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金石丛话》

现在“碑帖”二字已成为一个语词，一般人总以为它是一个概念。凡是黑纸白字，供给人们临写的书法范本，都称为碑帖。碑帖是一种东西，碑就是帖，帖就是碑。其实，碑和帖是两种东西。

关于碑，我们已解释过，其概念大致已可明确。现在要解释这个帖字。从最初意义的帖，演变到碑帖之帖，这中间有几百年的历程。许慎《说文》给“帖”字下的解释是“帛书署也”。这个解释不太好懂，我们参考刘熙《释名》关于署字的解释，他说：“书文书检曰署。”清人王启原用现代语译解道：“书文书检者，题文书封面也。”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凡是题一切文书的封面，就是给它加个标题，称为署。封面是简牍的盖版，古人称为检。如果给帛书加标题，就称为帖。可知署是大名，帖是署的一种。帛书上的标题，大概也是加帖一条织物，故帖字从巾旁。唐徐浩《古迹记》云：“开元十九年二月，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王羲之正书扇书一纸，其是碧地织成。头一行，阔一寸，黄色织成。”云“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此所谓头，即是帖。但徐浩时这个帖的意义已有改变，故称作头了。

梁武帝萧衍像

梁武帝与陶贞白有许多书信来往，讨论书法，其中屡见帖字。陶书有云：“适蒙复给二纸，伏览标帖，皆如圣旨。”又云：“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又云：“臣近见三卷，首帖亦谓久已分本。”武帝书中有云：“今始欲令人帖装，未便得付来。”又梁中书侍郎虞龢《论书表》有云：“范晔装治卷帖少胜，犹谓不精。”以上这些帖字，都是在古人墨迹前加题署的意思。从“首帖亦谓久已分本”这一句看来，可知这个题署还说明此墨迹原件已被人分为数本，不是全璧了。

唐武后时，武平一作《徐氏法书记》，记载他见到的几卷王羲之章草书“多于其侧帖以真字楷书”。这是说有人在王羲之草书墨迹的每字旁边用正楷注释。这个帖字的用法是前所未见的，但意义还是出于题署。

从齐梁到初唐，都没有把古人墨迹称为帖的。计数单位一般都用纸、卷、帙。例如陶贞白书云：“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后又治廉沥狸骨方一纸，右四条非右军书。”梁武帝覆书云：“给事黄门二纸为任靖书。”唐初褚遂良抄录其在御府所见王右军墨迹目录，分正书五卷，草书五十八卷，都是取开头数字为目。如正书第四卷的内容为“周公东征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尚想黄绮七行，墓田丙舍伍行”。由此可知初唐时还没有给事帖、墓田帖这样的名词。但是，“正书都五卷”这个标题下有小注曰：“共四十帖”，而在“草书都五十八卷”下却没有注明帖数。这个帖字已从题署的意义演变为计数单位。正书五卷共收右军墨迹十四段，每段有一个题署，故曰十四帖。今本作四十帖，显然是误文。

大历四年(769)，窦蒙为其兄暨的《述书赋》作注，详记当时所存魏晋以来名家书迹，大多举其纸数行数，例如记王道子的书迹云：“今见具姓名行书一纸，凡七行。”也有用帖字的，例如记庾亮的书迹云：“今见草书五纸，行帖共八行。具姓名草书又一纸，十一行。”又记王志书迹云：“今见具姓名行书三帖共七行。”从这条记录可知三帖不等于三纸，因为总共只有七行字，而分作三帖，则一帖大约即是一段，也就是一个标题。

元和三年(808)卢元卿记录他所见官库中残存的王羲之书迹一卷，有标题曰：“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赠金紫光禄大夫琅玡王羲之字逸少书一卷四帖”。又一行曰：“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装”。据此可知，以一段为一帖，贞观时已行用了。

王羲之

开元十年(722)，何延之撰《兰亭记》，叙述李世民遣监察御史萧翼到会稽去， 向辩才和尚赚取《兰亭序》墨迹的故事。此文中用帖字，皆与前代不同。如云：“太宗以德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又曰：“顷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又曰：“贫道有一真迹，颇亦殊常。”翼曰：“何帖？”辩才曰：“兰亭。”同时人张怀瓘《书估》有云：“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据此可知当时以右军零星小札为偏帖，然则乐毅、黄庭等整篇墨迹，应该是正帖了。以上这些帖字，已纯然是个名物词，可以给它做一个新的解释：“凡古人名人书法之可以供人临写者，谓之帖。”这样用法的帖字，始见于开元或稍早一些，但在太宗高宗朝，肯定还未见。何延之文中所用帖字，都不是贞观年间文士的语言。

直到唐末（乾符中），张彦远作《右军书记》，记录了他平生所见王羲之书四百六十五帖的全文。其第一部分就是《十七帖》。张氏有小序云：“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二王书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稍异者，标为帖名，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这段小序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标题帖名是后人之事。我们现在查考帖字的用法，开元天宝间正在转变。从何延之的文章中，可以推测《兰亭帖》这个名称当时已成立。到张彦远的记录中，又出现了《十七帖》，可知他所谓“后人”，必指开元天宝以后。

碑是石刻，拓打其文字，以供临写。帖是绢素或纸本的墨迹，响搨（影摹）其文字，以供临写。碑本是黑纸白字，帖本是白纸（或黄纸）黑字。这是唐人所知道的碑帖之分。

《十七帖》

响搨是很费工夫的技术，而且从原迹影写出第一个搨本，再从第一个搨本影写出第二个搨本。辗转钩摹势必愈来愈失真。因此，有人仿刻碑的办法，把原迹钩刻在石上。据说唐玄宗李隆基曾把《兰亭序》刻在白玉石上，置于学士院中，打本赐朝臣。至五代石晋时，契丹入侵长安，此石为耶律德光取去。至定州，德光死，此石流落民间，为士人李学究所得。宋初，宋祁官于定州，访得此石，置于公库。于是有拓本流传，所谓《定武兰亭》也。

《兰亭序》的拓本， 已是黑纸白字，然而仍称之为《兰亭帖》，于是碑与帖的概念开始混淆了。南唐后主李煜曾汇编古代名家书迹，刻之于石，号称《澄心堂帖》，这是丛帖的创始。这部帖至今已无传本。宋太宗赵炅亦爱好书法，派人访购流失在民间的历代法书，编为十卷，淳化三年(992)刻于枣木版，秘藏宫阁中，只有宰相大臣才能享受赏赐一部拓本的恩典。这就是现在所谓《淳化阁帖》，简称《阁帖》。从此，历代有人编刻丛帖。明陈眉公刻《晚香堂帖》，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清乾隆帝刻《三希堂法帖》，于是帖字的意义又有了发展，凡是把许多名家的字迹刻在石上或木版上的，都称为帖。

《三希堂法帖》

碑与帖的第一义已经混同了。现在，我们要区别它们，只有寻找别的特征。我们可以说：碑上刻的是传记文，是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而刻的，并不是为了书法优美，供人临写而刻的，帖则是完全为了书法优美，供人临写而刻的。

宋《淳化阁帖》

唐《孔子庙堂碑》拓本局部

这一区别，本来很清楚，一说就懂。但是，由于碑上的字都是当时著名书家所写，刻碑的本意虽然不是为书法，可是到了后世，碑文已失去其作用，而字迹却为学书者所重，实际上这块碑已只有帖的作用了。例如虞世南写的《孔子庙堂碑》，今天我们只重视它的字迹，而不顾这篇文章的内容了。学习书法的人，临写《庙堂碑》，叫作临碑；临写《兰亭序》，叫作临帖，内行人还能做此区别，而一般人则统称为临帖了。非但如此，从宋以来，有许多人干脆把碑也称为帖，例如《石鼓文》和《秦泰山刻石》，都是碑，而秦少游在他的《法帖通解》中却说是《史籀、李斯二帖》。从此碑帖这个名词，几乎成为单一的概念了。

但是，到清代中叶，包世臣作《艺舟双楫》，竭力提倡书家要多临碑，少临帖。他以为碑字多篆隶真楷，有端庄刚健之气；帖字多行草，气骨柔弱。学习书法，应当从临碑入门，打好刚健的基础，然后学习行草书，不致柔媚无骨。他以为碑都是中原古刻，特别重视北魏碑的书法，因此他以碑字代表北派书法，帖大多是南朝文人的字迹，他就以帖字来代表南派书法。北碑南帖，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新词语，于是“碑帖”二字又产生了新的意义。我们说某人是临碑的，这是说他写的是篆隶真楷；如果说某人是临帖的，这是说他写的是行草书。

《大家小书 金石丛话》

施蛰存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

28.00元

施蛰存，原名施德普，字蛰存，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施蛰存生前曾形象地用'四扇窗户'概括自己的平生治学，'东窗'是古典文学研究，'南窗'是文学创作与编辑，'西窗'是外国文学编译，'北窗'是金石碑帖整理。施蛰存收藏的碑帖藏品大多数都属于'旧拓本'，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民国时期。施蛰存根据其收藏写出的这本《金石丛话》，追源溯流，深入浅出，是碑帖收藏与研究的必读书。

本书即将在各大新华书店、电商平台发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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