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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23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 近日在读浙江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问学丛书”时，此种感触更为深切。 这套丛书目前已出8种，分别出自桑兵、荣新江、刘跃进、王素、刘进宝、杜泽逊、程章灿、舒大刚先生之手，内容主要是序跋、书评、访谈、演讲、回忆等学术随笔。八位先生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在学理凝重的学术研究文章之外，这些娓娓道来的夫子之言，读起来会产生《禹贡》中那种“导江入海”的疏达通透之感，不但提供了“一览众山小”的学术视点，而且对于学术研究门径具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引导示范之功。  “问学”丛书部分作者参加该丛书分享会，从左至右依次为程章灿、刘进宝、王素、刘跃进、荣新江，右一为主持活动的傅杰教授 倾听历史原声 考镜中西学术 人文学者所撰序跋、书评、回忆录等学术随笔文章，实乃与战火中历练而出的军事家谈排兵布阵之实战经验差可一拟，于无声处有惊雷，在絮叨中透技艺。学术共同体中的代际传承与学者情怀、平生体味精粹而出的治学心得与人生历练，全在兹焉。虽无专业论文之艰言涩语，然要真正体会习得其中的精义要言实属不易。诚如桑兵教授于《承接与延续》一书中所言，读书不富而欲深谙读书之道，绝无可能。而要想成为读书种子，应当懂得放眼读书的必要与把握读得懂看得完的门道，读书治学才不至于终生参野狐禅。
《承接与延续》收录桑兵先生随笔14篇，分从学篇、读书篇、史料篇、史法篇四部分，虽是成文于不同时间、不同学术语境下的文章集结，但从四篇之分，亦可以看出文章之间的学术逻辑。全书主旨实在治学门径之实践沉思。先生对守成与创新的关系、治学心得与治学方法的检视、读书与找材料的分别、耳学与眼学的判别、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斟酌、神交古人与心通今人的融会、史事叙述与史观植入的轻重、史料长编与史学求真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精当的论述。先生之立论，不是一味以理论的所谓“方法”或“门径”为目的，而是立足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在知识体系西化的学术语境中，细绎清末与民国知识界直至当前知识史视域下的史学、国学等研究境况，使治学与史法的讨论建基于坚实的学术史基础之上。 桑先生云，对有志于学的新进而言，要放眼读书，不设藩篱，由博返约。读常见书，读懂那些读不懂的书，并且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才能通晓前人之大体，发现前人所未知。要读书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不能将史料与史学分离，更不能将史学理解为说理，将论置于史之上。要尽量约束主观，以免强古人以就我。治史如老吏断狱，要史证如铁。要涸泽而渔，尽可能依据各类相关材料，梳理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由全过程和各层面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本相与前人本意，做到“倾听历史的原声”。 治史如何把握求真与讲理、表达如何协调叙事与议论、如何处理常见史料和稀见史料的关系、如何做好史料的积累和恰当正确的解读，都是当前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方法论问题。荣新江先生在《三升斋续笔》中也非常关注史料积累与文本探讨等问题，认为对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新的史料当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新的问题——而此“三新”之落实，则与学者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眼界密切相关，历史研究的题目一定要是你脑子思考出来的东西，光靠文本的堆积是没有意义的。荣先生《三升斋续笔》作为《三升斋随笔》的续篇，以18篇随笔文章，分为“问学求索之路”“跟着大家来读书”“把握新材料与学界动态”三部分，寓治学方法于大量学术探索事例之中，生动，细密，情理相融，促人奋进。所谓“天下的道理都是一致的。你沾了学术这两个字，就要把你自己标到最高”，这是先生的学术理念，也是学术人生实践。
在荣先生的笔下，忆往记事的文章并不是简单的记叙文，而是犹如细密繁华的缂丝织品，内部饱含着千丝万缕而细致浑厚的学术论题。譬如对莱顿大学汉学院及其图书馆写本部，以及莱顿博睿书店和莱顿旧书的回忆，在历史场景与读书生活脉络的忆往中，更多的是对这些学术殿堂的汉学特色及其学术资料如数家珍般的精要指航，是把自己青年时期的求学历程与多年的读书、选书、用书的体会呈现了出来。记忆中最鲜明的那些莱顿藏书，无论是学术专著、文集、刊物甚至抽印本，荣先生都娓娓道来，文字间所渗透溢出的，乃是辨章学术、考镜中西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境界。而在此随笔集“跟着大家读书”这部分篇章中，则凝结着荣先生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和丝绸之路的精彩论述。片言只语中，往往也有对学术史问题的灵光启示，如荣先生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因为郑先生记1938年6月8日“上午读《唐书》，下午授课一小时，述唐代对外族用兵之先后及唐代外族势力之消长”，荣先生马上就想到，这个时间点正是同在昆明的陈寅恪先生思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时，其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与郑天挺先生的授课相应，由此可见二位先生当时在学术上的相互切磋和影响。 先生云，读书的时候应该先读陈寅恪、唐长孺等最好的老师的文章，站在他们研究的高度上，你再思考的问题就是他们之上的问题了。我们整个的现代学术是工业化的结果，要严谨到每一颗螺丝钉。而史学创新的前提是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积累，更不能放着很多重要的问题不做，而去考究一个非常小的方面，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在这些谆谆之语中，史学薪火技艺得以承接与延续。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记》是一本围绕“敦煌学”而展开的有人物、有考述、有理论的书，这是关于古代文化桥头堡敦煌历史、敦煌文献、敦煌莫高窟、敦煌学和敦煌研究，以及那些将生命融入敦煌的大先生们的文字。
是书为刘进宝教授在敦煌学中沉浸40多年的思考与回忆的集结。仅仅是看文章的题目，我们就能感受到所论问题的重要性，如《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华尔纳敦煌考察团与哈佛燕京学社》《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真伪》《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年访谈录》——这些议题，不但个个都是敦煌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大众感兴趣的问题。 进宝先生著有《敦煌学通论》，该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部敦煌学学术通论。而此《敦煌学记》中的这些关于重大问题的随笔式考述与讨论，则植根于《敦煌学通论》厚重广阔的学科探索与构筑基础之上，深入浅出，更易于引导青年学子进入敦煌学研究之门，也为其他一般读者提供了可以愉快阅读的精确专业知识。此外，文集中的《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一个学者的成长与一个时代的学术》等6篇文章则为我们呈现了敦煌研究院和常书鸿、孙儒僩、张鸿勋、樊锦诗、郝春文、荣新江先生等敦煌学研究的时代学术典型。 对敦煌学术史的研究，刘进宝先生的博闻强记和近年来在资料查询搜集与历史细节考证等方面的用功之深，是学界称道的。从他在《敦煌学记》中严密考证而出的那些学术史细节，可以体会到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求索之功。如对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传言的起源、流传及影响的考述，对藏经洞封闭之谜的分析，对敦煌学兴起的东方学背景的探讨等，不但引领读者全面了解这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真相，而且呈现出“我们这代人”即77、78、79级大学生和78、79级研究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家国情怀。 进宝先生在谈及“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时，也很真诚地自问“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够从法国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去工作，这在今天根本无法理解。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遇到这些情况会怎么样，能否坚持？我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这样直面人生、不伪不幻的反躬自问、追迹先贤，实在难能可贵。 学术研究虽然是一项寂寞而艰辛的工作，但潜心求真的学术人生却有着丰富的多维度空间，正如刘跃进教授把他的这本文集名之曰《潮平两岸阔》，将其为同道、后学及自己编纂著作的序跋文字45篇，分上下两编集结在唐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种岸野旷阔、大江静流的诗景中，为读者呈现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学术眼界与格局。
刘先生云，他同书中涉及的学术著作的作者，“或是在学术上彼此认可，引以为同道；或是故雨新知，有见字如面的期待。也有不少年轻才俊，藉此得到鼓励，风发扬厉”。由此缘故，集中的序跋就不仅仅有着恰如其分的学术把握和评价介绍，还有着述往事、思来者的温暖相知。学术探讨的乐趣与情感互动的慰藉在此两厢融合，使得这些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到明清，在研究方向上从经学、文学到历史甚至考古文化的作品，在一部随笔文集中挥发出“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精萃效应。 刘跃进先生是77级的大学生，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但也是一个思想迸发的时代、如饥似渴学习的时代和理想如花盛开的时代。正如刘先生所言，这代学人有着对于光荣与梦想的苦苦追求。奋进时代赋予的学术底色，在这部文集的每篇序跋文中几乎都可感受到。对每一部著作及其研究领域，都有着精炼而细微的分析与导读。每序一书，必将研究主题的周边问题做或细密或概要的梳理，与作者也与读者作探讨式交流。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融汇在具体学术问题讨论中的理论思考。先生云，历史可以为文学提供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从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贯通中，追求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真实；从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中，确立古典文学的坐标位置；从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结合中，挖掘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会具有坚实的文献功底，才会具有文学性、学术性和当代性，才会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阅读这些序跋文字，我们能感触到刘先生那种走出书斋、触摸历史的真挚情怀。他说，“某年秋天，夕阳西下，我徘徊在秦代咸阳宫的遗址上，抚摸着残垣断壁，透视着历史尘埃，无尽苍茫之感从心底涌出。那种独特的感受，那种历史的启迪，远非一般的教科书所能给予的”。在这样的视点上，文集中45篇序跋所构筑出的，是一个学缘相连的学术群体。在那些碑刻、考古、红学、春秋学、诗学、神话、科举、敦煌文献等研究著作中，同时代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们，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了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问学脉络，这是认识和了解这些学者和著作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或空间。 夜凉疏磬尽 师友自相依 当然，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向，构筑学术大厦的思考维度是不同的，我们在杜泽逊教授的《求学与治学》一书的文字中所读到的，更多是以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为重点的学术诤言。
《求学与治学》共收入34篇短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致青年学子们”“致老师们”“会议发言及访谈”“学术评论与杂记”“序言”。内容包括论文写作、国学教育、治学门径、版本与校勘、文献整理、目录编纂、学科建设等问题。这样多向度的演讲、讲话、书序、访谈甚至行程中同学生聊学术问题的短文汇集，恰恰也是最为忠实的学术史资料。正如杜教授的谦谦之言，此文集“谈一点甘苦之言，勉励青年学子奋发进取。所幸没有撒谎，没有自欺欺人，而是反复强调因地制宜、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又述前辈嘉言懿行，以为示范。其中深意，盖有难以言表者”。 在求学与治学的道路上，师者的谆谆之言和门径指导确实相当重要。应该说每个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有所成的学者，都是在杜泽逊教授所言的“跟着做、自己做、领着做”这样的学术传承中走过来的。王素先生《师友自相依》中的14篇文章，即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薪火传承的人生样板。家国师友，聚于一书，在忆往观今的生动叙事中，行云流水般铺陈的不但有与生活水乳交融的学术人事过往，更有那些温暖灵魂的文化知识音响。
《师友自相依》一书正如其题所言，主要是回忆其先君、业师、长者、同道的文章。集中正文十三篇，附录一篇。其中回忆其亲友的两篇文章是新撰，回忆谢桂华先生的文章是尚未发表的会议发言稿，此外11篇正文和附录都是已发表的旧作。这些文章原本散布在不同出版物中，很难全部看到，更难在短时间集中看到。所以单篇去看，可能仅仅就是了解了一个人或一段学术史事。但是将这些文章结为一集，就马上产生了矩阵效应。况且，济济于一书者，都是王素先生学术人生之路上亦师亦友、亦尊亦贤的重要人物，如王冀民、唐长孺、李征、陈仲安、谢桂华、季羡林、田馀庆、陈国灿、张忠培、饶宗颐等先生。对这些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人生的回忆，瞬间绘就了以王素先生为原点的学缘地图，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学术的代际传承脉络，体味蕴含在学术事业中的人生温暖。 只有一篇篇读完了这些文字，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该书的《序言》，对于王素先生以唐代高僧皎然的《寄昱上人上方居》一诗之“夜凉疏磬尽，师友自相依”作书名，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所谓学术生活看似寂寥，其实不然，因为“每当夜阑，稀疏的寺磬最终停止，心灵深处就会有师友前来相伴。这是一种境界。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能体悟”。读到此处，在问学之路上上下求索的我们，都应该会不由自主地从心底荡漾出会心的微笑吧。 天涯差可追贤圣 一霎韶华未许轻 不同文明或文化体系之间的文本译介、思想传播、知识接受与观照回流，是理解母本文化最具启示意义的空间所在。从竺法护对胡语文本的格义解读，到鸠摩罗什对大乘经论的字斟句酌，直至玄奘等人对宏大篇章的流畅译介，都为中华文化注入了丰沛的知识体系和繁华的思想视域。在古今时代与东西文化的传播历程中，那些流动在不同语言文字、文本中的经典作品与译人译事，往往是我们深刻细微地理解文化交流的视窗所在。 程章灿教授的《海外读书记》为我们了解海外汉学的书、人、事，提供了细致生动的观照视域。程先生所作《丙戌仲秋西雅图作》一诗中所云“天涯差可追贤圣，一霎韶华未许轻”，可视为其海外读书思考的生动写照。问学之道，就是学问之道。对人文学科而言，问学之道，除了讲论切磋，阅读大概算是最为重要的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程章灿先生有机会去海外交流，先后到过美国、英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也到过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或者访学，或者讲学，将最多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不是在图书馆阅览室中，就是在图书馆的书库里。他将有限的时间都花在寻找与搜集材料，复印、扫描和阅读材料上。本书所收录的就是他阅读与翻译中所产生的感想与思考。全书共收文章32 篇，编为四辑：第一辑围绕所读各书展开讨论；第二辑围绕译书，涉及翻译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话题；第三辑围绕所读的海外汉学家，以人为中心；第四辑是个人海外行迹及心情的记录，其中《海外集》计收各体诗歌73首。总之，四辑都围绕阅读展开，包括读书、读人、读不同的城市山川，还有他在不同问学场景中所创作的诗。
而舒大刚先生的《儒藏知津》，则是我们了解《儒藏》编纂体例与文本结构的捷径。集中收录了《〈儒藏〉感悟》《〈儒藏〉溯源》《〈儒藏〉叙例》《“经部”叙论》《“论部”叙论》《“史部”叙论》《〈儒藏〉后语——六十忆人生》等七部分内容。其中前六个部分以《儒藏》凡例等内容为主，是文集的主体部分，第七部分则对自己的人生与学术历程做了详尽的叙述。
关于《儒藏》之编纂，舒先生认为儒学自汉武帝时即居于中国学术主导地位，儒学成果汗牛充栋，居于各部文献之首。但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长付阙如。所以他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进行儒学文献的调查研究和《儒藏》编纂等思考，发凡起例，主编并主撰了《儒学文献通论》，还参照《大藏经》和《道藏》，提出《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方法，用“经部”著录经学文献，“论部”著录理论文献，“史部”著录儒学史文献。又在“三藏”下设立二十四个子目，可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现存儒学文献的历史面貌及其基本类型。为方便学人入门和利用儒学文献，川大《儒藏》在丛书之首撰有《总序》一篇，介绍儒学文献整理的意义和思路；在三藏之首各撰《分序》一篇，介绍本部文献源流和图书类型；在二十四子目前各撰《小序》一篇，介绍本类文献源流与学术演变。还为入藏的每一种文献撰写《提要》一篇，置于各书之首。尽量使儒学文献的源流明晰，内容清楚，著录有序，检索有方，使用快捷。 “问学丛书”所承载的，不但有古今经典著作中的学问之门径，更包含浸透在东西学者人生中的问学之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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