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的广州，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天桥上，杜鹃争艳，抬起头，日光刺眼。上午九点的寺右新马路，随处可见上班族的匆匆背影。在街边一栋高层住宅里，86岁的王贵忱像孩子一样倚靠在沙发上，咖啡色的唐装，外面又套了件薄薄的马甲。怕冷只是年纪大了的一个特征，此外诸如体质下降、行动不便、记忆退化等一些或大或小的毛病也跑来纠缠。每次落座或是起身，老先生都需要家人搀扶一把，而对于当年的从军、工作与治学，有些细节他记得特别清楚，有些任凭你如何着急也没有丝毫印象。 王贵忱何许人也？中华书局在1999年出版过《文献家通考》，记载了明朝以来的1525位文献家，如今唯一健在的就是王贵忱。在《文史学者王贵忱》一书的文末，传记对象是这么介绍自己的：“80多年前，我本东北铁岭失怙少年，幸有邻居恩师领进学堂，粗通文字；70年前我本一介武夫，征战南下，从此得岭南沃土滋润，定居广州。因为好读书，喜文史，又有南北诸位大师指点、引领，60年于挫折磨难中探寻研究，著书立说，在古籍收藏、文献、史学、书法等领域终有所获，方能面对广东父老，并聊以自慰。”从辽北到南粤，从小八路到大学者，王贵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激励意义，已故的著名藏书家潘景郑称其为“魁奇之士”。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学人故事，主人公既不是生在书香门第，也没有优越的教育背景。他能在初小文化的基础上搭建一座令世人仰望的学术灯塔，凭的是纯粹的兴趣与持久的毅力。尤其是在经历了反右与“文革”，不少受牵连的知识分子自怨自艾，控诉个人的才华被埋没、时光被蹉跎，王贵忱的追求并未屈服于环境的变化，独善其身，孜孜不倦，直至解放。 先从童年讲起。当时究竟有多么地不幸，王贵忱简单概括为“家里条件不好”、“只读到了四年级”。据公开的资料记载，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王贵忱是外婆带大的。在这个穷困地区，住着张学良的同学、铁岭有名的知识分子张日宣，他见王贵忱老是跑到家里来蹭课，就索性让这个孩子住了过来。后在友人杨连地的帮助下，张日宣将王贵忱送进了县城的南关小学，两位热心的先生还承担了四年的学费。念完初小，时局艰困，王贵忱不可避免地失学了。于是他想尽办法地看书、背诵经典的内容，比如《红楼梦》《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烦恼要比同龄人多得多。为了谋生，王贵忱进入碾米厂打工挣钱。17岁那年听说有部队在铁岭招人，他赶紧去报了名，在弄明白何谓“革命”前便穿上了威武的军装，还郑重其事地把“军人家属证”寄给了日日夜夜牵挂自己的外婆。“参军入伍是我自己的决定，那是1945年，就在我的家乡。”在王贵忱看来，那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与其他战友相比，王贵忱的文化修养在军营绰绰有余，先是当警卫员兼文书，负责接电话、管文件、管档案，后来调去政治部工作。 虽说王贵忱年纪小、个子矮，他的命还是挺硬的，前后两次战胜了凶狠的病魔。1947年，通辽地区爆发鼠疫，平均每天有逾百人死去，几乎每个角落都笼罩着悲伤与恐惧。王贵忱也发烧了，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相当危险。当大家都认为这个小兵凶多吉少时，老乡们想起了土方子——由王贵忱保管的大烟（主要是卖给国民党，换来的钱购买布料以及军需品），将其敷于肿块之上，同时泡水当药喝。事后就连苏联防疫队也没能解释清楚里面的因果关系，但命悬一线的王贵忱就是这么奇迹般地康复了。第二次是在平津战役之后，大部队步行从天津南下，结果南方的梅雨天气让北方的汉子很不适应，沿途不断有人生病，乃至死亡。“走得很辛苦，腿都肿了，到了南昌实在是不行了。”王贵忱提到了一个词叫“打摆子”（疟疾的俗称），“我一直发烧，脸都黄了，被人抬着走了几百公里，过了一段日子才好起来。等到进入广东地区时，我们比原计划推迟了两个月。”
初抵羊城，周遭的许多事物对于这个北方小伙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王贵忱想从粤语着手，掌握了语言工具才能更好地融入环境，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太难，学不会。阅读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王贵忱正是通过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逐渐拉近了与第二故乡的距离。“我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广东，这是本重要的书，包括天文地理、风俗文化等等，我慢慢从中了解了广东。”据他多年后回忆，最初拿到的是民国年间的版本，后来就下工夫去古籍书店寻觅更好的版本。古味浓郁的文德路是王贵忱的学习根据地，人们经常见到一个军绿裤白衬衫的年轻人在那边转悠一整天。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不忘强调自己是“文德路大学”的毕业生。 1952年，上级发来了转业的命令，王贵忱被分配去了汕头交通银行，而不是个人意愿更强烈的潮州——“小时候就读过韩愈的《师说》《祭十二郎文》，印象很深，想去玩玩。”作为首任经理，他一边抓银行业务，一边继续历史研究，就近进入了钱币学的领域。“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从事这一行就立足于此，平时忙得很，空闲了才收集钱币，一开始什么也不懂，后来经验就丰富了。”从器物形态到货币流通，王贵忱沉浸其中，不亦乐乎。几十年后，曾经的发烧友成了泉学界泰斗，代表作有《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等等。 在《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的后记中，王贵忱怀着感激之情写道：“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需要具备文献学、钱币学等方面的知识，而我自幼失学，无任何专业基础知识。有幸的是，在我转业地方之后，先后得以拜周叔弢先生、潘景郑先生为师。弢翁又是我习为版本之学的启蒙业师，景郑师则是目录学的引路人；戴葆庭师是著名的钱币学家，我曾得到他的言传指授，始得略知古钱学门径；容庚、于省吾、商承祚三位先生，是我长期请益的导师。我从以上几位恩师处，获得受益终身的启迪。我能够参加辞典编写工作，则是他们当年对我施加教泽的结果。” 王贵忱性格温和，谦虚的他从来拒绝闭门造车式的埋头苦读，而是格外重视与外界的通信往来，尤其是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这是我学习、追求学术问题的主要手段”。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师友圈”，除了“后记”中提到的商承祚、容庚、于省吾、潘景郑、周叔弢等，还有周作人、李可染、谢稚柳、黎雄才、启功、刘逸生……“商老、容老是我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朋友，两人很客气，我是外省人，他们都说普通话，商老的普通话比我讲得还好，他们都是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聊起“忘年交”商承祚与容庚，王贵忱一下子来了精神，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商承祚是古文字学家，其父商衍鎏乃清末探花，文史与书法俱佳，祖籍也是铁岭。“老爷子头脑清醒，既懂历史亦能参透现实，他教我写字，我给他提供他想读的铁岭志。”王贵忱与商家父子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据他回忆，身材瘦小的商承祚比自己大了26岁，无论生活还是治学，总能感受到对方的情谊。“我被打成右派后，商老每个月至少来看我一次，他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好，逢年过节都会带些好烟给我。”1969年，王贵忱用文言文写《吴泉说》，商承祚把最好的资料给了他，还鼓励道：“你好好干，文章写得好，以后会传世的。”从商衍鎏算起，王贵忱与商家的缘分已经延续到了第四代。
结识容庚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两人的年龄差距达到了34岁。“容老开阔达观气象大，是一位老菩萨，夏天穿一身白衫，老学者之风。”最让王贵忱动容的是反右期间，容庚不顾政治风险，站出来为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教师说话。到了“文革”时，尽管多次遭受批斗，他就是不肯低头——“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外部环境恶劣，容庚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修订第四版《金文编》，完成了《颂斋书画录》与《颂斋书画小记》。即使是生命末期的1982年，容庚仍放不下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的工作，卧在病床上的他盼着快点出院，以不能动手修订《商周彝器通考》为憾事。
王贵忱偏爱清人龚自珍的诗词文章，因为“过去中国的诗词吟诵的多，摇头晃脑，真正涉及社会问题、针砭时弊的不多，而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注诗难，注龚诗尤难，近百年来，注龚诗者数十百家，多为浅尝辄止，通注全本的少之又少，而最早的代表作就是刘逸生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逸老治学严谨缜密，为人则谦和厚重。在我致力龚自珍研究之时，每遇到难题有所请教时，先生必尽其所知以见示。”王贵忱与刘逸生交往了40年，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这对挚友的成长经历以及对抗命运的态度也颇为相似——都是童年失怙、生活不易，凭借刻苦的自学得以出人头地。 在广东生活了逾60载，自认为是“食粤谷”长大的，即便骨子里透着一股北方人的豪爽劲，但王贵忱还是佷早就被贴上了“岭南人”的身份标签。“生我辽东,毓我岭南。”他刻了一枚闲章，代表了对于广东的认同与感怀。素以经济闻名的珠江三角洲，古往今来也闪耀着一大批学人的思想光芒。唐代有“岭南第一人”之称的张九龄，文字质朴、风格清新，与当时盛行的华丽之风形成鲜明反差，影响了后来的“山水田园派”；明代有“白沙先生”陈献章，开创了“江门之学”，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其学术理念为岭南文化赢得一席之地；晚清有“朱九江”朱次琦，创办了“礼山草堂”，主张破除门户之见，提倡经世致用之道，岭南学人的务实精神很大程度上与之有关。至于家喻户晓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解放前搬到广州定居、教书的陈寅恪，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传承了岭南文化的薪火。 “这里是开放门户，又是学术交流与思想传播的聚集地，比如学人云集的中山大学，但是跟北方比起来，还是有一点距离。”学无止境，在广州之外，王贵忱叩拜过三位老师，分别是古籍收藏家周叔弢、古文字学家于省吾、版本鉴定家潘景郑。“我很感激，通过与他们的通信提升自己的知识修养。”说着，王贵忱吩咐儿子王大文从书柜中找出了自费印刷的线装本书简，别看一套薄薄的小册子，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可是不菲。“往昔初习为版本之学，有幸得与先生邂逅于津门天祥商场书肆，获蒙指点版片之学，忽忽已是三十年前旧事。其后，因循未尝通候已二十余年，近几年中则时有请教学艺诸事，承亲笔贻书诱学不绝。”王贵忱在《周叔弢先生书简》后记中写道。 与天津市副市长在书店里相遇、相识，这似乎是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1953年，王贵忱回铁岭探亲，途中路过天津，便一头扎进书店，捧着《东莱博议》的正德刻本读了起来。在冷清的书店角落，这个专注的年轻人引起了周叔弢的注意，便主动上前询问“从哪里来”、“为什么看这些书”，后来还请他上门做客，给他讲授古籍的知识。回到汕头后，王贵忱与周叔弢开始了通信，又过了两年，学生正式登门磕头拜师。“他做学问方法与其他人不一样，不豪取，不强夺，他买书都拿现金或金子，自己喜欢的书从来不还价，只要能够得到。”在老师去世后，王贵忱与他的长子周一良保持着交往，“我得益于周家，周叔弢的学术教诲是我的人生亮点。” 相隔几千里、拜入于省吾门下，这件事同样不可思议。“我跟容庚是老乡，他特地写推荐信给于省吾，说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希望对方收我做学生。”重温往事，王贵忱依然有些受宠若惊，“于老收的都是高级研究生，我只有小学文化，并且他当时在东北，我在华南。”容庚的信起了关键作用，王贵忱如愿以偿地与于省吾开始了书信往来，后借出差机会跟老师在北京见了个面。“言必有本、无征不信”——这是于省吾送给他的见面礼，“贵忱啊，你记住这八个字，本着这八个字做学问，碰壁就少，就没有错。”王贵忱奉之为圭臬，“事实确实如此，这成了我一生做学问的原则。”等到他日后当了老师，学生们也在遵循着这样的治学规范，尽量去获得第一手史料，避免盲目的考证。
在王贵忱的记忆中，潘景郑的来信是最多的，约有200封，不包括诗笺。“内中多指授学艺，时作策励宠饰语，谆谆诱学高谊溢于言表，视贵忱厚矣。”既然说到了“厚”，这里有必要介绍两件宝贝。一是潘景郑赠予王贵忱的张学良真迹，这幅墨宝写于1928年，现在出版的其他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堪称绝品。二是红印本《定庵续集己亥杂诗》，潘景郑起初给了王佩诤，后者批校后还了回来，见王贵忱喜欢研究龚自珍，老师便附了一首《雨中花》成全了学生，使其感叹“为近三十年中访书之最惬意事”。此外，潘景郑还借用《赞成功》一词来鼓励王贵忱：“隽才盖世，博览群编，岭南导领早居先……”
区别于其他学界前辈，王贵忱与潘景郑还是同行，两人都在图书馆系统工作过。1978年，恢复党籍的王贵忱接到省委调令，前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即现在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简称中图）任副馆长。收集广东古籍文献、办学刊、写文章，王贵忱迅速进入了新的角色，还在自家的图书馆开班，讲授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广东一些高校的图书馆与市级图书馆的馆长基本都是我的学生。”王贵忱在中图工作近五年，后来接受了老朋友周连宽的邀请，帮他带了一个研究生，可惜的是，这个女弟子在毕业后转行了。1983年，调令又来了，王贵忱的头衔依旧是副馆长，不同的是，上班地点从中图改成了广东省博物馆。其间，他也在广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任过职，负责修志工作，后来打了四次报告，终于还是回到了博物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传统文化事业，想多一些时间搞学问。” 广州报纸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王贵忱：广东的好东西都在我这》。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作为元老级的收藏家，王贵忱的藏品以钱币、图籍、金石、书画为主，“我的心态好，凡事随缘。”张之洞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位历史人物，从诗集、辞章到稿本、书法，林林总总，搜集了约百件藏品。再如曾国藩、屈大均、张荫桓、廖燕、罗振玉的旧物，数量也很可观。在王贵忱看来，研究兴趣的大小与藏品价格的高低无关。上世纪80年代，他拿徐悲鸿的手卷换取曾国藩的书札，就经济角度而言，前者贵而后者贱。这显然是一桩赔本买卖，他却不以为然：“这批手札是曾国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的书信和附片……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藏品为人类之财富。早在1963年，王贵忱就把自己淘来的嘉靖本《周易程朱传义》五册送到了中图，“所得之前半部与馆藏适当完璧，殆必解放初分散，因出示所得之本捐赠给中山图书馆善本部，裨共可成全璧耳。”自那以后，他不断地把家中宝贝往外送——明嘉靖版白绵纸刻本《韵谱》五卷、明刻《七修类稿》三十四卷残本（中图，1980）；蓝鼎元著作（汕头图书馆，1982）；袁崇焕史料（东莞市政府，1989）。最慷慨的两次捐赠分别在1999年与2011年，王贵忱先是把耗费半生精力收集的600多册古钱币文献资料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后又将包括红印本《定庵续集己亥杂诗》、明万历刻本《古史六十卷》（苏辙撰、莫伯骥跋）在内的807册古籍文献捐给了广州图书馆。“我收藏了一辈子，换回好多张收条。”王贵忱说，留在身边，怕自己保管不好。
王贵忱的书法自成一派，周叔弢的评价是“质朴厚拙，毫无侧媚之态”。在他的家中，曝光率最高的书法作品并不是自己的——书房叫“可居室”，字幅的落款为王世襄，会客厅的墙上则挂着叶选平题写的“乐以忘忧”。“可居室”寓意奇货可居，又指随遇而安，小小居室见证了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乐以忘忧”是一种处世态度，不知老之将至，求学、治学的确是让他感到愉悦和满足的事情。 原载 “文汇学人 · 学人“ 20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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