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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工匠精神”这一概念时髦之前，国内出版界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引进出版一些赞扬日本人工匠精神或匠人精神的书籍，而这两年，则掀起了一个相关书籍的出版小高潮。这一有待解释的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许多人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因为这些书籍与之前若干年赞颂日本工业文明的书籍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思想进路：日本人在前现代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进而形成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些精神在工业时代没有被消蚀，反而融进了工业化大生产中，所以直到今天日本人生产的产品都是品质的象征。顺着这根思想链条，许多人反求诸已：日本人的古代文明学自中国，既然日本人在古代产生了工匠精神，那么古代中国人必然是有工匠精神的，但今天的中国人却又显然没有这种精神，那么中国人是如何失去工匠精神的？ 在一本名为《匠人匠心》的书中，一位名叫秋山利辉的日本人讲述了他创办“秋山木工”以及如何用“匠心”制作家具的故事。在书中，秋山把自己作为一个家具工匠的成功归结为对传统学徒制的继承——“我是在学徒制度快要消亡的时代，赶上了学徒制度的最后一班列车，继承了和师傅亲密接触传承技艺的基因”。根据这段经历，他在秋山木工实施了长达五年的学徒制——“一年的学徒见习课程结束后，才能被录用为正式学徒，然后开始为期四年的基本训练、工作规划和匠人须知的学习”。经过四年的学徒生涯，唯有在技术和心性方面磨炼成熟者，才能被认定为工匠在秋山木工工作三年，到第九年，员工才真正满师，才可以独立出去闯世界。根据这样的描述，联想到日本企业曾长期施行终身雇佣制度和企业内部就业市场制度，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职教人就相信，日本制造品质之迷和工匠精神之迷的答案就是对传统学徒制的继承和发展，而中国人正是由于彻底瓦解了传统学徒制，才造成了今天工匠精神缺失的困境。真的是这样吗？ 有人访问了一位来自山东的名为赵玉峰古琴制作者，他提到了这样的技术细节：制作古琴。 “不必非得是珍稀的树种，梧桐木和杉木都可以，但一般都得是上百年的古木。因为木材里有胶质，得经过一定的年数，胶质才能与空气反应，木质才能干而疏松这样声音在共鸣时才能有松透、空灵的声音，古琴的声音以轻微淡软为妙，新木里水分多达不到这个效果。一般我都是去古木市场淘古木，很多做古琴的古木是来自于老房子的房梁。制作面板的凹腹时，要一边用凿子凿孔一边放上弦，根据弦音去一遍遍高度，一点点凿好，因为木材的材质不同，传声的效果也不同，得根据不同的木头，凿不同大小的凹腹。很多流水线上生产的古琴，工人们因为并不会弹琴，只能根据既定的规格去凿，所凿的凹腹往往不能使琴声足够标准和好听”。 这段论述说明了传统古琴制作的两个工艺特点，一是选择上百年的古木，二是要根据木材材质的特点确定凹腹。这两个工艺在现代大规模生产中已经消失不见了，现代企业只能生产标准化的现代古琴，这显然可以理解成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失去了。那么引入学徒制、培养工匠精神能否挽救传统古琴的制作呢？很显然不可能。在古代，古琴肯定是一种小众消费品，生产者与潜在消费者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消费者同时也是知情者、鉴赏者，他们了解工艺特点、制作流程和产品标准，面对这样的消费者，生产者只能选择精益求精了。按照这种理解，在学徒制与工匠精神的互动中，对工匠精神的客观要求催生了能够传承这种精神的学徒制，而不是因为了学徒制才有了工匠精神。 这里所说的封闭的单一市场是指生产者与消费者群体大致稳定、群体构成相对单一、双方需求大致透明的供需关系。《安徽文史资料》则记录过芜湖木材业的情况。从清朝开始，安徽芜湖就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由于木材行业占用资金大、买卖门槛高，实际上形成了几大家庭垄断买卖的情况，也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单一市场和市场内部的行规，在这些行规的规制下，行业内的经营十分有序，服务当然也是精益求精的。但抗战开始后，这几个家族都迁往内陆，许多外来者涌入木材业，封闭的市场突然开放了，那种一定要把生意做好的风气瞬时消失了，“一时间乌烟瘴气”。可以想象，封闭的单一市场变为开放的多元市场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透明状态不复存在，消费者的多元化也使生产者倾向于标准化生产，当然就没有必要去精益求精而只需达到生产标准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了学徒制的保障也没有所谓的工匠精神需要传承了。 秋山利辉到目前为止还是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在日本还存在他所追求的封闭的单一市场——毕竟总会有人喜欢纯手工、以情怀为卖点的家具。但如果全社会都以这种心态——妄图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维持一个封闭的单一市场——办实业，其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中国企业崛起后日本企业的衰落可能与这一点多少有些关系吧。 当我们明白了学徒制和工匠精神的前提是封闭的单一市场时，就不必为失去了工匠精神而惋惜，也不必急着去必恢复所谓的工匠精神了。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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