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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四家”里，蔡襄的地位是比较尴尬的：辈分最长、年龄最大，却排名最后。苏轼论蔡襄书：“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苏轼延续了其恩师欧阳修的论断，更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而黄庭坚、米芾却不约而同地认为蔡襄书有“女郎气”。黄庭坚《题蔡君谟书》称：“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米芾《海岳名言》谓：“本朝书法，蔡襄如少年女子，访云寻雨，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明人王绂更是从年龄的角度将蔡襄剔除到“宋四家”之外，后来的董其昌、郑板桥、朱和羹等亦持此论。事实上，更多的研究表明，蔡襄还是应该在“宋四家”之列的。对于蔡襄是否应该排在“宋四家”里及其书法史地位，人们多从道德伦理、社会变革的角度予以探讨。在书法史上能够留下一笔的有两类人：一是继承前人传统，只作稍许改变；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变革，自为一路。这两类书家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书法史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不可偏废。  蔡襄《入春帖》，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的书法起于周越，后为宋绶僚属而受其影响，中年后糅合虞世南和颜真卿，并取法钟繇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整体风貌上显现出颜体风神。在蔡襄的传世作品中，诗札册是蔡氏非常著名的作品，共八帖，册后有倪瓒、袁凯、陈文东、陈迪四家跋文或观款。《入春帖》为其中一札，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目录》《清河见闻表》、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续记》、汪砢玉《珊瑚网》，以及清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平生壮观》等皆有著录。此札为草书纸本，纵30厘米，横41.1厘米，作于1051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入春帖》是蔡襄写给“公绰”的一封手札。其文曰：“襄启：入春以来，属少人便，不得驰书上问，唯深瞻想。日来气候阴晴不齐，计安适否，贵属亦平宁。襄举室吉安。去冬大寒，出入感冒。（积）劳百病交攻，难可支持。虽入文字力求丐祠，今又蒙恩，复供旧职，恐知，专以为信。前者铜雀台瓦砚，十三兄欲得之，可望寄与，旦夕别寻端石奉送也。正月十八日公绰仁弟足下。”“公绰”当为葛公绰，乃蔡襄妻族中的近亲（一说内弟），即《答葛公绰求猿》《五月宿江阴军葛公绰草堂》《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等诗中所指之人，可见二人关系颇为亲密。此札所述内容，一则入春以来，气候阴晴不定，嘱对方注意身体；二则告知对方自己虽请求奉祠养亲，但蒙恩复供旧职；三则意欲以端石换回前赠铜雀台瓦砚以予十三兄。蔡襄的书法，苏轼评：“独蔡君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的确，在蔡襄的传世作品中，草书是略逊于行、楷的。在唐朝开疆扩土、气势磅礴的盛大气象下，当时的书家大多能写一手开张恣肆、神采动人的草书。经历唐的草书高峰，有宋一朝，除却黄庭坚外，几无可称道的草书家。即便是入古颇深的米芾，较之于前代亦是略逊一筹。蔡襄这件《入春帖》书于皇祐三年初春。时蔡襄40岁，正值壮年。作为手札，此帖通篇写得优雅精致、随意自然，无做作的习气，笔势在不经意间自然流淌，稳稳当当。这一草书是典型的今草，延续王羲之、孙过庭一路风格，几乎字字独立。该帖除“以来”“阴晴”“适否”“贵属”等八处以牵丝相连外，绝少实连，却能上下连贯、气脉相通。和王羲之、孙过庭书法相比较，这是笔画纤细以及提按弱化的表现。将通篇的用笔予以分析，牺牲了笔画复杂性的蔡襄在气息上与王羲之的雄强拉开了距离，更多的是文人的精细与雅致。这或许与蔡襄仕宦多为学士一类的文职有密切的关系。行年四十的蔡襄在书法上并未臻于成熟，缺少笔锋入纸时的狠劲以及对某些笔画的控制能力。如“冬”字的转折，由于控制的失误，一笔带过，未经调锋，显得软弱无力；“今”字的一撇明显过于纤细。另外，此帖整体章法太过平均，缺少跳跃性的笔画作为调整。蔡襄的草书绝对不是书法史上的一流，但表现出了儒雅高贵的气息。以继承为特征的蔡襄书法在书法发展史上承前而启后，占据了自己的位置，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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