生产队劳动的报酬相比要高得多了，并且，教书与下田劳动相比，免去了风吹、日晒、雨淋。因此，我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总是认认真真，主动与学生们打成一片。 第一次上讲台 那时，我20岁，第一次上讲台，真有点慌。说实话，面对十一二岁的孩子，还真不知道能给他们说些什么，虽然准备了好久，但我心里还是很紧张。 当我进入教室，由班长领喊全体起立后，教室一片寂静，我说完“同学们好”，大家齐声说“老师好”。面对这么一群幼稚的小家伙，我竟变得有些手足无措。经过片刻的镇静，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开始了我的第一次上课历程。 那天上课，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姓阮的“大块头”，看上去很孤傲、调皮，坐在最后一排。一开始，他还算“认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可好景不长，到了后半节课，突然从后排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自然引起了全班的轰动，教室里一时乱成一锅粥。 看来课是上不下去了，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旋即思索着如何处理这一尴尬场面。随后，我向同学们讲了一个自身的故事，才恢复了平静。故事的大致内容是：我有一个亲妹妹，不但跟你们同龄，而且跟你们上同一个年级、同样的课。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在这里插队落户，无亲无戚，你们就是我的亲弟亲妹，我愿意做你们的亲哥哥。大家愿不愿意啊？活跃的孩子齐声说“愿意”！ 从那以后，姓阮的“大块头”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仅能静心听讲，而且对我特别热情，并私下向我承诺：你把我当亲弟，我必须带头遵守课堂纪律。他的话虽不多，但我深深懂得：这是信任，这是尊重。从此，我跟“阮大块头”的关系特别融洽，这个班的课堂纪律也逐渐好起来了。 第一次去家访 在接任代课老师后的第一个寒假，根据学校的要求，班主任老师要对部分学生进行一次家访，以便了解学生，与家长共同关心孩子的成长。 我的第一个家访对象是“阮大块头”，也是我的“好兄弟”。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成绩一般，原本是一个有名的“吵客”，经常表现出倔强与不妥协，让人无可奈何。自从我接任后虽然有很大进步，但还是很任性，经常迟到、早退。我想通过家访与家长共同破解孩子倔强脾气的方法。 下午，我约同事邵老师一起来到“阮大块头”家，他妈妈一个人在家，对我们十分客气。在聊了几句家常之后，我们询问了孩子在家的表现，结果他妈妈的回答让我们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是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独生子，由于爸爸在外地工作(装窑师傅)，很少回家。从小由祖父母带大并一起生活，所以几乎要什么有什么，养成了他霸道任性的性格。放学回家，就往外跑，晚上作业想不做就不做，打也没有用，早上不肯起来。平时对他妈妈使唤来使唤去，达不到要求就闹。 对于这样一个孩子，他妈妈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从妈妈口中得知，他恨妈妈的唠叨，怕爸爸的严肃，可惜爸爸难得回家。 我们边听边想，觉得他妈妈应从孩子要“强”的性格着手，平时以鼓励、表扬的方式来激励；不听话时，不能用打的方式，要尝试着用其他交流的方式来感化他。于是，我们跟他妈妈有个口头约定，家长与老师共同用激励的方式来感化孩子，帮助孩子顺利成长。 新学期开始，在班干部改选中，我推荐“阮大块头”为班级文体委员。经过一段时间观察，“阮大块头”迟到早退的现象几乎没有，成绩明显好转，并在班级中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同学们对他的表现十分惊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他妈，她激动地告诉我，孩子进步了，谢谢老师！ 通过这次家访，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家访不仅能正确指导学生家长更新教育观念，而且更能帮助学生找准今后努力学习的方向；不仅能与学生及家长平等交流，而且更能体现师生之间的融洽。因此，家访一定要有耐心，更要有爱心。 自己曾经是一名代课老师，有过这么一段“育人”的经历，也是我难忘的一段“自育”经历。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虽然很清苦，却常常让我感到欣慰，终生难忘。 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及完整的教师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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