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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文化信息网

 明远小筑 2017-05-11

简介:

'龙穴'寻根

1986年5月,正是蝉鸣荔熟的时节,刚挂牌不久的中山市博物馆,派出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来到距南朗约3公里的海边,进行中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野外考古发掘。
头顶的骄阳把他们的的脸烤得通红,从南海吹来的略带咸味的海风却像一只温柔的小手,拭干了他们的挂在脸上的热汗。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连那远处的碧波和帆影也顾不上欣赏。因为,他们此刻已沉浸在新发现的狂喜中。
根据考古学的常识,这一大片几乎寸草不生的沙地,在远古的时代原来是海边由海浪冲积而成的沙堤,如果,古代的中山(更准确的叫法是香山岛)曾经有过以渔猎为生的先民,那么,这样的环境就最合适他们生活和居住。既然如此,这一大片自古以来就没有开发过的土地,就很有可能留下他们的遗物甚至是遗址。
    果然,只用锄头和沙铲轻轻扒拨一下,一些古老的夹砂陶片马上就暴露在炽烈的阳光下,从而证明了他们的猜想完全是正确的。
    别小看了这几片破碎陶片的发现,它的意义真可谓非凡!要知道,直到二十世纪的80年代为止,中山对史前文化的研究可说是一片空白,历代修撰的县志对此并无片言只字的记载。中山人的“根”到底在哪儿?此刻,答案马上就要出来了。
    记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吧,这里名叫“龙穴”,位置是南朗(按:此地名中的“朗”原带草头,近年在行文时多简写为“朗”。本书下文出现使用此字的地名时,不再加以说明)镇龙穴村东南,珠江西岸的古老沙堤上。
    考古队员们一鼓作气,在散布范围广达三万平方米的沙堤上,采集了非常丰富的陶器和石器。陶器的陶质为夹砂陶,陶色有灰褐、灰黑和橙黄等,这些颜色证明当时烧制的火候不高;从疏松的质地和不大规整的造型,又证明制造者虽然已经懂得轮制,但是在技术上还未够成熟,还得以手工辅助。至于陶器的种类,则有敞口、侈口的圜底罐及口沿卷边器座等。石器都是用细砂岩石或卵石制成的,主要有砺石、石锛、网坠等
    1987年,在距龙穴不远处,即今天的中珠排洪渠入海口附近,又发现了一批先民的遗物,计有铜斧、铜戈、铜环、楚式的铜剑等,此外 ,还有数量可观的夹砂陶器皿。尤为可贵的是发现了两件铸造铜斧、铜剑用的石范。
    此后到了1988年9 月,在发现石器不远处,他们再次试挖了T1、T2两处土方,在距地表面1。3米深的土层下,首次发现了一批彩陶片,陶片上描绘了种种的花纹。
1990年8月,他们在原试挖沟北边地表深1米以上的文化层里,又挖到了两个相当完整的彩陶器皿,一为缕孔圈足钵、一为缕孔圈足碗。据省博物馆的专家说,像这种形式、花纹的彩陶器,过去还没有见过,其年限应为距今6000~5000年。从此,这两件陶器就成了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龙穴”的重大发现,证明了至少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中山这片土地,就有古代的先民在此繁衍和生息。他们过的是以渔猎为主的半定居生活——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居室遗址。他们懂得琢磨细石器,烧制陶器,乃至铸造青铜器。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审美观,用类似毛笔的工具,蘸了含铁的矿物颜料在陶胚上绘上菱形、绳状的装饰花纹,经焙烧后就成了彩陶;脖子上悬挂着原始的饰物——铜环,开始膜拜祖宗和神灵——出土文物中有主要用作礼器之用的石戈和盛酒用的陶质流壶,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有了处于坯胎状态的文字——一些陶器上绘了至今尚未能破译的神秘的符号。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逾千年的时间,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一直到青铜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他们是货真价实的中山的土著居民!而龙穴,也因为有着如此重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在1990年3月,由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在现今的中山市内,先民遗址决不止“龙穴”一处,粗粗一算,就有白水井、宫花、岚田、秀山、沙边、白溪、小隐、鲤鱼山、全禄、下沙、泮沙、古鹤、平顶山、飞驼岭等多处,足以证明,古代的中山,正是先民们的不亚于“伊甸园”的家园和乐土!
现代中山人寻“根”,竟寻到“龙穴”去了。当然,该地名为“龙穴”,纯属巧合,而“龙穴”,也只是许多遗址中的一处。这正如以西安附近的半坡村为代表的“半坡文化',绝非仅仅只存在于半坡村一样。近年从原属香山辖治的珠海市和澳门等地,也相继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址,其中较著名的有珠海淇澳岛后沙湾的彩陶遗址、宝镜湾摩崖石刻画,澳门黑沙的彩陶遗址等,尤其是宝镜湾的崖画更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加上与澳门隔海相望的香港的舂坎湾等地的彩陶遗址,以及北至广州飞鹅岭、龟岗等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遗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珠江文化圈”。珠江流域完全可以无愧地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黑龙江流域一起,并称为“龙的传人”的发祥地!

香山先民古越人

史书把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居住在南粤大地上的先民称为“古越人”。香山岛上的先民是古越人的一个小分支。
“古越”又称“百越”或“百粤”,这些名字最早出现在《汉书·高祖本纪》:“十一年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这就是最早的关于古越人和中原人大批进入南粤的记载。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现代中山人到底是不是古越人的后裔,如果不是的活,古越人后来又转徙到什么地方去了?
    事实上,在中山各大姓氏的族谱上,都找不到关于古越人的任何信息,除了幸存于地下的石器和彩陶等遗物外,文字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香山县乡土志》(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修成于清末民初。手抄孤本)提供了一种说法:
自从汉代的陈临在香山定居并立志把当地的“蛮俗”改变,这里就逐渐“开化”了。唐代的郑愚的诗中有:“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渔浦扬来笛,鸿逵翼去舟。”的句子,说明到了唐末,石岐一带,已经是交通发达、人烟稠密的地方了。
    这段话给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第一、从汉代起陆续迁入中山的各大姓氏的先祖都来自中原,他们到这里后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改变“蛮俗”;由此衍生的第二点是,他们并不是这里的原居民!
中山的原居民后来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一点遗迹也没有留下来?
  《乡土志》把居住在香山居民分为三类:陆居、山居、和水居。陆居是从中原转徙而至者;山居为苗、瑶;水居则为蜑民(即疍家)。后两者其实就是中山的原住民。
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香山岛并不大,不可能同时是几个民族的发祥地。据书中所说的苗、瑶与疍家,差别实在太大了。
    说来一点也不奇怪,苗、瑶与疍家的共同的祖先就是生活在南粤大地上的古代的百越人。大约从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派兵进驻南粤的那个时候开始,随着中原望族的不断迁入,原先以打猎为生的山民被迫离开家乡,退入现今广西、云南、贵州一带的深山,与现今苗、瑶等兄弟民族的祖先合流;以打渔为生的却留了下来(因为望族们不屑以此为生),为了与后来者沟通,他们的语言也逐渐向广府人靠近,最后演变为现今的水上方言。顺便说一句,多种版本的《香山县志》都指出,疍民从来都认为自己属于汉族。
    《乡土志》在解释这类现象时说“或云:彼本地主。后秦始皇徙中国万家于岭南,中国人(按:指中原人氏)生息渐繁,彼遂衰弱,故反主为客。”
    至于现居五桂山区的客家人,大都是直到明王朝覆灭时因避战乱和迫害才江西、福建辗转迁入的。在当时,他们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士!
笔者想再指出一点,广府人在本质上也是“客家”,他们同样是从中原出发,沿着与后来的客家人大抵相同的路线,即通过大庾岭的梅关从江西进入广东,再经南雄珠玑巷转徙广东各地。只不过年代比后来的客家人早得多。所以,目前的粤语保存了最多的汉、唐以前的中原古音和词汇。而在他们迁徙广东后,他们的的原居地中原,却一再遭受少数民族的入侵(如金、元等),语言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客家人带来的是宋、元以后的中原古音,与广府话就大不相同了。
大约从秦末的第一次大批中原移民进入南粤开始,新来人通常被称为“客家”。最初这只是一种礼貌上的说法,并无歧视之意。最早抵达广东的广府人因为在此居住久了,兼又取得了土地甚至政权的控制权,从此以土著自居,反过来把后到的中原人称为“客家”,那已经是宋代以后的“后话”了。至于所谓“客籍”的说法始于宋代,当时立册登记户籍,认为先到为“主”,因此把说广府话和说闽语的先来者称为“主籍”,后来的就称为“客籍”。捷足先登者把平原沃壤都占据了,后来者只能僻住山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状况就是这么形成的,五桂山众多的客家村就是典型的例子。
笔者还要特别指出:《乡土志》对香山三类居民的区分,其实是把《晋书》里对古越人的划分、归类方法延伸到明清了。《晋书》关于“俚”、“蛮”、“獠”三类的区分标准与《乡土志》里的叙述不尽相同。说到底,这三种称呼并不是民族的自我称谓,而是汉族政权官方文书上的叫法,主要按该地该民族的汉化程度划分。“俚”就是同里之人,指已完全汉化却还未取得当地户籍的土著居民;“蛮”是指半汉化的土著居民;“獠”指未汉化的土著居民。汉、晋年间,汉、越“杂处”,这么说,虽有歧视色彩,却也符合实际情况。到了清末民初,在原土著已百分之一百汉化成为汉民族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乡土志》的编者依然沿袭旧说,就不免是历史的大倒退了。
最后谈谈中山的另一大语系——闽语(流行的地区有沙溪、大涌、三乡、张家边等地)。《乡土志》把这些说闽语的人称作“畲蛮”,从隆都话的只有口语,不能用文字书写,以及凡是宋代以后出现的名词,一律只能老老实实地用广州音照读等特点看来,它应该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语言,而且说这种语言的人不属于原始的炎黄族系。但是,现在居住在沙溪等地的并非畲民。1998年出版的《沙溪镇志》指出:“考之沙溪甚至整个隆都各村现在所居姓氏的始居祖,其始迁地反而极少涉及闽南,大多数都是宋、元、明代时期先后从粤北南雄珠玑巷或附近的东莞、新会、南海等地迁来,个别则是从中原其它省份,因从征或任官职而定居下来的”。那么,他们的后裔为什么说闽语呢?这是因为当地原来居住的就是从海路迁来的畲人的后裔,既来之则安之,他们的子孙最后只能改用当地口语。看来,畲人的抵达中山,不会晚于宋代,但也不会早于唐代,否则,就不会被先来者称之为“蛮”了。


香山原是海中孤岛

现在,我们且说居住在香山岛上的古越人。
香山地处北纬22o、东经113o左右,兼又邻近大海,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十分适宜森林、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香山县志》说起五桂山山名的来由时说:“香山……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可见当时自然环境之优越。那时候,古越人上山可以打猎,下海可以捕鱼,衣食是不缺的。但说起与外界的来往,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不要说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香山仅仅是悬于古伶仃洋上的孤岛。就是到了距今才800多年的南宋,从省城广州坐小船到香山岛,据县志所载,也要走4天的水路。所以,当时的古越人,只能依靠小船与周边的岛屿联系,要离开小岛到更远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外人也不能轻易进岛。这就决定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古越人基本上走的是独立发展的道路。
从考古学家近年绘制的新石器时期珠江三角洲海陆分布图可以看到,那时,横亘在香山岛与大陆之间的古伶仃洋的海面十分辽阔,大约在今天的横门以北直到番禺、顺德,都是波涛汹涌的水域。其间,只有浮墟、三角、牛岗等到几座小山以岛屿的形式浮出海面。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古越人,其语言、风俗与衣着外貌大异于中原人士,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中原古籍通常把在南方生活的少数民族称之为“南蛮”,说他们的基本打扮是“断发文身”。意思是说他们喜欢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任由它随意披在肩上,还喜欢在身上刺上花纹。这类装束,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还很容易地在海南岛和广西、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间看到。足以说明他们与古越人之间的某种神秘的渊源。
在《香山乡土志》中,还可以读到关于古越人后裔的更具体的描绘:
古越人的一支是居住在五桂山上的山民(按:所指的不是目前生活在五桂山的客家人,而是苗瑶等少数民族。),他们主要以打猎、砍柴为生,喜欢“蓬头赤脚”,用一幅布横向围在腰间,称之为“桶裙”,男女的服饰基本一样。
古越人的另一分支“蜑人”(古音延,今音疍),后来称为“疍家人”。《乡土志》里说他们“以舟为宅,业捕鱼”,喜欢在水边搭建茅寮居住,并且称之为“水栏”。据说,他们观察水色就可以知道水中有没有龙(大概指的是海豚之类的动物),所以又被称为“龙户”。他们后来长期生活在以汉族为主的地区,生活习惯演变得与中原主流习俗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而且至少从数百年前起,他们就自称属于汉族,今天除了在民俗研究中的溯源时,偶尔一提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对他们的是否原是汉人再提出质议了。因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的重要的一页。


从中原走向南粤的尧舜

南粤的古越人和中原的炎黄族裔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民族。大约从4000多年开始,双方开始发生了接触。这可以从华夏先民关于尧的章节里,找到一些痕迹:
相传,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当尧经过对舜的多番考验后,决定把自己的部落首领位置传给他,在古代,这就叫做“禅让”。
本来,举族上下,谁都以为尧早就选定自己的长子丹朱作帝位的继承人。但知子莫若父,丹朱此人作风腐化、举止轻浮,尧老早对他很不放心,据说,为了挽救他,尧还发明了围棋。他亲自教丹朱下棋,希望藉此改变儿子浮躁的性格,然而效果不大。因此他最后下了决心:不能把国家的治理大权交到这样的人手上。
对尧的决定,丹朱极为不满,不仅口出怨言,而且还在背地里搞了不少小动作,阻挠舜的接任。尧一气之下,把丹朱赶出家门,流放到当时被视为僻远的南方——丹水,大约是今天的湖北一带。
丹朱虽然人品不好,但到底是尧的长子,平日里倚仗父亲的威望,结交了一批狐群狗党,当时南方部族的首领“有苗”正好是那么一位。在丹朱的鼓动下,有苗决定起兵,支持丹朱杀回中原,争夺王位。
尧对丹朱发动叛乱十分气愤,他亲率大军前往征剿,把有苗的部队击溃,并把朱丹处死。于是,舜才顺利地接上了班。
被击溃的“三苗”人最后逃跑到更僻远的赤水以东,另外成立了“三苗国”。
这个传说,告诉了我们两件事:
首先是,中华民族是由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许多族群和部落经过融汇最后形成的,这一进程在数千年前已经开始。比如“三苗”,最初也居住在中原地区,后来迁到赤水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云、贵、湘、桂、粤,他们后来与原先的土著古越人发生联系,其中的一部分在后来互相融合,所以,我在论述香山岛原先的土著居民时,曾提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山(今五桂山)上住的是苗、瑶族裔,这可以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找到依据。
舜后来又把帝位禅让给治水英雄禹。舜禅让后,决定南巡,以进一步了解民生疾苦,可惜由于年老力衰,最后死在南巡路上的苍梧(今广西梧州),葬在九疑山(今广西南宁)麓。从舜的南巡路线可以得知,到了这时,中原与南粤的交流和融汇已经进一步加强了。

默默无闻3000年


三代夏商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王朝,结局竟然惊人地相似。三位末代帝王——夏桀、殷纣、周(西周)幽王都是荒淫好色、暴虐无道之辈,桀迷恋妹喜、纣王迷恋妲己、周幽王迷恋褒姒,弄到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最后成汤灭夏是为商,武王灭殷是为周,西夷、犬戎人攻进了镐京,周幽王糊里糊涂地丢了脑袋,西周也因此宣告灭亡。
西周过后又东周。这时中国社会已渐渐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各地诸侯拥兵割据,不再听周天子号令,你争我夺,从春秋时代的大小数百个诸侯国打到战国时代剩下的七雄……。
奇怪的是,这边厢,群雄逐鹿中原,数百年来连年征战不断;那边厢,岭南却似乎无动于中,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处女地,似乎什么大事也没有发生过。不过,这种局面马上就面临着根本的改变了。
原来,在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中,秦处于西隅,最落后也最弱小,但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后,国力就逐渐强大,到了秦王嬴政执政之后,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陆续灭掉了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历史上称之为秦朝。
秦始皇果真雄才大略,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统一中原,平定六国后不久,便命令大将军蒙恬率领军队,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河套地区,迁徙内陆居民到那里耕田戍守,又征发农民修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一道城墙,用以抵御匈奴,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决定开拓南疆。他命令老家在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的正定县)、出身于赵国贵族的赵佗为副将,作为屠睢的副手,率领曾经扫荡六国的秦国精兵,前往攻打南越。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秦始皇提前三年诏令监禄负责开凿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以便运粮。
屠睢的大军顺利深入南越境内,起初并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这是因为古越人正处于氏族社会中期的分散落后的状态,只要不侵犯他们以山林或沼泽作屏障的什么什么“洞”,不威协到他们的生存,根本就不打算与秦军交锋。因此,直到秦军进入今梧州一带,遇到已建立了部族联盟的西瓯一支,才发生了正面的碰撞。越人利用自已熟悉地形、擅长水战的优势,与秦军迂回作战。最后,他们选择秦军粮食供应不上、人心浮动之机,一次大规模的夜袭,就把轻敌的秦兵击溃,连主将屠睢也成了刀下的亡魂。
公元前214年,秦军卷土重来。这回朝廷任命任嚣为主帅、越佗为副将,率领50万之众,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浩浩荡荡地掩杀过去。南越人烟稀少,又分成许多不相往来且在互相争斗的部族,怎么挡得住50万大军的狂攻!没多久就给平定了。秦始皇诏令将南越划分为桂林(郡治在今广西百色东北)、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南海(郡治在今广东广州)三郡,统由中央直接辖治。50万大军长驻岭南,“与土人杂处”。——这就是发生在南粤大地的第一次移民大潮。50万人不是个小数目,况且又占据了衙门和军队中的要职,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对南粤此后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秦政府任命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吴川令。6年后,秦始皇驾崩,秦二世即位。赵佗上书朝廷,要求再从中原移民15000人,主要是未婚女子,让她们与驻军配成夫妇,给他们补衣煮饭,在当地成家立室,永久定居下来。
香山岛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隶属于南海郡的。
秦始皇施行的种种暴政,为秦朝的灭亡自掘了坟墓。他刚死,由秦二世接任的当年七月,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发动起义,拉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接着是项羽、刘邦,群雄并起,打得秦军望风而逃。
任嚣把赵佗叫到自己的病榻前,说:“秦无道,天下豪杰纷纷造反。我们虽地处僻远的南方,但也难说不会受到乱兵的入侵。所以我打算随之起兵,先把通往秦的道路封锁了,看看今后还会有什么变化,再作进一步的打算。我已病入膏肓,恐怕难有什么作为了。但有一句话要告诉老弟,番禺(按:指岭南)地域宽广,又有五岭作屏障,如果得到来自中原人士的支持,你也可以成为一州之主。老弟你好自为之!”
赵佗心领神会,立刻下令设关封道。他担心秦派遣在各郡县的官员不听号令,便找岔子把这些人杀的杀了、赶的赶跑,然后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这些岗位上。等到刘邦率义军杀入秦的京城咸阳时,他也趁机攻占了桂林和象郡,在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俨然当起皇帝来。
赵佗首先从改变越人的装束、习俗做起,努力让汉、越两族和睦相处,又通过行政命令,使越人各部逐渐改变互相攻杀的陋习,因此他对南越的社会发展是作出重大贡献的。那时候,南越的疆域大约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两省,以及“交趾”(今越南)的一部分。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既担心南越成为未来的隐患,但又觉得赵佗把南越治理得井井有条,十分难得,因此,决定采取招抚的办法。公元前196年5月,刘邦派以能言善辩著称的陆贾为使臣到南越游说赵佗归顺,接受“南越王”的印玺。
陆贾恫吓赵佗说:“假如你不领受汉天子怜惜百姓辛劳、不愿开战的好意,妄图与中央对抗,那么,汉派人挖烧你的先人陵墓、灭了你的宗族,再派兵攻打南越,你将怎么办?”
赵佗自忖无法与刘邦抗衡,最终归顺了汉朝,但他心里其实是很不服气的,他对陆贾说:“我不过身在岭南,崛起之地不是中原,若然逐鹿中原也有我的一份,谁输谁赢也还是未知之数啊!”
赵佗到底是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自赵佗以后,南越与汉的之间的藩王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直到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不自量力,起兵叛汉,汉武帝发兵十万,一下子把南越灭掉了,结束了南粤的割据局面。
直到此时,香山岛只是在名义上隶属于汉南海郡的番禺县地。但因为太僻远,也太小太落后了,现存的史书竟没有为香山留下片言只字,也不知道郡里、县里曾给香山派来过什么官员。写下以上的文字,只不过是用粗线条描绘一下,在这近3000年间,香山岛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因为外来人早就陆续进入香山,而香山人很快也要走出狭小的海中孤屿,进入岛外无比广阔的天地了。


史册中的首位香山人:陈临

300多年一晃眼就过去了,转瞬已是东汉。自从越佗自立为南越王以后,致力于民族团结,从提倡改穿汉族衣饰开始,把中原的典章制度、语言文化推广到南粤大地,首府番禺(今广州)的面貌焕然一新。即使是地处海隅、基本上还是小渔村的香山岛,也开始形成了一些富户和望族。于是,见诸史册的的第一位香山籍人士终于应运而生,他的名字叫做陈临。
陈临,字子然。他是汉顺帝永建年间(公元126~131年)由南海郡举荐的孝廉,官至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太守。据明代黄佐(香山人)的《广东通志》记载说:他从小就“立志不同蛮俗”。可见由于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在移风易俗方面,香山曾是严重滞后的。陈临作为中原颖川人氏的后裔,年纪轻轻的就被举为孝廉,自然感到应该承担起这一份责任。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开办教育和提倡社会上层人士以身作则,以中原习俗取代原始落后的古越民风。
陈临在当时的民望颇高。《广东通志》称他“推诚而理,导民以孝弟(悌)”。意思是说他在治理政事时带头讲究诚信,同时注意引导老百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这,正是中原文化“以孝治国”理念的核心。
以下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位年青人为报父仇杀了人,关在大狱里。以情而言,其志可嘉;以理来说,则为法所不容。正如民间所说的“杀人偿命”,按律当斩。
陈临了解到,这人是个遗腹子,是父亲被杀害后才出生的,况且又新婚不久,并无子嗣,所以老百姓对他的不幸遭遇颇为同情。按当时的一般看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在处置他的问题上就出现了难以两全的悖论:一方面,他不顾个人安危手刃杀父仇人,显然是个孝子;另一方面,既杀了人就得偿命,但如果就这样把他推出去杀了,岂不是又陷他于“不孝”?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陈临决定让他的妻子到狱中陪伴他,直到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一个男婴,让他能够“传宗接代”,这才按律将他处斩。对此,犯人一家感激非常,而老百姓们对他的这种处置也很满意,以下的一首民谣,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他的肯定:
“苍梧府君恩广大,能令死囚有后代,德参古贤天报赉。”
这首歌可以意译成以下的现代语:
“苍梧太守真了不起,能让死囚也留下了后代,他的大恩大德可以与古代的圣贤相比,皇天有眼,一定会报答他的。”这里的“赉”读作“来”,是“赏赐”的意思。
陈临的政声流传遐迩,直到晋以后的南北朝时代,北齐诗人魏收还写过一首题为《午日岭外风土》的诗赞颂他:
'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
魏收(506-572)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北魏时任散骑常侍,编修国史。北齐时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奉诏编撰《魏书》,后累官至沿书右仆射,兼修国史。300多年后的魏收以史官眼光,对陈临作出如此评价,说明陈临对后世的影响实在不小。
该诗收录在乾隆年间编纂的《香山县志》中,原诗有注:'陈君乃邑人陈临也'。这正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首歌颂香山人士的诗。


从《异物志》看香山古俗

古代的香山是怎么样的?史料中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们可以从杨孚的《异物志》中联想一二。这是见之史志的第一部广东著作。
杨孚是汉代的番禺人,那时香山尚未成为行政区域而隶属于番禺,因此,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是香山人的乡亲。
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异物志》也很特别,由于原书早已散佚,现在的这本书是清代道光年间的曾钊从各种有摘录该书文字的古籍中,一条一条地摘录下来,重新编辑成书的,很难说是完整,但唯其如此,所以珍贵。
《异物志》中,有不少关于古越土著风俗的描写,例如他谈到被中原人称为“穿胸”的土著人时说,他们的衣服是用二尺布对折缝成的,在中间开一个洞,然后把头一钻,衣服就穿好了;他又谈到住在海边的“西屠国”人,喜欢用草把牙齿染得黑黑的,所以又被称为“黑齿”。还说有些土著喜欢生嚼槟榔(加上蚝壳煅烧成的灰和另一种名叫扶留的植物一起嚼),所以牙齿也被染得黑黑的。这一习俗如今在广东已见不到了,但在宝岛台湾仍很流行。他谈到“黄头”人头发发黄,形如扫帚;“雕题国”人喜欢在脸上彩绘,并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刺青”(即纹身);“狼胭”人“男无衣服,女横布帷”;合浦(今广西合浦)人则“割蚌采珠为业”。
古越习俗也与中原大异,例如,他们与汉人作交易,喜欢在晚上进行,称为“夜市”;“乌浒”人住在深山,如果部族里有人被外人所杀,他们一定先搬到死者家里落脚,然后寻找机会为死者报仇,并由族人把仇人分食了。
书中提到,在秦汉之交,南越已经懂得造大船并且出海了,所以许多富人家里蓄养了来自海外的异族人,包括皮肤漆黑有光泽、牙齿洁白的“瓮人”(非洲黑人),以及后来在唐代传奇中经常提到的“昆仑奴”(印度人)。
在汉代,岭南的主食是水稻、薯类,还有一种煮熟后食用的芭蕉(这种芭蕉现在在云南省还可以见到)。
岭南人穿的衣服主要是用木棉的棉絮制作的,芭蕉和某些树皮则可以在晒干后,经捶打加工,纺出线来。
岭南地区佳果不少,比较著名的,当时就有荔枝、龙眼、柑橘和甘蔗。
岭南的特有动物也不少,主要的有翠鸟、鸬鹚、孔雀、蚺蛇等,猴类的品种很多,连猩猩也不罕见。而在海上则有鲸鱼、海蛇、玳瑁等。
与中原地区相比,岭南在人文方面的开发较迟,能保存至今的唐代以前的古籍,除了《异物志》之外,就只有晋代顾微的《广州记》、稽含的《南方草木状》、唐代郑熊的《番禺杂记》等不多几种,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古代香山的风俗民情大致上也就是如此。

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大潮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黄巾起义,接着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由司马氏统一中国。,公元265年,司马炎废了魏帝,自称皇帝,定都洛阳,历史上称为西晋。
司马炎夺取天下的手段极不光彩,他很怕手下的大将也如法炮制,对付他的子孙,于是大封皇族为王,不让军权落在异姓的手上。司马氏的叔伯、兄弟拥兵自重,势力迅速坐大,他们也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于是先后起兵,互相攻杀,矛头直指京城。这场战乱一共打了16年,史称“八王之乱”。
中原空虚,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外族乘机入侵,史称“五胡乱华”。316年,匈奴攻入长安,西晋灭亡。
其后中国北方分裂为16个国家,其中较重要的依次为北魏、北齐、北周;南方则由王导扶助司马睿定都建业(今南京),建立了东晋,以后又演化为宋、齐、梁、陈几个短命的王朝。史书把这一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称为南北朝。
以上历史对中原和南粤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数百万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与汉族杂居,互相渗透,最后达到了融合;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中原人氏,为逃避战乱,纷纷涌向南方,涌到南粤大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转徙到香山岛。
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时期的一支以卢循、孙恩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在攻打建业被击溃后,边打边逃,逃到香山,最后落脚在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据《澳门纪略》记载,在那里,他们缺衣少食,以采蚝为生,间或以打来的鱼虾到邻近的海岛与村民交易,换取粮食和酒肉,久之,困乏到“子孙皆裸体”的地步。香山人称他们为卢亭人。据说,他们的后裔都练成了一种“能于水中伏三四日不死”的绝技。过去的县志,由于编纂者的正统观念,对卢亭人极尽抵毁,不过,编者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周边的居民倒是秋毫无犯的。县志说,香山县的“黄梁都之南隅有卢亭环,四字都藜村有卢亭井”,这就是他们在香山留下的遗迹。

第一位香山籍宰相:郑愚

魏、晋、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古代中国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但是,到了晚唐,由于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使土地兼并加剧,加上连年的天灾和“安史之乱”的折腾,农民简直是活不下去了。——郑愚,就出生在这样的年代。
然而,不管中原地区多么混乱,却还乱不到岭南来,在相对稳定的局面下,香山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名门望族。到郑愚出生时,他家“家世殷富,驺僮布满山谷,皆纨衣鼎食”(见《香山县志》)。说他家的土地、牛马、仆人多到漫山遍野,这大概是事实;说连仆人也穿丝质衣服,大碗酒大块肉过日子,就恐怕有美化之嫌。
郑愚是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进士,做过朝廷里的秘书省校书郎(主管校勘史籍和订正文书讹误的官员),咸通初年(公元860年)授桂营观察史,咸通三年,岭南西道官逼民反,朝廷命郑愚代之,任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当时的邕州(今广西南宁)可谓天灾人祸,又加上南诏国的入寇,岭南东道的兵变,局势笈笈可危。郑愚独力支持,才使得邕州安然无损。大约在876-877年间,唐僖宗任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起了实际上的宰相。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随后又移师长安。郑愚再度临危受命,被召回京,官拜尚书左仆射,在任3年,病故于任上,没有子嗣。郑愚一生操劳国事,确实是公而忘私的。
郑愚是诗史上的第一位香山诗人。《全唐诗》辑录的一首题为《泛石岐海》的郑愚的诗,是历史上第一首吟咏香山风物的诗歌:
“此日携琴剑,飘然事远游。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渔浦扬来笛,鸿逵翼去舟。鬓愁蒲柳早,夜怯芰荷秋。未卜虞翻宅,休登王粲楼。怆然怀伴侣,徒尔赋离忧。”
这里的“台山”,指石岐以南的南台山;“岐海”指石岐海。当时的石岐是个渔港,是个船只穿梭往来的繁忙的口岸。虞翻和王粲分别是三国时代吴国和魏国的名士,都是郁郁不得志者。从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郑愚虽然年少才高,此番准备负笈离开家乡,确是想闯一番事业的,但想到国家的多灾多难,此行前途未卜,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
他还写过一首《醉题广州使院》:
    “昔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今日海隅鱼米贱,大须惭愧石榴黄。”
前两句是对民生疾苦的体恤,后两句是对丰年的由衷喜悦。由此可见他的心与民众的贴近。
《唐诗纪事》记载了一段关于郑愚的佳话:
    当他以桂营观察使的身分拜会在海内负有重名的魏国公崔铉时,顺便带了文稿请他指教。崔铉见他衣着华丽,以为他只个花花公子大草包,便把他的文稿放在案上,看也不看,只礼貌地留他吃饭。当郑愚离席更衣时,众宾客都以为他自惭形秽而逃席了,没想到他换了一身红色的绣锦,重又回到座位来。崔铉在他离开的片刻,好奇地翻看了他的文章,不由得拍案叫绝,慨叹说:“也只有像他那样的才子,才配得上这身漂亮衣服啊!”
说句题外话,沙溪镇近年多次举办国际休闲服装节,我看,大可以把郑愚老先生的名号亮出来,早在唐代,他已经在领导国内的时装潮流了!


流传香山的黄巢传说

晚唐的黑暗统治,终于激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在河南、山东一带爆发。
黄巢本是山东冤句人,世代贩盐为生。年轻时,他也曾到长安应试,但没能考上。当他愤愤不平离开时,写了这么一首《菊花》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时他已下定推翻唐朝的决心。
王仙芝战死后,黄巢接替他当了起义军的领袖。他带着起义军转战大半个中国。曾于公元879年攻占广州,再挥师北向,攻入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齐”,直至884年才在泰山附近兵败自杀。
在古代香山,流传着两个关于黄巢的传说:
传说一:《桃源洞黄巢脱险》
相传黄巢在攻入广州后,一天,他单人匹马地到郊外散心,不觉竟走到香山的神涌,并被官兵发现,陷入重重的包围。后来,他在桃源洞里遇到一位樵夫。樵夫痛恨官兵平日里欺压老百姓,决心救黄巢脱险。他让黄巢在岩洞里躲藏好,自己骑马背剑慢腾腾地走上大道。官兵一看,是黄巢的战马和宝剑,当然拦截住他。他说,刚才见一大汉,凶神恶煞的要抢他的熟番薯吃,他乘其不备,将其推下海,把剑和马都拿过来了。官兵忙问,人呢?樵夫说,他不会游泳,挣扎几下,早就沉下去了。官兵搜遍不见尸首,便也信以为真。就从樵夫那里抢去剑和马,收队回营报功请赏去了。
传说二:《端阳五月挂菖蒲》
相传黄巢率队进入香山时,因为受到官兵的欺骗,说黄巢杀人不眨眼,所以村民们纷纷惊慌走避。黄巢见逃难人群中,有一位妇人背着大儿子,牵着小儿子,不由得截住她,问了一句:怎么牵着小的,反而背着大的?妇人答:大儿是丈夫的前妻所生,她已亡故,只留下这么一丝血脉;小儿却是我所生,万一死了,我还可以再生。黄巢深为她的节义所感动,对她说:我就是黄巢。这样吧,你不须逃难了,回家在门口挂一枝菖蒲,我的队伍只要见到菖蒲,一定绕道而过。妇人遍告乡亲,人人都在门口挂起菖蒲,果然黄巢的队伍绕村而过,村子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天正是端午节,从此,香山就留下了农历五月初五在门口挂菖蒲的习俗。
对照历史,我们不禁发生疑问:黄巢攻入广州,正是军威最盛的时候,官兵或是投降,或是闻风而逃,何致狼狈如斯?单人匹马深入敌区,遇险则弃马弃剑,这也非足智多谋、性格倔强的黄巢之所为。更要命的是,当时香山还是岛屿,石岐海宽达30余里,黄巢骑马怎么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若是东晋时的卢循就合理多了。想是在众口相传的过程中,因为黄巢的名声大,便把故事误植到他的名下。

佛教在唐初传入香山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一般认为,佛教在南粤的传播较晚,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开始传入。
那是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天竺高僧达摩经珠江口抵达广州登陆,在广州的“西来初地”的“西来庵”讲道传法后,再逐渐由广州传入全省各地。这位达摩大师,也就是后来被武侠小说渲染得无以复加的少林功夫的鼻祖。
香山的情况有点特殊。早在唐初,就有中原人直接把佛教从中原带入香山。这是一对出身望族的小夫妻,由于目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也许当年他俩也不想别人知道),大概在贞观年间弃官出走,乘船南下,最后来到香山岛,在五桂山麓发现了一处风光秀丽的风土宝地,决定就在这里削发出家,男的取法号正芳,女的取法号正机。他们先是在山谷里搭小茅屋落脚,后来就在半山修了座古香林寺,又在山下盖了座善慧庵,从此两人不再以夫妻相称而改称为师兄弟。正芳就是古香林寺的开山祖师,古香林所在的小山丘也由他取名为“南岭小雪山”。
以上史料主要源自该寺的寺谱。该寺谱于1955年焚毁,因此以上资料只是寺僧的口头追述。对此,我们大可以采取存疑的态度。(例如,年代是否这么早?)此寺今已不存,但遗址上的石刻,却不含糊地证实了寺史的久远。
历代香山诗人吟咏古香林的诗作不少,例如清代的一位姓李的秀才,在某次于寺中借宿时,就写下了这么一首很美的诗:
“蹑屐南山巅,山深不知路。一线千回沿,怪石蹴行步。好鸟纷飞鸣,野草蔓零露。云霞异彩翠,山麓渺昏墓。飞涧不停流,空中起烟雾。风送远钏来,冷然惬幽愫。旃林郁嵯峨,恰与赏心遇。老纳笑相迎,元言肆谈吐。清旷屏宿氛,沉冥豁良悟。月出照千岩,苍苍隐寒树。”

“猜程沉”的故事

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此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而在南方和山西,先后出现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即南平)、北汉等十国。史书把这段群雄割据的时期,称为“五代十国”。
这里只说与古代香山有密切关系的“南汉”。
南汉原称“大越国”,由刘隐、刘岩兄弟所建,以广州番禺为都城。盛时疆域有六十州,约为今天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历五主,共67年,是个短命的王朝。
刘隐原籍上蔡(今河南),一说彭城(今昔江苏徐州)人,原是唐朝的岭南东道节度使。唐亡后,朱温封他为王。他死后,他的弟弟刘岩于公元917年称帝,国号大越,后改为汉,史称南汉。
刘岩在位时依靠文人执政,大兴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同时也避免了武官据地称雄之弊。但他本人与他的后人都是荒淫残暴之君。南汉的末代帝王刘鋹更不是东西,为了镇压臣民,竟想出了“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种种酷刑。血债累累,自然就成了孤家寡人,觉得所有的人都靠不住,都在算计他,能信赖的就只有太监。因此,南汉开国时太监只有300多名,到他就位时,太监已猛增至7000多人了。太监垄断大权,朝政更加腐败。他所最为信任的太监龚澄枢竟然一直做到骠骑大将军,改上将军及左龙虎军观军容使,食邑三百户,掌管全国兵权。君臣二人狼狈为奸胡作非为,终于在公元971年为宋太祖所攻灭。
民间恨极了这两个人。当他还在位时,便把早已流行的“包、剪、叠”(北方称为“石头、剪刀、布”)游戏,改称“猜程沉”。表面上,“程”是剪刀剪物的象声词,“沉”是石头砸物的象声词,实际上,“程”代表龚澄枢,“沉”代表刘鋹,“猜”其实是“搓”,在广州话中表示把人按在地上,用力挤、压、打的意思。
“猜程沉”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让我们可以想像在这段日子里,香山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宋太祖下诏:开荒归已

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所谓“五代十国”的时期。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在部属的拥戴下“黄袍加身”,从后周皇帝那里夺取了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历称北宋。他即位后南征北伐,陆续消灭各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赵匡胤夺取帝位的方式不见得光明正大,不过,他在建立宋朝后,继承了周世宗柴荣的舒解民困的措施而且有所发展,因而在历史上与李世民并称为“唐宗宋祖”,算得上一位有作为的好皇帝。
尤为难得的是,宋太祖在太庙里秘密立下了一座遗碑,指定给皇室的继承人阅读。碑文中写道,不论哪一位子孙继承皇位,都不许“以言杀人”,若有违反,“天必殛之”。也就是说,他要子孙发下毒誓,保证做到允许官员和士大夫讲话。事实上,整个北宋王朝,从太祖皇帝直到徽、钦二帝,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的。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有这样气量的王朝,仅此一家。
宋太祖即位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 “杯酒释兵权”;第二件是下了一道诏令:自唐代及五代以来,各地农民所开垦的荒地和现在正在耕种的无主土地,一律归现在的耕作者所有。不久,他再追下一道诏令:今后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官方继续承认所有权属于开荒者,只纳税,不交租。
这两大措施,第一条确保了国家的安定,第二条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是第二条,对香山岛上的乡民意义极为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香山岛属于热带海洋气候,温暖潮湿,岛上的土地是珠江夹带的泥滓经年累月冲积而成的,松软肥沃,很合适农作物生长。加上地处边陲,开发较迟,无主的荒地触目可见,所以历年从珠江口的东岸东莞,甚至远自闽南前来垦荒谋生的人不少,但是他们心里并不踏实,因为那些新开出来的土地到底属不属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现在好了,只要勤劳卖力,未来就有指望。本来,香山岛一直以渔业为主,自耕农很少,现在不但新来的农户,连渔民也腾出人手参与开荒、围垦,这样一来,不仅农业收入步步高,连带珠江三角洲沉积成陆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倍。

宋初香山的经济支柱:金斗盐场

北宋初年的香山岛,百业兴旺。不仅渔农业有所发展,商贸活动渐见活跃,而且开始有了原始的工矿业,这就是采银和晒盐。
据宋代元丰年间编写的《九洲志》记载,“东莞有香山崖银场”。香山崖矿场位于今天珠海市唐家镇内的的鸡柏村。白银是中国古代的贵重货币,开采银矿获利绝不会小。
比采银更大宗更重要的生产当推盐业。《香山县志》(乾隆志)指出:“东南盐务纷繁,而香山为产盐之区”。
    香山的盐业生产始于唐代。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香山正式设置为镇,录属于东莞县。这时已有人在金斗湾一带围海煮盐。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中原居民大量南迁,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便转移到了金斗湾,参加了这里的盐业生产,官办的金斗盐场迅速发展,成为岭南地区最重要的盐场之一。
    由于“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其估利有至十倍者”(见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卷十五),巨额的利润促使盐业生产在宋代的发展十分迅速,包括金斗湾盐场在内,宋代的盐场都属官办,实行海盐专利,严禁私煎私贩,是宋朝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金斗盐场的具体位置在石岐以南一百五十里的“濠潭”,即今天珠海市香洲区的山场村附近。据说,到北宋时期,这里的盐业生产从业人员已达1300人以上。后来,金斗盐场改称“香山场”,又新建了香山场草荡池,并专门设立盐课司等官员负责管理这一带的盐务。作为行政机构的香山镇此时也设在这里,从而说明了政府对盐业的重视程度。
    海盐的来源是取之不尽的天然海水,但制作的方法却有两种,其一是煎盐,即用竹锅煮卤,这就是熟盐,颗粒较细较干,主要供当地的居民食用;其二是晒盐,即用石池晒盐,这就是生盐,颗粒较粗较湿,但胜在价钱便宜,咸味特足,内陆山民特别喜欢它。金斗盐场不仅生、熟盐都能生产,而且生产的规模很大。别小看了在这里从事这项工作的1300人,当时香山岛的总人口还不到7000人,这里的盐业生产养活了全岛的三分之一以上人口,可见它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而在农业比较发达的仁厚村、丰乐村等地,家庭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仁厚村(岛的西部,即今天的石岐一带)的妇女善植麻、懂得纺麻织布;丰乐村(岛的中部,即今天的三乡一带)的妇女利用坡地种桑养蚕,缫丝后织成丝绸,男人上山砍竹伐木,制造竹器和木家具;而地处海边的长安村(岛南端的海边及邻近小岛,即今天的香洲及澳门一带)的渔民,用渔获晒制咸鱼、虾酱、蚝油。所有这些,当然不完全是为了自用,更多的是送到集市出卖。总之,可以这么说,到了北宋初年,小小的香山岛,虽然远处边隅,却也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渐渐的变得略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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