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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雲國：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
民間不絕於耳的“崖山之後無中國”論，其偏頗正在於自囿於宋朝漢人的立場，把中國的內涵局限於中原漢族王朝，把文化中國的進程終止於宋朝文化，卻無視中國與中華民族都是與時俱進的複雜共同體，中華文明也處在不斷變化與豐富的曲折過程中。 當下討論宋代民族關係，首先必須摒棄宋朝中心論與民族偏見，而將其置於大宋史視野下與唐宋變遷的長過程中作雙重思考。 以大宋史視野來看，在宋朝立國三百餘年間，中國絕不僅僅指宋朝，還應包括遼、夏、金、蒙，以及相繼並存的大理、吐蕃、西遼、回鶻、於闐、黑汗等民族政權在內（還應考慮宋朝境內各民族關係，此不具論）。當時，宋、遼、夏、金與蒙元政權，無不視對方為外國，但又無不主張“天下一家”而自稱“中國”。宋朝先與遼、夏，後與金、夏成鼎足之勢，不僅在疆域一統方面，前不能比漢、唐，後不能比明、清，在軍事角逐中也基本上沒占過上風，故而將這一時段稱為所謂“後三國”或“後南北朝”的分裂時期，也自有其理由。 自內藤湖南主張“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經其弟子宮崎市定充分闡發，針對宋朝漢族政權與其他民族政權的並峙格局，他強調：“宋代以後出現了一種特別的形式，就是彼此有強烈的自覺和意識的國民主義相互對立。”（《東洋的近世》）他所說的“國民主義”，類似近代國家形成後的民族主義。兩者之間儘管仍有區別，但呂思勉認為，孔子“尊王攘夷”說已首揭中國最早“民族主義鮮明的旗幟”（《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故不妨藉以論事。質言之，民族主義的自覺構成大宋史時段民族關係的鮮明底色。 宋朝境內民族主義在政治領域的凸出表現，就是重新高揚“尊王攘夷”的大纛，並注入新內涵，宮崎稱之為“漢民族國民主義的意識形態”。這與北方民族政權的環伺緊逼，以致宋朝一再面臨存亡繼絕的現實威脅息息相關。而新儒學的形成與確立，則構成其民族主義新內涵的思想資源。宋儒強調“四夷不服，中國不尊”（歐陽修：《本論》），以期“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胡安國：《春秋傳序》），確立民族自信，力圖夷不亂華，進而用夏變夷，維護政治文化的大一統。推及與諸民族政權的外交關係上，宋朝在軍事失利委曲求和時，寧可接受巨額歲幣的苛刻條件，而拒絕沿用中原漢族王朝曾採取的和親政策。 這一民族主義基調在各個文化領域都有不同凡響的回聲，而南宋遠比北宋高亢。《春秋》學因發揮“尊王攘夷”大義而再度躍居顯學，士大夫論兵也成為風尚，不啻是民族主義主旋律在經學與軍事學上的反應。詩詞散文等主流文學，都各有愛國主義基色構成綿延不絕的作家與作品序列，“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錢鐘書：《宋詩選注序》）。這種民族主義也融入市民文藝的敘事性作品。從說話敷演楊家將抗遼故事（餘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到說話人直白呼籲：“中原之境土未複，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大宋宣和遺事》），都不難觸摸到下層民眾中民族主義的熾熱溫度。在宋學鼓吹下，民族大義逐漸成為全民共識，“盡忠報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已是上至將相下至士庶普遍認同的道德規範。 民族主義自覺並不限於宋朝漢族政權內部。在大宋史視野下，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與宋並峙的民族政權，一方面吸收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卻自覺堅持統治民族的主體意識。契丹始終以北面官系統作為主導性“國制”；西夏立國禮樂衣冠“悉用蕃書胡禮”；金世宗“大定之治”時強調女真本位的各種舉措，都是眾所周知的。與此同時，金亡之際，金朝將帥履踐“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的信念（《金史·移剌蒲阿傳》），拒絕失節降敵，也印證了少數民族政權對民族氣節的接納與認同。 今人在重新評價民族戰爭與統一大業的複雜關係時，自應秉持民族平等的價值觀。兩宋存續期間，與遼、夏、金及蒙元之間的民族戰爭幾乎伴隨始終，而宋初攻遼、金滅北宋、建炎南渡、元滅南宋等時段的民族戰爭尤其酷烈，帶來的破壞也毋庸諱言。對大宋史時段所有民族戰爭，一方面既要放在歷史條件下評斷每次戰爭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應從中華民族通過長期衝突與融合方始形成的歷史大趨勢中去再度衡估。元朝再次完成統一大業，無疑是大宋史時段各民族衝突與諸政權互動的歷史性結局。在這一長時段中，確實時斷時續地伴隨著血與火的民族戰爭，但也應看到，相關政權達到地緣政治相對均勢的和平時期，各民族與各政權之間通過榷場貿易、使團聘問與其他民間途徑，推進著相互間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融合，而宋朝的制度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其中起著主導性作用。反觀再次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進程，展現的正是這種似不和諧卻又註定的雙重變奏。這樣，就不至於因肯定統一而對宋朝長期而頑強的抵抗不以為然。正是有賴於這種抵抗戰爭，最大程度保衛了宋朝先進的社會經濟，相對弱化了騎馬民族政權的原始野蠻性，相應減輕了大統一進程中社會破壞力度。而類似文天祥為代表的民族氣節與忽必烈所成就的統一大業之間的歷史悖論，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位（虞雲國：《試論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境內諸政權的互動》）。 由此審察近年民間不絕於耳的“崖山之後無中國”論，其偏頗正在於自囿於宋朝漢人的立場，把中國的內涵局限於中原漢族王朝，把文化中國的進程終止於宋朝文化，偏執於大宋朝主義的狹隘傾向；卻完全無視中國與中華民族都是與時俱進的複雜共同體，中華文明也處在不斷變化與豐富的曲折過程中（張邦煒：《應當怎樣看待宋元易代》）。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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