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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像印度人一样“随地大小便”的? | 刘三解

 浩海青霜冷月 2017-05-10

看到这题目,别抬杠,说我家墙根下还有新鲜的尿渍,咱说的是,“文化”性质的随地大小便。

比方说印度,2012年的一条旧闻里,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Commission)就承认,“目前仍有约6亿民众在随地大小便。”还有无数人把这种行为视为传统,当然,主要是男人。

▍印度孟买用“水炮”喷射随地大小便者

住在德里的作家库什万特·辛格说:“乘坐驶出任何大城市的早班列车之旅都是令人作呕的经历。铁道两旁排满了人,背对着驶过的列车露天排便。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只要自己看不到驶过的列车就行了,他们才不管列车里的乘客是否看到他们在做什么。”

类似的逻辑,陈独秀在100多年前也曾目睹。1897年的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的秀才老爷们也有“急”的时候,出了客店的陈独秀,看到一处空旷地刚想“方便”,眼见远远走来一个年轻女子,急忙走避,一同住店的考生却拉下裤子,蹲在一旁,一点不怕走光。

不过,有些事情靠憋,自然是憋不住的,白日里不好意思,天黑了,陈独秀独自到屋外出恭,踩了一脚旁人的污秽不说,还被同住的秀才们骂做“假正经”。

旧学秀才如此,20岁留学日本的黄侃也差相仿佛,黄与章太炎住上下楼,某天晚上,黄侃内急,拉开窗户甩出一道飞流,楼下的章太炎读书正酣,眼见尿水横飞,自然报以痛骂,不想黄侃毫不示弱,狠狠骂将回去,一来二去,两人竟成了师徒。

这故事单看后半截,自然能矫情出文坛佳话,若是深究,却可见清末、民国的精英们面对屎、尿、屁的那份满不在乎。要知道,根据1909年大清学部搞得第三次教育统计,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新式学堂学生不过100多万,加上受过旧学教育,粗通文墨的人口也就300万左右。

百里挑一的秀才,万里无一的留学生,尚且如此,旁人又当如何?

当然,把大小便和文明程度硬性联系,本来就不靠谱,实在找不到厕所还要硬挺,那不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了”吗?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厕所

所以,要回答什么时候国人不再“随地大小便”的问题,还需从厕所说起。

厕所这东西,还需分个公、私,先从自己家的说起吧。

早在春秋年间,晋景公在品尝当年的新麦前,突然觉得肚子胀,去上厕所,却掉进粪坑淹死了。

能陷进粪坑,可见宫里的洗手间也很通透。北方的朋友或许见过那种上下贯通的旱厕,在古代,往往厕所会通透到和猪圈相连,汉景帝带着宠妃贾姬逛上林苑,美女内急进了厕所,一头野猪也冲了进去,急的汉景帝想去英雄救美。

说明这厕所,要么是半开放式的,要么就是家猪引了野猪,终归不怎么高级。

▍汉朝一般家庭的厕所与猪圈联通

这之后2000年过去了,皇家厕所的样式也没什么大变革,只是装潢豪华些,服务周到些,比如西晋的王敦,娶了襄城公主为妻,新婚之后,上厕所,发现里面有个箱子里有干枣,吃个精光,出来后,见侍女们端着盛水的金澡盘和装澡豆的琉璃碗,王敦直接把豆子倒进水里喝了,惹得一群侍女都笑话他。

其实,干枣有香味,是拿来堵鼻子的,澡豆和水,那是洗手用的。想想王敦也是顶级士族的子弟,享受一次公主的厕所,还和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这皇帝家的正牌服务该有多豪奢?

不仅如此,贵族还把上厕所叫更衣,因为臭味终归存在,直接换身熏过香的新衣,像咱们之前说过的卫子夫,就是汉武帝借上厕所的机会,在衣车上临幸的,当然,联系在一起有点一句话毁掉小清新的节奏,还是慎言吧。

皇室的厕所,发展到清朝,就变成没有厕所了。

紫禁城里,把明朝原有的厕所全拆了,上至皇上、太后,下至宫女、太监,全部用马桶解决。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行刺,为了安全。清朝皇室为安全计,还一度把紫禁城里的大树全都砍了。这是题外话,这里不表。

慈禧太后用的马桶叫“官房”,用檀香木雕刻成大壁虎的形象,肚子里是蓬松的香木碎末,有一个专门伺候这活儿的太监,用的时候,用头顶着黄云龙套包着的“官房”送到寝宫门外,由宫女捧进更衣室。

另一个宫女拿出二尺见方的油布铺地,把手纸放在大壁虎的嘴上。完事儿后,再由太监头顶回去,清理脏物,填上香木末备用。在寝宫的廊下,还有轻便的瓷盒,预备临时或者晚上用。

▍清朝宫廷的“官房”实物

至于太监宫女,乃至一般嫔妃,香木末肯定没得用,只能用炭灰,最后便盆里的秽物集中倒在恭桶里,每天由小太监洗刷干净。

插一句闲话,所谓恭桶,得名自“出恭”,却是出自斯文地,科举考场有两块牌子,一块叫“出恭”,一块叫“入静”,士子要上厕所,需领“出恭”牌,就有了这么个别称。

就像这说法一样,不同阶层各不相同,上厕所的需求却是一样的,民居之中,一样有厕所。

就拿北京来说,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山东农民来京到住户家里掏粪,卖给郊区的农民。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北京人口大增之下,掏粪的业务也成了香饽饽,有能打的恶霸,占据“粪道”,雇工掏粪,甚至还有些地痞流氓,自己没有“粪道”,打劫、偷窃粪便,俗称“跑海的”。

可见,为民厕掏粪,在近400年前已经成了一个行业。而所谓的“粪道”,其实就是业务分区,民国时,北平粪业公会会长于德顺,控制了36条“粪道”,1550亩土地,100多所房子,干成了一代“粪霸”,可谓“屎上留名”的典范。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掏粪工时传祥和工友们。

上面说了这么多,要说明什么?

说明自古以来,起码在大城市里,中国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厕所不是个稀罕物,这和印度到现在还有6.65亿人家里没厕所,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情况。

不过,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公厕”却一直是个稀罕物。

以至于,明朝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形容:“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溷”就是厕所,这番动作就是陈独秀所见秀才们的德行,偌大北京宛如一个巨大的厕所。这种情形,大清朝也没什么改观,清朝人褚维垲作《燕京杂咏》诗云:

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

可想而知,威武雄壮的城门楼下面是满地的屎尿,实在有辱观瞻。那么,彼时的北京,是不是也像中世纪的巴黎、伦敦,没有公厕的踪迹?

并非如此,在朝鲜使臣洪大容所撰的《湛轩燕记》中,记录了他乾隆三十年(1765年)来京的所见:

道旁处处为净厕,或涂丹雘,壁间彩画多淫戏状。前置红漆木几,遍插黄片纸为厕筹用。或树竿悬招帘,题‘洁净茅房’字。要出恭者,必施铜钱一文,主其厕者既收铜钱之用,又有粪田之利,华人作事之巧密,皆此类也。

洪大容的同胞,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到京的金士龙在《燕行日记》中也写道:

琉璃厂有溷厕十余间,厕中置净几,几上爇芙蓉香,其四壁贴春和图,使人登厕,则其价必收三文。

花钱的公厕是有,可老百姓不想出着“冤枉钱”,在街上也不客气:

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燕京杂记》,清朝嘉庆后佚名作品)

可见,知道公厕有无最多解决个民族自豪感问题,对于随地大小便,毫无影响,北京城依旧是个大厕所,那么,这种情形什么时候有所改观呢?

竟然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1900年仲芳氏编写的《庚子记事》,有两处特殊的记载。

八月初九日记事:“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罚。”

十一月十六日记事:“各国界内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经过外国侵略者的一通折腾,历经民国、日本侵华时期的磨难之后,到1954年11月3日,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全部接管了43571个门牌的住户和524个公共厕所,而这还只是首都的情形,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厕所捆绑着西方舶来的现代文明联袂直进,使我们可以不必像印度人一样,用“传统文化”的借口来为自己的不文明辩护。

当然,说这么多并不是为了说明西方的月亮就比中国圆。

▍金碧辉煌却没有厕所的凡尔赛宫

在金碧辉煌的法国凡尔赛宫,路易十四这位伟大君主的巨大玩具里,其实连一间厕所都没有,衣冠楚楚的国王、贵族、贵妇们,在18世纪的阳光下,一样是在壁炉、门口、阳台上随地大小便。

当时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躲避这熏天臭气的方法,也不过是一个月搬一次家,当贵族们糟蹋这一处时,让仆人赶紧收拾另一处……

在现代文明来临之前,无论中西,近乎野蛮的生活习惯并不奇怪,但如果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偏偏要拿传统、文化、国情来矫情,就真就活该在屎尿中挣扎不起了。愿神怜悯印度人民,早日都用上干净的厕所。

最后多叨叨一句,和历史无关,如果有条件,家里尽量装个智能马桶盖,能切实提高生活品质,活得更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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