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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小结 2017.4.30-5.10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陈尚君《敬畏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王欣夫述，徐鹏整理《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钱穆《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读史随劄(繁体竖排版)》（九州出版社，2011年）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2016年重印）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薛爱华著，程章灿译，叶蕾蕾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2015年重印）。 缪钺、周振甫等《黄庭坚诗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李璟、李煜著，詹安泰校注《李璟李煜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016第2次印刷） 陈尚君《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其实读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件无心之事。记得先前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一书之时，很赞叹他的视野的开阔和辨析的缜密，尤其是驾驭纷繁复杂的材料为己所用的纯熟，总是骎骎焉显出一种精粹而綽厉的气度。后来多有留意他的专著与论文，虽学术领域不一类，但他的对于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或即本书所说的国学研究）的辨证，读之可以发越精神（我和他都很服應陈寅恪先生，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上次去图书馆借书，在书架上见此书堆垛散落于左，也正好引发了我的兴趣，就一并借了来。老实讲，桑兵对晚清民国时期学界的地缘、派别、课程、学风及其国学与汉学和学人治学取向和公案的考证与论述，然后由学人交往与学术公案探寻学界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近代中国学术源流与轨辙，在我而言是体会不深的，所能知者，大概只是在“中西文化对流之中中国究竟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大哉问”里董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还有就是对陈寅恪先生的超卓之识体认更进一步而已；别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的考辨，就不多说什么了。真的，一个学者也是人，也会犯错，也会争夺，恩怨仇雠并不比其他任何职业更少，认识到他们在智识和品格上的绝高程度当然重要，理解他们在生活和的风气下的狼狈和苦恼也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要提一下书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吉川幸次郎的《胡适》一文中所记狩野直喜提到的，他说，用索引方式重新条理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大有筑坝令峡谷风景沉没之感，而主张保持和爱惜其自然风光，体会天然景色的韵味。（P86）我想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2017.5.10） 陈尚君《敬畏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本书为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一种（迄于七八年至于零九年），体例编年纪事而附各年着意之论文，学者当时人生之环境与经验和彼时治学之门径与取法参合印证，庶几有授人以渔沾溉后来之功用。叙述成长历程不避细碎，可谓温情款款，选取历年论文务求个性，斯是游刃绰绰。陈先生早年研究，由诗文爬梳到典册辑佚，再到文献整理排比，育成唐史史料的全面董理与重建工作，遂为一代名家，其体贴人情现身说法，能垂训后学者远矣大矣。陈先生以文献学起家，作为文史研究基础性的事业，校雠目录之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忽略于此自不免鱼鲁豕亥举烛鼠璞之讥也。但囿于传统文献学本身而不出局面（比如只以版本坚定为核心的研究，而静态文本的流动传播以及阅读接受和写作取材的关系实在更值得关注），亦有饾饤夤援之病（譬如收藏主体的士大夫、高官、富商等等不同身份，得本、鉴定、庋藏、题跋、校勘、勘印等等过程的不同心态也是很值得关注的）。陈先生可算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典范了，既能以死力去做补编全唐诗、全唐文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工程（这里面的先以目录备一代典籍再有的放矢地进行辑佚的方法实在是不刊之论），也能由此发挥，形成一个文学史的、文化史的大格局的把控而不至沦于破碎（比如对欧阳修的研究，对五代史的概述）。我想每个治古典文献学的人，也都要有一个古典文学或者思想史这样的“进阶”目标为统摄为好；这本书正可作为一个次第修行的指示。陈先生还在书里对目前的一些研究的状况做了回顾与展望性质的建议，能启后学不致做重复的无用功，以及还有待开拓的治学领域，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啊，最后吐槽一下，里面提到家喻户晓的《清明》一诗非杜牧所作，真是给我惊到了）。 （2017.5.9） 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本书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一般是一个学人一生之中的第一部郑重其事的作品，数年心血尽在于此，治学门径发端于此，这是每一个真正有志于学的人都不会轻视的。读完这本二百多页的并不厚重的册子，我感觉到的却是作者倾注在这里面的全部热情和智识。苏门六君子之称号，久悬于世，后世文章，多有袭用，而自以其与苏门四学士同类，遂不得考辨其迁变演化之复杂过程而忽略其自身之特性也。马君东瑶，慧眼独具，不特不将其局囿于纯文学史之范畴而为快捷简省之事，亦着力发掘组织其与文化史、思想史之互动与上下，所以能以大视野，大手笔，而兼文本细读，史实考订，全书纲目提掣，本末详悉，能发新意，能守本事。其中最为精彩的是第四章“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研究，说明六君子形象地位之确立，是黄九秦七等六人本身的特性与后世世事迁移有为选择相互发挥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材料掌握。至于不足，正如序言所陈，限于体裁篇幅，不及大力发明六君子本身的文学成就了。之前读她的师兄王宇根的《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三联书店，2015年），就很震惊于他对于理论思辨的修养和文学感知的能力，马君东瑶显然也秉持了这个优良传统，这种对诗歌本身的超乎寻常的感受力，能把诗歌作为史料看，作为诗人的精神吐露看，在现在可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事情了。 （2017.5.8）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之前读过胡宝国先生的《虚实之间》，那算是一本随笔集，很喜欢他新鲜生猛的文字和寓谐于庄的性情，知道这是一位得了“活法”（用江西诗派语）的读书人。他的父亲是胡如雷，哥哥是胡宝华，都在隋唐史领域有专精，真可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了；他的师父是周一良（传为学界佳话的是，胡如雷也是周的弟子）。在这本书里，胡先生并没有作通论性质的汉唐史学史的打算（他在《自序》里面有交代原因），而是就视野所及，问题所在，选取了几个与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史学与地域以及社会思潮诸方面的关系等等。读完之后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本书在理论方法的应用上并没有什么新颖邃密之处，在史料典册的运用上也没有什么偏僻广大之处，几乎是一本非常传统正经的专著了。但是——这个但是的出现是很必要的——这本书却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典范。胡先生对于细节的重视与大局的把控简直到了一种惊人的地步，在前者，他可以意识到《史记》、《汉书》对于籍贯书法的差异（《史记》籍贯以县、而《汉书》以郡为中心），《史记》书名、序、体例的特色，以及对于史学家和经学家的地理位置的关注；在后者，他能得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两汉”这样的大结论，也能由此论述到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的大方面的裁定。我之前因为一个目录学的课题关注过汉唐时期的史学发展，却真远逊于胡先生的眼光和手段，以至时常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种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真是让人心向往之了（这也与他师从周一良、田余庆等先生的学术背景有关）。后面的两篇附录都是纵横捭阖、截断众流的好文字。最后忍不住再提一句，像胡先生这样不卖弄、不做作的精逶深茂而又“良多趣味”的文字，在现在的史学著作里面，那真是不可多得的。 （2017.5.7） 陈尚君《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陈尚君是我很有亲切感的一位学者，关于他的谦和执真的印象最初是在读《敬畏传统》一书时得来的。此书是新近学术随笔汇编，短则数百，长不过万，是可以很便捷的体会他的治学渊源与门径的。全书共分三部，一是关于他的导师朱东润教授，共六篇，写朱东润先生文学批评、传记文学等方面成就，二是复旦中文系老师，包括王水照、王运熙、刘大杰等诸位，三是复旦之外的一些文史大家，如唐文治、余嘉锡、钱钟书、陈寅恪等等。其实在我真正接触学术之前我对做学问的人是有一些误解，因为很多著作编比材料幹转典籍，虽有智识之高明与裁断之审慎，而于一个活生生的学者本身的性情，有时确乎是不彰而退居于后的；尤其是这位学者的文笔枯淡如朽木时更为明显。所以我后来很喜欢读好的学人与学术之辨析之作，以见乎学者之本真的一点灵妙，譬如余英时之写钱穆，王汎森之谈余英时，桑兵之论民国大家等等，都是感情丰沛如风雨席卷而论述如雷霆掣坼的作品，读之可以壮人精神的。还有一些搬运学林掌故的书我也爱读，大概是有得于人的八卦的本性，但是知道一些前辈学人的趣闻逸事，着实能够增进不少对于学术的体认。本书也可作如是观。所可惜者，是书中类似主题的文章颇有重复之处，盖发表有处而体例不一，要为不美。作者专治古典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但文笔却实在算不得出彩，这对写作此类怀念昔人讨论故友的文章来说，不得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其中谈王运熙、余嘉锡、王仲闻以及和钱鍾书商榷的几篇最为耐读）。 （2017.5.6） 李璟、李煜著，詹安泰校注《李璟李煜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016第2次印刷） 虽然，对于一个母语是汉语并且生活在汉文化圈的人来说，谈到李璟或者特别是李煜的词的时候就像咀嚼一件可口的食物一样自觉和自然，但现在我仍想换一个话题。谈论明了之事的缺点在于，这样的谈话会以其轻易、以其轻松获得的正确感觉而使意识醉倒了自己。这种谈话的诱惑也正在于此，就其性质而言，这一诱惑近似于那种会演唱会的过程中随着偶像和听众们一起痛快地喊叫抒发起来的诱惑。认清这一诱惑，退出这一诱惑，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真诚程度，决定了流自我们笔端的文字的清澈程度。所谓的士大夫文学——李璟和李煜的流传不多的作品——既不是脱离历史的逃遁，也不是记忆的余音，它不似旁观者所以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有纯粹的诗人么？”我似乎听到有人这样问了，他们以为诗是在阶层和品格里长出来的。我不认为他们这样问是错的，但还请让我绝对的，专断的（或者解放的）表态，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徒劳而近乎愚蠢的。对于一个真正的读者而言，无论其读者是多还是少，阅读他们的诗词的第一位的、迅即的结果应该是而且肯定是一种与语言产生了直接联系的感觉，更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对语言中所说、所写、所实现的一切迅即产生依赖的感觉。无论如何，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是有能力倾听这样的诗歌的（譬如P30页“当然，我们可以预料得到，李煜词中这样的思想内容，在若干年代后可能只剩下历史上的价值，是会逐渐被人厌恶乃至遗忘的”以及P31页关于李煜入宋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人民性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讨论）。我想再最后重复一遍这多余的话：我们的接受南唐二主，主要并不是道德的意义上的接受，而从来都应该是美学意义上的接受（虽然似乎这两者根本上并不是是对立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它们会被对立起来）。（2017.5.5） 缪钺、周振甫等《黄庭坚诗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好黄庭坚诗文者常有三苦。一是黄诗词二千、文又二千，泛滥无涯，指无所归，非专究此道之学者，无此力气一一观摩也；二是山谷自以妥帖排奡，峻奇深刻为务，多有驱使经史、佛典，虽然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而要为险僻耳，才赡力雄者自与涪翁默会相笑，初学者不免膛乎结舌也；三是北宋风云动荡，党争汹怒，山谷性直，不屈于事，为之沦丧贬谪，终不能免。中间以诗讽之，谴之，议之，说之，自有针对，知人论世，非精熟典册者不能为。有此一书在手，延请名家鉴赏，直如酌蠡水于大海，选择精审，笺释准切，疏通全面，此三难遂应声而去矣。（2017.5.5） 薛爱华著，程章灿译，叶蕾蕾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2015年重印）。 本书处理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神女，从上古的龙（阴性）、女巫、女娲，到《楚辞》中的神女、湘妃，再到中古的洛神、汉女及各种传说中的江河神女，研究其形象的衍变互换、与现实世界和民间信仰的错综关联，在文学中的不断呈现，及作者的想象和阐释。《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主要围绕在唐代诗歌（尤其是李贺）和传奇中蔚为大观的各种江河神女进行描绘和阐释，其瑰丽诡异的意象令人向往。 作为一个汉学家，薛爱华试图做出这样一种努力：通过对“各种各样的变相”——也就是原始传说中的神女及其变种——的流变的全部过程的梳理，把这迷离恍惚的一切在中古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唐代，完成一个定型与改造相并而行的汇总。正是此时的两种文体——近体诗与传奇笔记——的发展，让这些充满着神话色彩的可爱女性不断的被文人们提到，她们罗裙曳曳风姿翩翩的鲜明形象，被忧郁的诗人扮成自己的心灵的一个暗影绰绰的投射，被猎奇的叙事小说作者写作妖娆或者冷血的欲望的化身。这显然是一种外来者的审视角度，他根据他所受到的教育和培养的趣味选择他想要的东西，一些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却让他惊奇不已，另外一些随性的处理又让我们心中无比高大的文化偶像受到了冷处理。与他的中国同行们（那些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或者历史学家）相比，薛爱华有一些看起来似乎不可避免的缺陷（譬如哪怕他精通十几门古今语言，他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仍然值得任何一个中国读者质疑），但是他孩子一样的好奇心（有时候这好奇会显得有些刻奇）以及渊博的学识（他的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丰厚学养）提供的广大的视野，还是保证了这本书的不可替代的阅读体验和学术价值。他无意于遵循一个“资料长编史实考异形象总结社会比附”的研究套路，而是在似乎题无剩义的地方开始他的旅途，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研究认定的终点其实只是薛爱华抬脚的起点而已；这也许正是汉学让人爱恨不得的特色所在。最后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薛爱华为何要在一个完全忽视佛教影响的情况下讨论唐代的文学？即使不提他提到的某些奇闻异事的佛教内涵而只说作为一个背景布，这在我也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不得不提程章灿教授坚实而别具美感的译笔，这在我所读过的译作中是不可多得的彩物。（2017.5.4）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言、意、象、境为核心，探讨中国诗歌艺术理论；下编具体沦述、分析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温庭筠、韦庄、苏轼、周邦彦、陆游等13位诗人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全书将诗歌理论与诗歌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将对诗歌理论的探索与诗人之艺术的具体研究互相印证，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经典之作。 如上所言，本书上下两编，一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一为诗歌史与诗人论，前者为后者之提纲，后者为前者之落实。其中又以“意象”、“意境”为得意之法（拈出这样的古典诗歌的特色的方法，是在古典文论中爬疏出相关材料，一一为之参合比对，然后其义自明，再加以个人的整理而使其光芒大放，这种取古典化新奇的用心是值得钦佩的），施之诸诗人之作品分析中；而又往往以史学思维的角度探讨其诗风来龙去脉，运用多种影响因素对现象做广义的文化学解读。但取其中同类论文与日本学者比较（譬如《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和松浦友久的《中国诗的性格——诗与语言》，《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脉络》与高津孝的《中国的山水诗和外界认识》），似乎显得过于浅平而不如后者的邃密。下编的诗人论，虽然引经据典，不乖大旨，却也因此而多严谨持中之论，可能是因为时代较早的缘故，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老气；学者自非以炫人耳目耸人听闻为高明，但是自己的独断之学总还是要超拔出来的吧。前人论为学之道，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2017.5.3）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作者系民国学人，能在一世途颓荡国学倾危之际，参合比对西方历史研究之理论，为我国前贤固有之说道张纲具目，发挥审理，力求一完备切实之门径取法，其识见之高明，胜于今日匍匐西人技巧门下而不自知者多矣。他提到历史研究者的最高追求当是“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那是很深刻的。至于如何事具本末，思辨因果，尚考索之功，成独断之学，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途径：搜集材料→辨伪→知人→明义→断事→编比→勒成专著。我想遵循这个方法用功，总不会无所得的。又论文史同源异说，东坡先生所论最妙：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为史学则不然。著史如沧海横流，择地而立，在乎天下滔滔汩汩，虽千万人吾往矣；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不知也。所知者，常疑于不疑，常知诸往而藏诸来，如是而已矣。关于历史研究法这个问题，梁任公与钱宾四先生的同名著作也曾拜读过的，其他单篇同类文章更是不可胜数，却到底还是悟性不足根祉不具，不能有一个全盘真切的感知。我大一时候的认识，与现在是大不同的，即令那时也读了这书，其所收获也必不与今日同。历史哲学的理论问题这里且不论他，只说求学经验之事，落到实处还是随时进境，贴身说法，别的实在无一捷径。同龄人中有家学者，有小学就知学术之乐的，也有同声相求切磋琢磨的，我比之他们是落后太多了；在上大学之前，甚至从未预想过自己会做这样的事。虽然，道已经在，势不可回，学术天下之公器，进途个人之修为，所以取资己用聊以自慰而已。（2017.5.2）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2016年重印）
本书收录《唐诗校释备课笔记》《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唐史讲义》《韩愈与唐代小说》《雨生落花诗评》等22篇文章。陈寅恪集之一种。汇集作者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编写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几门主课的备课笔记、讲义，借此领略他独具特色的授课方法与风格。另收十数篇已刊、未刊文章、访谈、演讲记录、评语、批语等等，颇能反映其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 陈寅恪先生之书，我完整读过的只有两稿、元白诗和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遍以及柳如是别传只读了其中一部分，实在不能说是很了解的。这里读了先生的讲义和一部分杂稿，能与所知发明印证的地方着实不多。这本书对我现在的水平来说，是没法取中间值的，要么一目十行大略扫视一遍——事实上我也就是这么做的——看到熟悉的观点便略过，陌生的材料就做点笔记，新鲜的文字就揣摩一下，如此而已；要么就根据先生的讲义，重走一遍他走过的路，把他只排列名字的史料一一搜来，细细读了，与他的学说参证，庶几可以一窥先生治学之门径与取法（比如在《唐史讲义》里面，对于关陇集团这个概念，先生已经用婚姻集团做了修正，可以代表他后期的视野与高度）。前者未免疏忽遗漏，后者必然费时费力（我目前还没这样的空闲），都有一个不得已在。但是如果已经对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史料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了，那么阅读先生的讲义取资己用必定是很有收获的。前人论史，以为其步骤当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及考证，次之以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搜罗史料欲其博，考证史料欲其精，断定事实欲其严，编比事实欲其整。然后笔之于书，出以问世。先生可谓其大也矣。 （2017.5.2） 钱穆《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读史随劄(繁体竖排版)》（九州出版社，2011年）
随劄亦谓之札记，古今学者多有为于此。以其不同于论文，可以随感即事，不避细微，锱累铢积，遂成广大。其为例也，可以提纲、摘录、评论、心得、存疑、简缩，无一定法，是务取方便耳。比近读鹤寿、宾四先生之札记（仅以所读札记而论，陈先生好发挥，能在寻常之处牵涉人物而论一时之进度，钱先生重整理，能在疑窦之处排比材料而明一事之因由），缀连材料，铺设局面，非好学深思者不能至之。于是余有叹焉。前人之观于正史、墓志、笔记、小说，与夫制度、名物、人事、逸闻，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平以近，则读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史之奇伟、瑰怪，非常之事，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力者不能至也。有志力矣，能泛滥群书也，然心不细而思不锐者，亦不能至也。有志力与心思，而又不随以怠，至于灵光蹿乱而无纸笔以记录之，亦不能至也。然终足以至焉，于体裁似为饾饤，而在己为不屑；不知其能拔高见识而至于高明者，岂其识得大体乎？其不能不讥之也。此余之所得也。 （2017.5.1） 王欣夫述，徐鹏整理《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王大隆欣夫先生，生长于清末颓荡之世，不为新学夺素志，受业于金松岑与曹元弼，更传礼学作专家，又好藏书鉴书，可以散尽家财网罗善本，所以对于讲授古典文献及其脉络掌故，真是一个不世之人选了。这本书是作为讲义而使学生精进的，所以要言不烦，诸关键要害，不惜在各章相关处都作解说，以小专题提领意见，连缀裁汰而敷衍宏文；以之登其门而窥其室是最恰当不过了。我意初学者读之，可以增广见闻，拿定次序，虽不能全然领会熟悉了，但于二千年坟册书籍之流布审核决然可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其中介绍的一些精细的专门功夫，亦可以让人留一印象而在以后翻检书目时都逐步印证了去。有所研习者读之，能与所知所为相互推理参讨，精其已学，补其不足，把自己的体例作一梳理整顿，则学业日进，胸次愈旷，于后来修行之助益，不可谓之不大。目录学之根祉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书虽是讲义，而视之为个中佳作也不算委屈了张、黄诸大家。他对目录、版本、校雠的理论、人物、历史、体用与规章的发挥，实在是接续了目录学的精神的。可参张舜徽《广校雠略》、程千帆与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版本、校勘、典藏）、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书对读。 （2017.4.30） 以上均为朱壮壮2017.4.30-5.10读评；章尧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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