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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7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201 “我国的文学评奖何以一次比一次难尽人意？评委们为什么难以与作家在小说艺术的内在审美价值上进行同一高度的对话？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与茅盾先生设立此奖的原始动机是否存在距离？评奖的价值取向，即对现实主义原则的维护和对史诗品格的强调，如何制约了审美品性更为丰富、多元的优秀之作涌现？……” 这些锐气逼人的追问出自洪治纲，曾给文学界带来深深的震撼。那是在1999年，这篇题为《无边的质疑》的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之后，获该刊当年度优秀评论奖。第二年，洪治纲又获颁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作家艾伟曾评价洪治纲：“就像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声音可能是刺耳的，当然也可能是孤单的。”如今，18年过去，“那个孩子”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对文学批评的初心是否不曾改变？无论如何，洪治纲是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其文章和著作受到广泛重视。 洪治纲 当代的文学批评为何不能让人满意？很多重要评奖为何屡遭质疑？评论家和作家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洪治纲教授。因为他的《余华评传》修订版（作家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刚刚出版，谈话就从他对余华的研究开始。
中华读书报：开始写《余华评传》是在你读博士期间，为什么选择余华？ 洪治纲：2003年，我正在浙江大学攻读在职博士期间，突然接到一家出版社的写作任务，希望我写一本《余华评传》，我便着手对余华的生平和创作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我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务，是觉得自己有几个较为明显的优势：一是我对余华的作品相对熟悉，对他的研究材料也一直在进行跟踪式的搜集；二是余华的人生经历相对单纯，而且与我差不了几岁，基本上可算是同一代人，精神沟通的效果会比较理想；三是在余华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有三十几年都是在浙江度过的，采访起来也方便。但事实证明，我有些想当然了，在写作过程中，很多重要史料的求证，依然要花费巨大的力气。  《余华评传》，洪治纲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39.00元 中华读书报：见余华是什么时间？对他什么印象？ 洪治纲：我第一次见到余华的具体时间已经忘了，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候我已经发表多篇有关余华小说的评论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挺牛气的，那时候的先锋作家都差不多，比较狷狂。
中华读书报：在写评论的过程中，和余华有过怎样的交流和探讨？你的评价会找他印证吗？ 洪治纲：我和余华做过很多次对话，对余华的创作以及生平都进行过求证。在具体的评论过程中，针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也会进行深度交流。譬如，他的早期小说中会随意处理人物的死亡，几乎每篇小说中都有几个人物要非正常地死掉；再譬如他非常喜欢在小说中使用精确的数字，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本书的第几页，再到吃了几碗面，这些精确数字的叙述有何动机；譬如他对先锋文学的理解，等等。当然，更多的还是闲聊阅读和生活。 但在我的具体评论中，从来没有找过他来求证某些观点。这是因为评论家的阐释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自由空间，同时余华也从来不相信评论文章对他的创作有多大影响。当然，偶尔看到有意思的评论，他也会和我交流。
中华读书报：你和余华私交如何？这种交情对于做评论有何影响？ 洪治纲：我一直觉得，我与余华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君子之交，对我从事余华作品的评论基本上不产生影响。每年都会有一两次碰面的机会。在碰面时，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会细聊一些他的创作情况。有时因为资料难以搜集，我也会找余华索要，一般他都会及时寄给我。我评论余华创作的所有文字，从来不预先拿给余华看。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长期跟踪研究余华的创作，我对他的作品，肯定性的分析更多一些。
中华读书报：有着持续跟踪阅读和评论，你对余华创作的轨迹可否做些概括？从此前的一致叫好，至《兄弟》《第七天》之后的作品引起的“两极化”争议，你怎么看？ 洪治纲：我在修订《余华评传》时，对余华的作品进行了一次重读，并完成了一篇《余华论》，发表在近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1990年之前，余华是以背对现实的先锋创作闯荡文坛，其小说呈现出明确的主观真实之特点。1990~2003年，余华开始以批判者的眼光关注现实和历史，着力探讨人物的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2004年到现在，余华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以明确的解构手段，揭示现实的混乱和喧嚣。从他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来看，余华的创作轨迹可以描述为“逃离现实——批判现实——解构现实”这样一条主线，当然其中包括了余华较为复杂的主体思考和心路历程。 对余华作品的“两极化”评价，特别是国内对《兄弟》和《第七天》的“两极化”评价，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众多读者对余华小说的阅读已形成了某种审美定势，特别是由《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代表性作品所产生的悲剧性审美定势，固化了读者对余华创作的审美接受。所以，当《兄弟》和《第七天》等解构性的叙事出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的审美定势被颠覆了，无法很好地接受它。此外，中国作家对当下现实的直接表达，因为有着丰富的现实经验作为参照，导致人们在阅读中常常纠结于生活的真实，而游离了艺术的真实。但国外的读者，因为不是特别熟悉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反而能够在一定的距离感中来接受这两部小说，因此，《兄弟》在国外几乎是一片叫好。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余华最好的和最失败的作品分别是什么？你如何评价他在中国作家中的地位？ 洪治纲：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是《在细雨中呼喊》和《许三观卖血记》，最不喜欢的是《四月三日事件》——但这未必是他最失败的作品。 就我个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而言，我觉得他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几位作家之一。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一下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或许能够发现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切思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情怀。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余华目前的创作处于怎样的状况？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洪治纲：我的直觉是，余华的创作目前还是处于某种胶着状态。他自己也说，现在手头有三部小说都写了一些，但都无法完成，“正在做人工呼吸”，哪一部能够首先苏醒，他自己也不清楚。其实这种胶着状态，是每一位成名作家都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渴望自我的超越，渴望更大的成功。如果要说余华目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如何获得较为完整的思考和写作的时间。我们在一起聊天时，聊到最多的就是他缺少完整的时间，社会交流（包括国际交流）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余华评传》于你的创作和评论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洪治纲：对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精细的研读，可以为你找到一个深挖下去的“点”，而有了这个“点”，你再回到某些“面”上，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值得研究。我在完成《余华评传》初版时，就觉得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具有鲜明的代际共性，于是，围绕这一代作家，我在2009年出版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一书。而当我做完了“60后”作家群的研究之后，一个有关中国当代作家的代际差别问题也随即涌现出来，由是，我又转入到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之中，直到2013年才完成《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一书。因此，从自己的专业发展来看，《余华评传》对我确实有重大影响。
中华读书报：《无边的迁徙》中收入讨论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得失与教训的文章，锐气逼人。很多问题评论家们注意到，却很少像你这样尖锐地提出。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无边的迁徙》 洪治纲：这几篇有关“茅奖”和“鲁奖”的质疑文章，是在1999年左右写成的。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从一个单纯的读者角度提出来的，尖锐而坦率，但也有一些不足，其他评论家当时也谈到了某些局限，只不过谈得含蓄一些。这三篇文章在当时发表后，反响就比较大。但今天来看，还是有不少缺憾，至少没有很好地触及一些问题的本质。 要问我写这些文章的勇气从何而来，我想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那时候的批评氛围很好，我们经常读到很多一针见血的批评。我记得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和几位朋友曾在《文艺报》第一版开设了“我看头条”的短评栏目，及时评述国内几个大刊每期发表的头条作品，绝大多数短评均以批评为主，且颇为犀利。当时的《文艺报》主编是贺绍俊先生，对这个小栏目倾力支持。那时候的批评氛围完全不像今天，今天如果你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位作家某部作品，那么，各种人际间的“阴谋论”“动机论”“派系论”全都来了，似乎批评成了批评家泄愤的手段。二是当时的很多刊物都大力支持批评文章。我写的这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小说家》和《当代作家评论》上，两家刊物的主编分别是闻树国和林建法，他们更关注批评的有效性，从未考虑文章发表会对自己产生怎样不利的影响。那时候的《文艺报》主编贺绍俊先生，也同样如此。
中华读书报：“我国的文学评奖何以一次比一次难尽人意？”你的这些追问，答案是什么？ 洪治纲：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在哪里。尽管后来我也多次参加过“鲁奖”和“茅奖”的评选，但我当初提出的上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我想，如果可以改变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确立一个相对科学、有效的评委遴选机制，选出真正具有审美鉴赏力同时又能捍卫文学审美价值的评委，使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评判空间，或许能够缓解上述这些评奖的尴尬。尽管这些批评文字现在看来并不成熟，但还是有不少反响。批评者有之，但更多的则是赞同。在后来的十来年里，每逢评奖，差不多总有一些报社的陌生朋友打来电话，希望我再谈谈新一届评奖情况。这也说明，这些文章一直在持续地发酵。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说说某次文学奖项评选的具体情形吗？如果遇到不同意见，你会坚持吗？ 洪治纲：我参加过好多次文学评奖，包括“鲁奖”和“茅奖”。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参加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终评，当时毕飞宇的《玉米》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投票，均是满票，这是最罕见的。同时，这一次原本可以评选出五部获奖作品，但最终只投出了四部中篇。其中排在第五、第六的两部中篇，连续投了两次都没有投出来，说明每个评委都在坚持自己的内心尺度。遇到不同意见，争论不休是常见的事儿，我也常常参与争论。我记得有一次“鲁奖”终评时，一位老评委争论到最激烈时，激动地将一杯茶打翻在桌。但最近几届的评奖，这种争吵少了，发言也很含蓄了。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做评论最难的是什么？觉得对自己评论形成干扰的因素有哪些？ 洪治纲：我写批评还是比较率性的，没有太多的因素干扰自己的评判。但我觉得，评论要做得比较严谨且令人信服，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你对作品的细读、理解和思考，尤其是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整体评论时，你必须要弄清楚作家创作的内在轨迹，这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智慧。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交锋。没有交锋，只有拥抱的批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中华读书报：从事评论工作，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哪些？可以谈谈和作家的交往吗？ 洪治纲：我从事文学评论有二十多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对一些著名作家的批评，通常被作家们简单地认定为“骂”。按我的理解，批评应该是理性的、专业化的行为，而“骂”只是伦理化的、情绪化的表达。将真正的文学批评与“骂”等而视之，当然是对批评的曲解，也可以说是对批评的无知。 我和作家的交往都很淡，没有什么私人的深情厚谊。但是，如果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我会更关注一些，有机会见面，我们就聊得更多更深一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我时常提醒自己，要区别作家和作品，“文不如其人”，在当今文坛有很多，对于我来说，关注他的作品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与他们建立某种温情脉脉的关系。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自己的评论对作家的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洪治纲：这个问题只有作家才能回答。我确实不知道自己的批评对作家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较为尖锐地批评了某位作家的作品，那么下次见到这位作家时，一定会看到一张与以往颇不一样的面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很能理解这种现象。
中华读书报：为何有的作家对评论并不认可？你认为中国批评界出现了什么问题？ 洪治纲：作家不认可评论，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除了那些初入文坛的文学新人，中外文学名家对文学评论，大多不屑一顾。海明威就认为，导致一个好作家最终丧失写作能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钱，二是批评。前者因为功利性的追逐，使作家失去了艺术探索的激情；后者则因为过度的赞美，使他们逐渐丧失了写作的信心。他曾说：“目前我们有两位好作家写不出东西来，就是因为读了批评家的文章失去了信心。如果照样写下去，虽然有时候写得好，有时候写得不那么好，有时候写得很坏，但是好东西自会出来。可是他们已经读了批评家的文章，于是，非杰作不写。它们当然不是杰作。他们是好作品。所以现在他们根本写不出来了。批评家使他们丧失了写作能力。”尽管我们不太清楚海明威说的是哪两位作家，但他显然是在鞭挞那些文学批评给作家所带来的伤害。 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充满市侩气息的赞美文章。有人戏之为“歌德文”，鲁迅则认为这是“捧杀”。中国毕竟是人情社会，无论怎样的赞美，都会让人无限的受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需要的不是智慧，不是勇气，也不是立场，它需要的只是颂辞——从不同角度堆砌起来的各种颂辞，像小区里随处可见的花卉，以各种姿态争相邀宠。
中华读书报：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批评？ 洪治纲：说实在的，当下的文学批评几乎陷入了“群殴”之境。翻开一些报刊，但凡论及批评现状的文章，十之八九都充满了讥讽、愤懑和斥责，认为文学批评早已坠入“风尘”,让人觉得“恐惧”或“可鄙”；有的作家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绝不再读某些报刊，因为它们所发表的批评其作品的文章令人无法接受。——似乎谁都可以找个理由，气宇轩昂地对文学批评踹上几脚。 文学批评之所以让人如此不满，原因很多。其中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伴随信息时代而来的“媒介批评”风起云涌，它们看似在努力平衡专业批评和大众阅读之间的鸿沟，其实是在剔除批评的理性支撑和专业要求，让批评只对感受负责，不对科学性负责。顺便说一句，有些懒于阅读又喜欢发表“看法”的批评家，就非常钟情于“媒介批评”。这种文学“嘉年华”式的批评，追求的是热闹，是娱乐效果，而不是理性的在场。 二是文学作品数量的急剧膨胀。现在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静态的书面文字，还有大量动态性的网络文字。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出现，使批评家在有效选择批评对象时，增添了很大的难度。可以说，任何一个批评家，要想把握当今的文学发展整体格局，几乎是不可能了。在这种困局面前，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会显得“片面”和“单一”，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一个角度来否定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关于作家的“代沟”问题，有些学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作家是以个性风格来体现自己创作的，根据出生的时间将作家们划入不同的群体，这是批评家的偷懒行为。你怎么看？ 洪治纲：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我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作家首先是人，而每个人都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他既有自己的个性气质和审美习惯，但也会受到成长环境、时代意志和族群文化的潜在影响。因此，研究作家的“代际共性”并不是为了否定作家的个性，它们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彼此共生的。事实上，我们的文学研究，一直强调作家的个性风格和气质，而对作家的共性问题尤其是代际层面上的共性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如果从文学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来讲，应该既关注作家的个体研究，也关注作家的共性研究，包括代际差别上的共性研究。 所以，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一书中，我反复强调，对作家的代际划分方式，不是将1950年、1960年等作为一个精确的代际划分界限，而只是将这几个年度作为一个具有弹性的时间过渡区间，来甄别不同代际之间的区别。其次，我着重阐释了代际差别与代际隔阂、代际冲突的相互关系，并努力辨析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两种差异的本质区别。再次，我还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了代际差别的文化成因。在我看来，影响作家的精神建构因素虽然很多，但集体文化、主导性意识形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所推崇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会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记忆，影响作家主体意识、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的构成，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制约着他们的表达技巧甚至话语方式。与此同时，作家们又会在具体创作中不自觉地彰显自身的代际审美观念，聚合各自的代际文化特征，从而加大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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