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中华读书报:小时候你对作文是不是很有兴趣? 余华:兴趣倒也谈不上。反正我一学期写四五篇作文都是“良”,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初中马上不一样了。读初一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叫韩晖,是个女老师,我的每篇作文都被韩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告诉他们写作文应该要像我这样写。到了初二,语文老师叫陈宁安,他对我的作文也比较赞赏。高中语文老师是何成穆。他使我一生中第一次“当官”了——让我做语文课代表。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比较大的“官”了。当时,有部电影叫《春苗》,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春苗小组”,由我发起的。专门出黑板报。 中华读书报:好像还编过报纸? 余华:对。当时有学工、学农和学军,像高中生学军,有时一出去就是五六天,学军期间要出《学军快报》。何成穆封我为《学军快报》负责人,然后让我招一个助手,我就招了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姬汉民,然后又招了一个会用蜡版刻字的,叫朱学范。因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当时还用了一个笔名,叫毕献文,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 中华读书报: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你们这一代作家,都受过很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您曾专门写了很多谈外国作家作品、谈音乐的随笔,是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写完之后,我又开始写一个长篇。但怎么写都不顺,后来就搁下来了。那时候是1996年,刚好汪晖去《读书》当主编。他约我为《读书》写点读书方面的文章,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当时汪晖特别喜欢,将这篇文章发了头条。后来这期杂志出来了,得到了一片赞扬声。结果我又陆陆续续给他写随笔了。我发现人在任何时间都需要鼓励的,鼓励很重要。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想写随笔,但是这么一鼓励,我就高兴地去写随笔了。 中华读书报:阅读在你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 余华:苏童对我的评价说是我记忆力好。其实我的记忆并不好。他说,我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东西他都读过,可他当初感觉很好,后来就忘了。我说我要是不写随笔,我也想不起来了,博尔赫斯的那个比喻,可以说是读到现在为止所有文学作品里面我最喜爱的比喻之一,写达米安死的时候,写他在荒原上消失的时候,“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干净的消失呢?博尔赫斯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语言简洁,所以我特意写了一篇随笔叫《博尔赫斯的现实》。 中华读书报:你对博尔赫斯的作品读得很透。 余华:他的东西,能看到的我基本上都读过。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编辑他英语诗歌集的乔瓦尼写的,其中说博尔赫斯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过去的旧诗作,他的所有修改都是不断地去除语言中的巴洛克的装饰性,表现出他对平常词汇的更多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博尔赫斯有这样一种本领,让我很羡慕。 中华读书报:你所读到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在你的随笔里所谈到的一些作家作品,常常游离于公众比较关注的作家作品之外,比如布尔加科夫,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余华:布尔加科夫是格非向我推荐的。后来我找到了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读完以后感触太深了,第一次发现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位文学大师。 中华读书报:读你的随笔,我发现你对很多作品的阐释,跟一般人的体会完全不一样。这是不是跟你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阅读方式有很大关系? 余华:故事人人都会编,都可以编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但是,同样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换一个人去写就不一定吸引人,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他没有捕捉到,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在我们认为不经意的地方,他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伟大来。 比如尤瑟纳尔有一部小说,她写人头被砍下来以后,头掉在地上,结果那个人头又安到脖子上来了。这是一个奇妙的小说,尤瑟纳尔作为一个好作家与差作家的区别在哪里?就像鲁迅写孔乙己来的时候,他要是腿不断,就不用写他走来,他腿断了,鲁迅就必须写,那么怎么写,他就用这种方式写——原来是用那双手走来的。尤瑟纳尔也一样,她写那个人的头被砍下之后,流了血之后,又安上去,这个人重新回来的时候,脖子上围了一块奇怪的红色围巾,这个象征着鲜血,这一笔,这个增加上去的道具,表达了文学中的他异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华读书报:你在阅读的时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不经意、不起眼的地方,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来判断大师的艺术水准? 余华:这好比我们建立了一个故事大厦,那个故事大厦是怎么建立的?应该是用砖砌起来的。你用的是什么砖?你用什么方法去砌?有很多人砌得歪歪斜斜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家,都是这样的,而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很多零之后的一,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读那些伟大的作品,经常在那些小地方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才是大师。 中华读书报:你在处理人的生命状态、确立叙事哲学的时候,很多成分来自这种精细的阅读? 余华:有一次,我跟苏童两个人在台北,《中国时报》编辑杨哲拉我们到一个很大的礁石上的茶座里聊天,深更半夜了,我们又都没有睡好,困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谈自己喜爱的作品。我发现我跟苏童所喜爱的作品在许多地方不一样,苏童就说了一句:余华喜爱的是很强烈的东西。我发现苏童说的是对的,我确实喜欢比较强烈的东西,而苏童是喜欢比较平静的,喜欢那种比较宁静的作品。我喜欢的作家,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福克纳,都是很强烈的作家,而苏童喜爱雷蒙德·卡佛,说实话我对这个作家不是那么喜欢。 中华读书报:你有一本随笔集专门谈音乐,你也公开地说音乐影响了写作? 余华:我觉得音乐在叙述上能给人许多的帮助。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了这种感受。我是1993年真正地迷恋上古典音乐的,我的全面的文学底子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艺术是相通的,所以欣赏音乐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快地进入,而且没有丝毫障碍。那个时候,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巴赫的音乐。 中华读书报: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尤其是整个叙述节奏的不断往返和重复,起伏和回落,都非常单纯。 余华:我非常喜欢这样。巴赫是这样一个作曲家,他是那个时代最世俗的一个作曲家,可是到了后来人的眼里他却是最神圣的。巴赫就是这样的。我尤其喜欢他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平均律》,音乐上的术语叫钢琴奏鸣曲;另一个就是他的《马太受难曲》。《马太受难曲》是一部大作品。两部作品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极其单纯,也极其有力。《马太受难曲》我听的那个版本有将近三个小时,大概里面的旋律也只有一首歌多一点,不到两首歌,翻来覆去,独唱,对唱,合唱,男声的合唱,女声的合唱,男女声的合唱,通过这种交换,你会发现充满了力量。这时你就会感觉到,单纯是非常有力的,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人的内心。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喜欢鲁迅,我就喜欢鲁迅作品中的速度,他的速度不仅存在于叙述中,叙述非常地快,迅速,同时也存在于阅读中,你能够一下子就进入了,感到就像是一把匕首插进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什么磨磨刀啊,晃一晃啊,吓唬吓唬啊,说一些废话,没那么多,直接就进来了。 中华读书报:在音乐里你其实感受更多的是跟叙述相关的那些节奏、速度? 余华:不仅仅这些。我为什么喜爱音乐,因为我认为音乐也是一种叙述性的作品。它和文学作品一样,是流动的。但是,我为什么更愿意到音乐里去体会一些叙述的美妙呢?因为你要是读《战争与和平》,去了解它的叙述结构,一个月都做不下来,脑子里会很乱,但是你要是听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也就是几个小时就听完了,而且你是在享受中听完的,很轻松地,你就了解了它的叙述力量是怎么产生的。 中华读书报:包括音乐,包括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你现在都在认真地欣赏和体会,并且还在这些方面写了大量的随笔。这些积累,会不会对你将来的创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余华: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因为我又重读了过去很多重要作品的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原著重读,包括《城堡》,我就是重读的,而且我的阅读感受有不少的变化,过去我迷恋的东西,有些我依然迷恋,有些我现在反思了。 (本次采访得到洪治纲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栏目主持人:宋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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